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长江水灾：研究一场洪水的多重维度

遗忘灾难的原因有很多。有时灾难发生在媒体很难报道的偏远地区；有时灾难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人们没有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有时灾难的后果不够严重而无法记录；有时出于政治等目的，灾难的真相被掩盖了。以上这些原因都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少有人记得历史上（或许）最致命的洪水。1931年，长江水灾发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受灾人口达数千万人。因此可怕的后果显而易见，农村和现代城市都被洪水吞噬。但是这次洪水灾情并没有被掩盖，有关这次灾难的新闻成为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有关这次灾难的故事在收音机播出，而有关洪水的图像被投影到电影院的银幕上。有一位试图更多了解这次洪水的历史学家很快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从定性到定量，从新闻到政府公告，从艺术品到音乐剧都有。这场灾难的历史并不难找, 它就隐藏在人们的眼皮底下。

1931年洪水期间武汉的街头，市民们站在水里做生意。《龙王之怒》插图，转引自《汉口水灾摄影》，武汉：真光照相馆，1931年

今天人们没有更好地记住这次洪水的原因之一，是它无法融入历史学家喜闻乐道的关于中国近代的故事。与1938年的黄河洪水（最接近的可比事件）不同，我们无法知道谁是这次洪水的罪魁祸首。没有人炸毁堤防以淹没土地，也没有军队在洪水范围内前进。1931年洪水的历史也被同时代的事件（例如日本对中国东北部的入侵以及中国中部的国共冲突）所掩盖。尽管这些政治事件给人们带来重要的长期影响，但对于居住在灾区的人来说，洪水的影响远大于此。洪水破坏了他们的房屋，破坏了他们的生计，造成超过200万人死亡。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要记住所有在洪水中遭受苦难和死亡的人，他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因为他们无法叙述自己的经历。历史决定了他们是大自然的受害者，因此与近代中国的故事无关。

中国历史学家并没有忘记1931年的洪水。有许多出色的书籍和文章试图解释当年的事件，以及在这一历史阶段经常发生的其他悲剧性灾难。没有中国学者的劳动成果，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同时，这本书希望通过提供新的概念框架并利用以前未使用的一手史料来充实有关洪水的持续学术讨论。洪水发生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起经历媒体革命的时期，因此关于灾难的史料一直在不断涌现。自从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以来，我发现了更多关于这次洪水的新材料，包括新发现的关于武汉洪水的许多照片。如今我们已经将这些照片作为中文版的一部分出版。这些视觉材料补充了来自中国记者、学者和政客的书面材料，以及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和救济人员的书面材料。

武汉街头的临时水上人行道。《龙王之怒》插图，转引自 《汉口水灾摄影》，武汉：真光照相馆，1931年

武汉街头的水上交通。《龙王之怒》插图，转引自《汉口水灾摄影》，武汉：真光照相馆，1931年

所有这些材料都有自己的偏见，因为每个观察者都在洪水中见证了他们自己特有的希望和恐惧。不过，这些偏见并没有阻碍我们对灾难的看法，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棱镜，可以通过其中激烈的争议来更好地观察社会。关于拯救灾难受害者的最佳方法的争议，有些人提倡慷慨地救助，而另一些人则说慈善机构将导致人们变得依赖；关于如何最好地保证洪水受害者生存的争议，有些人认为必须维护好社会和法律规范，而另一些人则同情那些能够竭尽所能找到食物和庇护所的人；关于洪水是什么也有基本的争议，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不赞同那些坚信洪水是由龙的愤怒引起的人。

这些争议缺少重要的声音。生活在陆地上的有文化的人对生活在水中的穷人提出了无数看法。洪水的受害者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使得这些人易受灾害影响的政治和经济进程，也将他们的声音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我们只能零散地找到其他人记录的一些句子。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相信历史学家会为没有发言权的人说话。这是一种可疑的口技形式，它只会导致历史学家的声音强行进入历史演员的口中。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对那些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的人保持同情心。为此，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世界，尝试辨别他们行为的逻辑，并与那些经历过类似情况的人进行比较。采用这种同理心的方法，我希望提供一个考虑到幸存者视角的洪水观。

当试图通过幸存者的眼光观察灾难时，有时我们必须质疑由有权势的人撰写的叙述，这些人声称对洪水受害者负责。中国内外都有大量令人钦佩的人参与救灾。人们奉献金钱、时间，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试图帮助有需要的人。尽管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我们的钦佩，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只关注他们的活动。否则我们会忘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洪水受害者自己采取行动求得了生存。当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生存时，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难民发现他们的活动受到乐善好施者的阻碍，后者自认为更懂得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还面临着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安全的人的反对，将洪水受害者视为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滋扰和威胁。在本书中，我试图质疑这两个对立群体的动机和策略，并展示洪水幸存者的创造力。

在发生灾难之后，我们经常看到两种代表性观点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危机引出了最好的人性——激发了慷慨和团结。另一种观点认为，危机引出了最糟糕的人性——激发了掠夺和剥削。实际上，这两个过程完全有可能同时发生。在1931年，当然可以见证人类活动的最佳和最糟糕的情况。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灾难的两面，尊重那些助人者和批评那些害人者。同时，我试图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办法真正地控制自己。看似有用的行动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人们受意识形态影响来判断救助计划，无论这些救助计划成功与否。规模巨大的灾难有时是无法克服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生存与否取决于病原体，就跟取决于人一样。

疾病生态只是自然影响洪水结果的众多方式之一。这场灾难既有近端的环境原因，即本书描述的洪水脉冲，也有终极的环境原因，它在长江河谷中盘桓了数千年。认识到环境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将洪水理解为自然灾害。相反，本书的目的是研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如何造就了可能发生如此可怕灾难的情境。我称这种互动为致灾机制。我希望这个概念将帮助学界更广泛地了解灾难的因果关系，使我们避免环境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致灾机制中。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的变化意味着那个时代的饥荒和流行病已成为过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满。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对环境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造，致灾机制正在演变出新的可怕形式。随着人为因素带来的气候变化和水利工程对河流的改变，谁知道我们能抑制龙王的愤怒多久？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英]陈学仁著，耿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3年4月出版，376页，98元

本文系《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作者陈学仁为中文版所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