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谱系中，批判的对象聚焦于作为文本的文化现象或作为内容生产的媒体行业，意在揭示以作品、节目或媒介机构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隐喻。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文本中心范式”显然无法回答技术语境中新的文化图景关系。拉图尔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巴拉德提出新物质主义，米勒强调人工制品的物质文化意义等，都承认物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将反思视角定位于影院的空间话语生产及其权力隐喻，将反思路径从大众文化的内容性生产维度转移到外在的物质性生产维度。本文关注空间、权力、气氛和审美等关键词，挖掘影院文化空间的审美症候，进而反思消费空间审美资本主义的文化迷思。
电影院
一、消费空间生产的物性转型
晚近以来，学界关注空间及其文化生产，空间文化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公共话题。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意义的生产，认为空间是一个生产各种彼此联系和渗透关系的社会概念。“空间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之间一组关系，任何空间都隐含、包含和模糊了社会关系。”（H. Lefebver,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blackwell, 1991, 83）“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动态场域，它是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主要载体。”（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85）列斐伏尔认为，当下社会空间的不断重构，空间生产从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慢慢衍变为生产资料，能够生产出巨大价值。从这个视角来看现代消费空间，就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建构，更是符号化的空间塑型与隐喻，下面我们拟基于现代影院空间的物性转型展开具体剖析。
在影院兴起的早期，看电影是一种新式且时髦的高雅休闲方式，影院往往是一个城市空间中的地标式建筑，同时也是城市的文化名片和符号象征，如很多老电影院都承载着某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和变迁，成为城市文化和城市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现代性进程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影院通过对外在空间的物性关注，建构出与过去不一样的空间体验，带给现代人不一样的休闲体验。从早期的电影茶馆到露天影院再到现代电影院和3D、IMAX巨幕影厅，影院空间在不断发生变化。影院空间的物性转型，空间的物性因素及其文化意义日益成为影响现代人审美体验的重要因素。
现代影院空间的物性转型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从内在的空间景观设计来看，现代影院基本都是走品牌路线，努力将自身打造为具有商业和娱乐休闲功能的摩登空间和社交场所。从空间的布局来看，现代影院基本上都划分为大厅、售票处、放映厅、走廊和休息区等公共区域，大厅亮堂宽阔，走廊笔直纵深，松软的地毯贯穿始终。影厅内灯光色调偏柔和色系，LED显示屏、海报、液晶屏等，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审美和视觉需求。从外在的空间布局来看，现代影院往往与商圈形成捆绑关系，购物、餐饮、娱乐和休闲等元素环绕在影院周围，如万达电影、中影星美、联合院线等。影院成为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影院空间在个体的消费行为中实现语境和文化意义重构，而个体通过消费影院空间的物之意义，得以重新建构身份意识和文化关系。
在消费时代，走进影院日益成为现代个体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解放和超越的主要方式。影院空间中的昏暗色调，营造出现实缺失、环境抽空的氛围，隔绝了个体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外在的人与物被遮蔽，个体从现实中隐退，仿佛陷入了梦境。影院空间的物性设计打造了一个梦幻般的空间场景，一个与日常工作环境不一样的体验天堂，它模糊了生活和休闲、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可以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休闲体验。现代影院的物性转型有着特定文化意义的空间场所，物的文化性使得影院空间的各种设计和布置，都被冠之以文化之名，空间甚至成为一种梦想和一种美学理想。影院空间所具有的群体性气氛效应，很容易使个体获得情绪和精神上的满足。
物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其物质材料属性，而在于它与文化意义与身份意识相关。物一旦进入消费领域，就不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成为消费品味和文化意义的符号表征。笔者以为，以影院为代表的现代消费空间技术性因素与物的设计所营造的仪式感，实际上也是消费者构建身份意义，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当个体走入某一个消费空间场所，就意味着选择和消费空间，这也反映了作为空间从客观物到符号物的转化过程。
二、气氛与消费空间的权力话语隐喻
随着影院空间的物性转型，影院成为一种具有仪式感和认同感的独特空间场所。影院的仪式感和认同感因而衍生出空间的独特气氛，给观者留下独特印象，建构主体与空间场所的“亲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构成空间代表性的“物”就成了文化认同的载体，进而形成主体“我在这里”“我喜欢这里”“我认同这里”的独特情感体验。下面，我们将沿着德国美学家波默的“气氛”概念，进一步探讨以影院空间为代表的消费空间生产及其权力话语隐喻。
波默认为，只有当我们通过自身的在场参与到空间活动中时，气氛体验才会出现。气氛环绕在身体周围，它不是被动地被经验，而是主动感染主体。“气氛对主体而言是作为侵袭着的力量而被给予的，气氛具有的趋势是，将主体带入某种特征性的情调中。”（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91页）在波默眼中，气氛是一种空间性的感觉或情绪，是基于身体在场、情感震动而来的一种空间感。气氛与身体相关，可以理解为特定的场所空间所弥漫出来的特殊情调，强调身体在空间场景中的亲历性感知，如城市气氛，影院气氛，商场气氛、艺术馆气氛，博物馆气氛，等等。气氛对身体亲历性的强调，也可以说是对鲍姆加通将美学定义为感性学思想的延续。
气氛是消费空间独特格调的体现，也是空间风格和品味的象征。消费空间建构自我的风格和格调，有着不同于其他物理空间的独特气氛。商家利用弥漫在空间中的气氛，激活主体情感意识和感知系统，引发观者的兴趣，使观者对空间产生感应与共鸣。在消费空间中，个体受环境影响形成共同的情绪体验，其中不仅有复杂的心理机制，也有着空间气氛的感染机制。正是通过这种心理机制和感染机制，权力合理地隐藏在气氛中，潜移默化地对大众实施规训。权力是一种施加给他人并规训他人的关系，空间气氛就是权力实践的重要场所。现代社会权力的体现具有弥散性和隐秘性特征，现代空间的构造设计、品牌打造和气氛营造等，都体现出权力的运作和渗透。现代消费空间是审美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博弈与融合，同时也进行着权力文化的生产。
首先，通过空间景观影响和控制身体，这是一个权力施展的过程。在消费空间中，身体往往成为权力施展的对象，成为被规训之物。如在影院空间中，银幕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它使身体进入想象性空间，是观者产生认同的镜像空间。通过银幕的想象性空间建构，使观者从客体的观看转向主体的认同，进而实现银幕作为空间审美装置的认同功能。银幕空间是镜面的“他者”空间，是“窗”与“镜”双重编码的叠合空间。“窗”将“他者”展现在观者面前，“镜”把观者的主体性与“他者”联系在一起，展现主体的想象性认同以及与所见之“窗”所呈现出来的想象性关系。
其次，在消费空间中，个体实际上是被遮蔽的权力话语所引导和支配。通过营造梦幻体验吸引消费者，使大众获得愉悦体验，这是消费空间的主要目的。现代社会个体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而商家在空间中的各种贴心和舒适服务，会让观者的压力得到释放。商家将权力渗透到消费空间中，通过隐性的形式来控制大众的消费欲望，使大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空间消费及其带来的休闲体验。消费空间通过特殊的话语策略，在技术、审美和品味包装策略上进行意义传达。空间被塑造成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符号，成为身份的象征和隐喻，成为阶级分化的隐喻。
当资本作用于空间并与审美相关联时，空间在形式上便会变化，进而转变为空间资本，形成空间拜物教。杰哈利写道：“商品拜物教中最重要的就是挖空商品的意义，藏匿真实的社会关系，通过人们的劳动将社会关系客体化于商品中，然后再使虚幻的/符号的社会关系乘虚而入，在间接的层面上建构意义。”（杰哈利：《广告符码：消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拜物现象》，马珊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1页）可以看到，消费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对这些社会关系以及空间氛围的体验和占有，使个体与空间的真实关系被隐藏起来，这正是一种空间拜物教的体现。大众被建构出来的空间所迷惑，权力也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个体的意识之中，形成对个体的隐性控制。
三、消费空间的审美资本主义批判
通过对影院空间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包括影院、购物广场等的消费空间中，现实关系被景观遮蔽，空间气氛传达出优雅和有品味的生活隐喻。消费时代的空间生产不再是商品制造，而是商品的符号生产。空间的审美气氛转化为审美资本隐喻，成为对有品味的生活方式的宣传和鼓吹。因此，应当立足于审美，对空间气氛背后的审美资本隐喻展开批判性反思。
消费空间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真空”空间，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话语空间。空间话语中隐现着无声的权力压制和操纵，体现着景观、媒介与权力的合谋。大众看似是自由的休闲体验，但却无时不身陷权力的话语包围中。权力弥漫在文化空间中的一切景观秀中，如时尚的商品、梦幻的气氛等，都会让自体不自觉地陷入景观编织的话语憧憬中。消费者迎合空间的时尚和品味预设，便会逐渐远离自我的真实需求，导致个性的沦丧。空间景观成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原本属于人的文化反过来成为控制人的手段。
在鲍德里亚的符号经济学视域中，消费是一种符号化的操纵活动。商品被打上了符号的烙印，所有的欲望和要求，所有的激情和关系，都被抽象化为符号隐喻或品味象征。消费空间参与大众的文化经验建构，也影响着大众的感知体验和品味建构。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引导下，消费空间在打造日常生活场景的基础上，赋予大众所认同的审美趣味和格调。空间设置可以让观者获得审美体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被建构的审美空间中隐含着看不见的话语隐喻。大众看似在享受高雅、品味的休闲生活，但实际上只不过是身处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文化”体验中。
审美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将资本合理地隐藏在审美之中，资本以审美的名义出现。墨菲和富恩特写道：“审美资本主义的审美去除了艺术的过度而集中了最好的艺术所显露的高尚、得体和谦逊。学会活在限度以内是一种巧妙的经济，一种比印钞票或用信用卡消费要巧妙得多的经济。”（墨菲、富恩特：《审美资本主义》，许娇娜等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6，2期）可见，在符号化的消费时代，出售的不仅仅是物本身，同时也意味着加入到对物的符号拥有的想象中。审美使日常的物具有观赏性和趣味性，而资本使人们能够消费这些物品。审美资本主义把物的功能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审美与资本巧妙地展开了合谋。
趣味和品味是阶级的产物，“有品味的生活”是相当具有诱惑性的话语，也是一种审美政治的话语隐喻。当品味披着审美的外衣进入日常生活，审美主义就被转换为一种审美资本主义，成为维持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方式和手段。阿苏利认为，“资本主义演变的特点在于捕捉例如美丽、娱乐、审美这些无实际用途的多余产物，并把它们转化成可以估价、可以买卖并能够覆盖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的价值。”（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页）根据阿苏利的观点，笔者以为，审美资本主义其实是从资本角度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种表述。在审美资本主义的光环下，商品同美学联姻，由此获得优雅和品味的身份标识。
将消费空间的审美化置入审美资本主义的考察视域，空间便不再是纯粹的审美表征，而是被“美化”和“合理化”的品味和价值观的表征。空间布局以及商品的摆放，营构炫目的审美气氛，弥漫出时尚和品味情境。空间格调和品味的建构，指向物之外的解放或超验世界。空间审美化过程中对物理空间的改造，其实是在空间中叠加各种权力隐喻，使空间成为一个更具隐蔽性的话语场。大众坚信自己是在享受有品味的休闲生活，是在经历高雅的艺术体验之旅。商品被成功地伪装成艺术品，纳入审美领域。消费披上美学的外衣，日常生活愈益被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
当商品与美学联谊，带来的并不是艺术的真正高雅化，反而是艺术精神的沦丧和堕落。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带来的绝并不是审美享受和解放，而是一种虚假的审美体验，实际上是反美学的。观者似乎是在自由体验优雅或休闲生活，但却只是将其视为品味和格调的符号表征，崇尚的是物的符号价值和意义。美的事物由话语建构出来，大众通过消费品牌而获得身份认同，品味也演变为对权威和资本的逢迎，最终形成审美品味绑架现象。品味绑架是对审美品位标准化的迎合，是品味独特性的沦丧，也是审美自主权的丧失，而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
（本文原载于《文化研究》第47辑，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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