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车战》：从“战车”视角解剖春秋军事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时代，战乱频仍，这是一个对于百姓而言晦暗的时代，但却是驷马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军队主体，并留下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场奇观。

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北大学者赵长征在其出版的新书《春秋车战》中即探讨了这些问题。《春秋车战》以《左传》《史记》等经典史料为纲，系统梳理了战车的发展史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史，从“战车”这一视角解剖了春秋军事。

《春秋车战》

值此书出版，《春秋车战》作者赵长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以“春秋时代的战争”为主题，共同解读春秋车战。

活动现场，赵长征首先为大家展示了春秋战场的主角——战车。春秋时期的战车，是单辕、两轮、四马的。前面一根很长的车辕，又叫“辀”。车辕的左右两边，各有两匹马，一共四匹，牵引着马车前进。车辕连着后面一根车轴，两者垂直相交。车轴两头各有一只轮子。车轴上面有一个车厢，车上乘三个人。中间的为御者，负责驾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司机。站在车左边的人称为“车左”，负责射箭，他的地位也最高，是指挥官。而站在车右边的人称为“车右”，负责近距离格斗。

春秋战车综合复原图

战车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战车的来源，有西来说，也有本土说。由于欧亚草原、西亚的马车起源远远早于中国，而中国的车又是在商代中晚期“突然”出现了成熟的形态，那么就存在这种可能：中国的马车，连同拉车的家马，都是由西方传入的。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的马车是由西方传入的，而另一派认为中国的马车是本土起源的。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资料过于稀缺，中国车子的起源问题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在新的突破性、决定性的考古材料发掘出来之前，“本土说”和“西来说”的争论，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出土文物表明，早在商代中国就已经有战车。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周武王更是发动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去翦灭商朝。既然战车早已诞生，为什么说春秋才是车战的黄金时代呢？

赵长征认为，首先，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左传》中，有许多关于车战的可靠记载。另外，考古发现发掘了很多大规模的春秋时期的车马坑。比如河南新郑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的几个大型车马坑，大坑中殉葬的豪华实用车辆达到20余辆、马40余匹。

综合这些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可知，春秋时期确实是车战的最高峰。在这个高峰之前车战有慢慢发展的过程，从商代、西周一直发展过来，车在战争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高，各国车战的保有量也越来越高。到了战国以后，车就失去了绝对的优势，步兵和骑兵开始兴起，不再有春秋时期那种独步天下的感觉，所以春秋可以说是车战的黄金时期。在战车的黄金时代，发生了许许多多精彩的战争，其中不少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而关于战车的衰弱，赵长征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战争地域的扩大和地形的复杂化。车战在中原各国兴盛，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北部有着大片的平原，适合战车驰骋。但是随着作战范围的扩大，战车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地形。北方的戎狄的山地，南方的楚、吴、越等国的水网，都是限制战车机动的因素。第二，作战方式的变化。追求战胜的现实主义军事思想也慢慢取代了崇尚道德、礼仪的传统观念，诡计和诈伪被正面肯定，战争的表演性被取消。第三，军队成分的变化。从西周到春秋前中期，贵族和上层平民才有当兵的资格。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兵员越来越多，大量的下层平民被允许加入军队。他们没有条件接受射御等专业训练，无法充当战车兵，只能充当步兵。

发布会现场

黄朴民介绍，中国史料中对于战争的描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诸如《高卢战记》等书，讲得非常具体，“比如坎尼之战，我们完全可以从记载中复原出步兵放在哪条线、多少重装步兵、多少轻装步兵、什么时候出击、骑兵放在什么位置。而我们中国的军事文化重谋略，在没有开打之前，什么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群英会。打的过程则非常简略，往往几个字就解决了——‘大破之’、‘大败之’。”

赵长征在书中即补全了这些历史记载中往往被忽略的细节。诸如考证了郑庄公对抗周桓王的繻葛之战中所摆的“鱼丽之阵”是怎样的阵型；“错毂”时怎样拼杀等等。

谈起古代战争时，我们印象中似乎总是“文质彬彬”，很讲军礼的。赵长征在书中写及：

春秋前期，古老的“军礼”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讲究的是堂堂之阵、光明正大的面对面决战，双方约好日期，各占一面，鸣鼓而战，战争具有一定的程式性，甚至礼仪性，不愿意使用诈伪手段。

但是，在维持礼义传统和追求实际胜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随着诸侯间斗争越来越激烈，战争越来越残酷，战败的后果越来越可怕，这种讲究礼义的作战方式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宋国的司马和公子目夷，就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到新的务实、求胜的战争观念正在成为主流。宋襄公不知变通、呆守古法，能够获得一些不通世务的书呆子的称赞，但却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灾难。

黄朴民也介绍，军礼中的很多内容其实是儒家按照他们的想法，或者说后来的历史学家是在儒家的道德概念的情况下重新建构的，实际上古代的战争同样是很残酷的。另外，军礼的推行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军礼的传统，“为什么是退避三舍，因为人家主动退却的时候，你可以跟踪最多的距离就是三天的行军距离，每天也就是三十里路。”

春秋时代浩浩荡荡已成历史，但我们仍应牢记古代的尚武精神，不要忘了我们的民族的少年时代是粗犷的，是进取的，是阳刚的。“春秋车战也正是这个时代很好的写照。”黄朴民说。

据悉，《春秋车战》的作者赵长征是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师从文学史家费振刚。除北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外，业余时间，赵长征也向大众普及文史知识，2021年，他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春秋车战》。赵长征阅读了大量的军事书籍，并先后在《文史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周郑繻葛之战与“鱼丽”之阵》《春秋车战中的单车战术》《说车轼》《〈孙子兵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管见》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