《村人散语话科苑：郭传杰访谈录》是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应中国科技史专家王扬宗、熊卫民、王聪的邀约访谈，按录音记录，整理而成，近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郭传杰在北京中关村生活了一辈子，戏称自己是一介“村人”。在40多年的科学人生中，郭传杰广泛涉及化学研究、科技战略、创新政策、科技人才、大学管理、科学传播等多个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见证或参与了我国科教战线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和实践，阅历了大量的鲜活故事。经授权，澎湃新闻选摘部分内容，以飨读者，转载时注释从略。
熊：您在那些年做过战略规划、学部、新闻等一系列的工作，一定接触过很多老一辈的大科学家。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您有些什么感触和体会吗？
郭：太多了！我常常说，我这辈子很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遇到的好人多，遇到的高人也多。特别是遇见高人这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遇的。近朱者赤，高山景行。你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因其人品学识、思维思想、耳闻目见的熏陶，定会受益良多。
聪：请您举些例子。
郭：好的。这些全是我亲见、亲闻、亲历的事情。前面已零散地说到过几位，如钱学森、周光召、王大珩、曾庆存，后边我还会陆续提到一些，在这里，我仅集中举几个例子吧，如果都要说，那就太多了。
（一）“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先生
因为学部工作的原因，我与何先生接触得比较多。她德高望重，直来直去，又极富幽默感，跟我们在一起时，常把我们当作小字辈。她极其平易简朴，穿着随意，总爱穿一件灰蓝色的外套，把头发挽起来，梳成个小鬏鬏盘在头上，不认识她的人如果在路上见到她，很难把她与“中国的居里夫人”这个称号联系到一起！
1996年6月初，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第二天温家宝同志要去看望何先生，让我们安排一下。我得知后，马上给何先生打电话：“何先生，明天上午您在家吗？”她答道：“有事儿吗？你要来，我就在家。”我说：“明天上午有位中央领导要到家里来看望您。”她问我是谁，我告诉她之后，她以一贯爱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又不认得他呀，看我这个老太婆干什么？”温家宝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没到国务院。我说：“您是大科学家呀！”一开始，她就是不答应，我磨了好久，她才勉强同意了，但加了一句：“实在要来，就去我所里的办公室，别来家里。”我很奇怪地问：“为什么呀？”她回答说：“老钱走了以后，我这儿连灰尘都没扫过。我不能因为有领导要来，还专门去搞卫生。”她说的“老钱”就是指钱三强，钱老是1992年逝世的，那时已经走了三四年了，家里的东西确实都没有挪动过，一切还保持在他生前的样子。见她这么执意，我们就把她的意见反馈给了中央办公厅，温家宝很爽快地，同意去高能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第二天早上8点多，家宝同志到了高能所，我陪他来到何先生的办公室。在一张旧沙发上坐了不一会儿，她忽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向办公桌后面的那排书架走了过去，并招呼我们说：“嗨，前两天我整理旧东西时，发现了老钱的一个笔记本，你们来看！”我赶紧起身，跟她走了过去，家宝同志和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同志也跟了过来。
她从书架上拿出一个小小的白皮日记本，打开放在办公桌上，指着一张图说：“那天很晚了，我们还在河南‘五七’干校的地里干活，发现天上有颗彗星。老钱马上放下铁锹，掏出这个小本，做了记录。你们看，这儿画的是彗头，这儿是彗尾，几点几分出现，什么时候消失，时间都标得很清楚。”家宝同志和我们都围在桌边，听何先生讲过去的故事。这时，家宝同志插了一句话：“这挺有意义的，您能借给我带回去看看吗？”老太太回答说：“借可以，你要还给我。”接着，她话锋一转，对当时在场的高能所所长郑志鹏批评起来了：“你们一说科研就向国家要大钱，几十个亿！你看，老钱那时在地里不也在做研究吗？”
这里有个背景，高能所里的大型科研设施 BEPC（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好后，精确测量了τ粒子的质量，取得了有世界影响的重大成果，但下一步要怎么干呢？经过调研，国内外不少高能物理学家建议再建设一个大型高能装备，叫τ-c粒子工厂，预计需要40亿元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因此，也有一些科学家持反对意见，何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这一番话，弄得郑所长虽然下不来台，但又不好说什么。
这时候，家宝同志趁机接过话题，对我们大家说：看！这就是咱们的老一辈科学家！他们不仅按科学精神做科学，而且时时为国家分忧，我们要好好学习呀！
接着，他搀扶着何先生回到沙发上坐下，继续说道：我这次来还有件事，就是要听听您关于如何发展我国高能物理科学的意见。中央的初步方针是六个字，叫‘不大搞，不断线’。不大搞，是因为我们国力有限，高能物理研究是个花大钱的事业，必须依靠国际合作。但是，又不要断线。如果断了线，没有自己的研究基地，我们的科学家会永远处于向人家学习的阶段，在国际上很难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等一会儿，我还要去光召院长那里，听你们院党组的意见。我们一起过去，好吗？说完，他搀扶着何先生站了起来。
这是温家宝第一次看望何先生的情形。他担任总理以后，先后去看过何先生六次，而且，都是在何先生中关村14号楼的家中。
熊：那个40亿元的项目后来延期了吗？
郭：不是延期，而是搁浅了，因为当时院里全年的经费也不过10个亿左右。不过，后来做了BEPC的改造升级，进一步拓展了它作为同步辐射的应用空间。
1994年在何泽慧先生家中
（二）数学大师吴文俊先生
吴文俊先生是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1957年，时年38岁的吴先生就当选了中科院学部委员60多岁还创造了机械化证明几何定理的程序—“吴氏算法”，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0年度）。
1991年5月初，我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在机场排队办登机牌时，发现吴先生也在前面排着队。一问，知道他是去莫斯科杜布纳研究所讲学，我是途经莫斯科转机，去布达佩斯开个会，所以同机了。巧的是，几天后回国的时候，我们又在莫斯科碰到，都将乘坐中国民航的同一航班。飞机本来是下午3点多起飞，但快到3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告知我们，这架飞机还在法兰克福机场大修呢，今天走不了。于是，我们这一航班的旅客就被送到了莫斯科河边的一个轮船旅馆上休息，当时我国还很穷，中国民航在莫斯科还没有自己的宾馆。那个时候，航空业缺乏竞争，所以服务也比现在差很多。我们在船上待了近18个小时，船上的大喇叭每隔一个多小时就喊一次：“飞机现在还没消息，大家继续等待。”整个晚上都是这样，你刚想入睡，大喇叭又响了，大家都烦恼得不行！年轻的旅客有的骂得很难听，但也没办法。
2006 年邀请吴文俊先生到“中国科大论坛”作报告
我几次去吴先生的舱铺里看他，发现他不是拿本数学杂志在看，就是像没事人一样眯着眼在休息。我问他：“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他慢悠悠地反问我：“呵，你着急呀？”我说：“当然！”“着急有用吗？”“没用。但是烦啦！”他又问：“烦有用吗？”“没用。”“是呀，既然没用，还烦什么！”看吴先生那样子，简直像个神仙！晚上9点多，他说：“急和烦都没用。走，我们去外边走走。”我们下了船，5月的莫斯科还有点寒意，我们沿着河岸边走边聊，远远看到前面河堤上有个小商店的灯还亮着，就想去买个面包。到那儿一看，啥吃的都没有。苏联解体就是在那年的12月，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正是它解体前的最后时段，经济濒临崩溃，食品极其紧张。没买到吃的，看见货柜上有几个八音盒，我们各买了一个，算是留个纪念。吴先生从来就是这么豁达、宁静、淡然，是位真正能够做到宠辱不惊的人，关于这方面的趣事多得很，就不说了。
（三）“才90岁”的声学大家汪德昭先生
汪先生是著名的水声学家，我国水声学的奠基人，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简称声学所）的首任所长。虽然“文革”期间被打倒了，但跟黄昆先生一样，他也是邓小平亲自点名“解放”出来的。“文革”之后，组织部门要他去做国家海洋局局长。他对我们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把我吓坏了。我只能做点研究，哪能做这么大的官！情急之下，我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求他帮忙，别让我去当‘官’，还让我留在中科院。嘿，他老人家还真批准了，这样，我就继续留在了声学所。”
他夫人是著名的音乐家李惠年先生，他们两位琴瑟和鸣，幽默达观，珠联璧合。我们都很喜欢去他家，因为总是笑声不断。汪先生听力不行，他说夫人是他的耳朵，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们俩总是紧挨着坐在一起，风趣幽默，让人流连忘返。那年，汪先生九十大寿，声学所在友谊宾馆给他祝寿，我代表学部也去了。他致辞时，第一句话说的是：“我今年才90岁……”一开口就逗得满场哈哈大乐。
（四）李约瑟的老朋友汤佩松先生
汤先生也是黄冈浠水县人，我们是同乡。他家和闻一多的老家更近，都在浠水巴河的望天湖边。他父亲汤化龙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做过众议院议长。汤先生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植物生理学，1948年成为中央研究院首届81名院士之一。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二分册的扉页上特别注明：“谨将此卷献给汤佩松和伯纳尔”，足见他学术地位之高。
汤佩松先生（1903—2001）
新中国成立后，汤佩松任中国植物学学会理事长、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家也在中关村。汤先生生性乐天，极其幽默。我作为老乡，第一次去他家时，他就开玩笑：“我可是皇亲国戚、恶霸地主啊，你还敢来看我？！”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父亲是民国第一任议长汤化龙，他有个叔叔在浠水土改时期作为恶霸地主被镇压了，他的夫人郑襄女士是宣统皇帝的老师郑孝胥的孙女。我女儿梦娟也是学植物生理学的，1997年启程去美国读博士之前，我曾带她去拜访过这位老前辈，他非常高兴、热情，并拿出他最后一篇植物学论文的预印本送她做纪念。已年届94岁高龄的他，在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下“送梦娟小妹存念。汤佩松”几个字。
第二年，他因病住在北大第一医院。有一天上午我去看他，刚进病房，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看见了没？”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对面墙上有一大片还没擦干净的血迹。我不解地问：“这是——？！”他呵呵大笑，说：“我昨天晚上的成绩！我半躺在这儿，突然喷出一口血，居然喷到墙上了。怎么样？我这个老运动员还行吧！”病到这个程度，他居然还拿自己开玩笑，我真是既感动又敬佩！
平时，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有一次，我听说过一点他关于植物中水的上升机理研究的故事，找他求证，他原原本本地跟我讲了。他说：“那还是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事。我和王竹溪都是湖北老乡，在昆明时住得很近。有一天，我们一起聊天，这里没研究条件，搞不了实验，可总得琢磨点东西呀！他搞统计物理，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在昆明时期是杨振宁的研究生导师。于是，我们一个搞植物的，一个搞物理的，就一起想了一个研究问题，有的植物长得那么高大，甚至100多米，可树中间的水分是怎么升到树梢上去的？在那之前，还没人想过这个事儿。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讨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水势’，还弄出来一个公式，写了一篇文章，1942年在美国的《物理化学杂志》上发表了。此后很多年，我再也没想过这个事。直到‘文革’刚结束以后，我在70年代末的时候接到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植物学大会的邀请函，就带了个小团去参会，那时还很少有中国科学家出国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大会日程上，我看到闭幕式上有个议程，是给两位美国科学家颁发论文奖，因为他们不久前解决了植物中水的上升机理问题。进一步一看，他们的思路和结果居然与我们20多年前的那篇文章差不多。我觉得纳闷，就去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那一期《物理化学杂志》，并把我们那篇文章复印下来，交给了大会主席。在闭幕式上，主持人宣布了这件事，取消了这个奖项，原本应该登台领奖的那位科学家也发了言，说他们没查阅那么早的文献。这时候，全场上千位会议代表起立，给中国科学家长时间地鼓掌。”
他说到这儿，我插话道：“汤先生，您和王先生为国家争了大光呀！”他很平静地微笑说：“那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简称理论物理所）的刘寄星研究员将这段佳话，从生物学家与物理学家亲密合作的角度，写了两篇长文，发在了《物理》杂志上。
（五）两弹元勋彭桓武先生
郭：彭先生祖籍黄冈麻城县，和我也算是大同乡。彭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还是光召院长的研究生导师。他们两人关系很好，光召对彭先生特别尊重。
我怎么知道的呢？2009年5月15日是光召80岁生日，学界不少人建议开个学术研讨会给他祝寿。我和王玉民受托，于春节前去他家商量这个事。顺便说一句，光召在中科院当领导时，我从来没去过他家，也不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他离开中科院以后，我们春节前一般都会去看看他，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家住在哪。当玉民刚开口提及过生日的时候，光召就决然地打断了玉民，说：“不要搞！不要给我搞这种事情！”在我们再三说明“中科院内外很多人都有这个期望，您已经退了，院士们在80岁的时候一般也都会有这个活动”等等之后，他才很勉强地同意了。但是，他又特别明确强调：“只以理论物理所的名义开个小会，规模绝对不能超过彭先生的那一次！”
彭先生20世纪30年代留学英国，师从国际物理学大师 M. 玻恩（M. Born），博士毕业后，又与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一起工作，33岁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那期间，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我和我杰出的中国学生彭，在一起尝试改进量子场论……”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这样描述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彭先生回国后，有记者问他：“您在国外学术界有那么高的地位，为啥还要回到这么穷的中国？”他生气地反诘：“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李政道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他：彭先生“是一位真人真学者，我非常敬佩他”。
彭先生为人十分谦逊、随和、有趣。关于他的趣闻轶事有很多。有些传闻，如背个旧书包，经常在海淀黄庄三角地那儿看人下棋，曾有过被派出所民警“过问”的误会，等等。我曾当面向他求证，问过他，他笑而不答，既不说“Yes！”也不说“No!”。1995年10月，国庆节刚过，6日在京西宾馆开院士大会。5 日下午，我在宾馆大门口看见彭先生一个人乐呵呵地从大街上回来，就问他去哪儿散步了。他朝东长安街方向一指，带点豪气地说：“天安门广场！”我一惊：“您一个人坐公交去的？”他更自豪地说：“走去走回！”我望着这位脚穿球鞋，年已八十的科学老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他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拆开摊平了的香烟盒纸，指给我说：“看，这是我刚才返回的路上走到西单时，冒出的一首诗，记在这儿了。”这就是叱咤科坛、德高望重的彭公！后来，这首诗被收入了他的诗集《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
（六）没有勋章的元勋杨承宗先生
郭：再讲一个，就是杨承宗先生。他是又一位对名誉地位极其淡然的国之栋梁。早年，他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莲娜·约里奥-居里研究放射化学，1951年秋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当伊莲娜的丈夫得知他谢绝了法国科研中心年薪55万法郎的聘请，决意要回新中国时，十分赞赏杨承宗，并请他吃饭。席间，他托年轻的杨承宗给毛主席带口信：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他回国后，经钱三强将国际友人的重要建议转告给了中央，这对党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初决定要研制我国自己的原子弹，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件事，他从未对别人说过，直到三十多年后，在青海湖边西海镇要建原子城纪念馆时，这件事才在馆里公开于世。
20世纪50年代，当中央决定研制我国自己的原子弹时，是他带领学生从上千吨铀矿中，分离出1公斤武器级铀235，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提供了核燃料。在实验过程中，因为出现了意外，他为了保护其他人而一只眼睛永久性失明。杨先生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并于1958年在中科大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放射化学系。他是我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他的学生后来也有不少当了院士。可以说，他为“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贡献和巨大牺牲，但遗憾的是，由于阴差阳错，他既不是院士，也不是“两弹一星元勋”，没有获得过任何名衔荣誉，的的确确是位没有勋章的大功臣。
在去中科大之前，我就认识杨先生，对他的高格人品和低调作风特别钦佩。他家原住在中关村北区3号楼，在化学所西大门附近，那个房子很破旧。有一年，院里计划对中关村拆迁改造，当时对院士和老红军都有优先考虑，但不包括杨先生等不是院士的许多老科学家。一天傍晚，我去他家，想听听他的要求和建议，他还是同平时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很少说话。他女儿很激烈地向我反映诉求时，他还两次打断她的话说：“听组织的吧！”后来，我向分管此事的院领导提出，应该考虑杨先生的情况。开始有人还说：“他不是院士呀，怎么能考虑？”我说：“他的功绩我们又不是不知道，越是不吵不闹的人，我们越要主动为他考虑，再说，他也是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论级别也符合条件呀！”经过努力，杨先生终于也搬进了新的院士楼。
2006年与杨承宗先生交谈
有一次，我从合肥回来去他家看望，正好他也是一个人在家。我坐他旁边聊了一会儿后，不禁轻声问他：“杨先生，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大事，有这么多大贡献，却什么荣誉也没有过。您心里有没有过一点点不平衡？”他很坦然地看着我说：“最初的时候吧，好像也有过那么一点点。但是，说实话，很快就过去了，没挂心上。事情吧，只要有人做了就行，至于谁做的，其实没那么重要。”然后，他又笑着对我说：“实际上，我已经占了便宜呢！”我对他的话十分不解，就问：“为什么？”他继续微笑着说：“你看，我今年96岁了，这身板还可以吧？如果很早就戴上了这个头衔那个光环什么的，成天忙这忙那的，身体很可能没现在好；如果因为没那些个身外的东西，又总是戚戚于怀，那我可能早就死了。对吧？”
说完，他爽朗地大声笑了起来。
杨先生就是这样，功高盖世，却平和无争。听他女婿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先做一套自编的健身操，然后听法语广播，对各种大事都很关心。比如中科院的和中科大的一些事情，他也都很了解。但是，他却极少提出批评，总是笑眯眯的，活像个“佛爷”。直到整整100岁时，杨先生安详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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