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斯密”与“右翼斯密”的启示

在18世纪末期援引了斯密的人中，不仅包括自由派和激进的改革派，如米勒（斯密的学生）、帕雷斯、潘恩、边沁、孔多塞、西哀耶斯神甫（the Abbe Sieyes）、玛丽·沃尔斯顿（Mary Wollstonecraft），还包括皮特、伊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以及越来越保守的伯克。这些传承斯密思想的流派中，哪些真正代表了斯密自己信奉的思想呢？哪些从《国富论》中正确推导出了斯密对主导他死后政治论辩的那些问题（特别是关于穷人的问题）持有的观点？

最公平最合理的说法是，两个流派都代表了斯密遗产中真实的一面，但任何一方都无法宣称自己才是这份遗产的绝对传承者。“左翼”传承的是斯密对穷人坚定而一贯的同情，斯密著作中有许多迹象表明政府对这部分人群的偏袒是公正和公平的。“右翼”传承的是对任何形式的剧烈变革以及对政府实施社会干预（尤其是当这种干预涉及庞大的官僚体系时）抱持的怀疑。我倾向于认为，斯密对穷人的强烈道德关切，以及将穷人视为在地位和贡献上与社会上其他人完全平等的观点，会使斯密在后来的政治光谱中更偏向左翼而不是右翼，但这也是一种揣测。重要的是，两种对斯密思想的所谓传承也都必然是揣测。两种观点都有论据支持，但斯密离世太早了，我们无法真正知道他对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到底会持什么观点。在19世纪初人们认为不言自明的假设，即斯密当然会支持彻底的自由放任政策并站在穷人的立场反对政府的方案，完全站不住脚。最开始，既有“左翼斯密主义者”和“右翼斯密主义者”，就像后来既有“左翼黑格尔主义者”和“右翼黑格尔主义者”一样。这一最初对斯密思想的解读，恰恰反映了斯密生活在左右翼这一现代区分出现之前（法国大革命之前），以及斯密思想既微妙又复杂，无法轻易就任何政治事务得出教条化的观点。

“左翼斯密”遗产，至少和更为人熟知的“右翼斯密”遗产一样忠实于斯密的教义。我对前者深感同情，而且它们并没有如“右翼斯密”那样受人关注。那么，具体地说，就现今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左翼斯密主义者会抱有怎样的看法呢？

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另写一本书，而且作者还得是经济学或政治学专家，而我显然不是。我只能简单勾画，我认为这一答案应该沿着什么方向给出。作为我推荐的方法的一个例子，我将详细讨论一个当代社会经济问题，然后再简要讲述“左翼斯密”的提议可能有用武之地的其他领域。

试想一下，一个大型公司在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域内倾倒危险废物，会对当地环境造成怎样的破坏；或者一个大型公司占据地方劳动力市场主导地位多年之后整体搬迁到其他地方，这会对当地经济带来怎样的损害。在我曾经的居住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市（Pittsfield），这两项指控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都占了。几十年来，通用电气公司向胡舍德尼克河（Housatonic River）倾倒了大量六氯联苯（PCBs）及其他有害物质，但在1977年被曝光后，却拒绝做任何河流清理工作（1999年才与皮茨菲尔德市就某些清理工作达成协议）。在相当长时间内，通用电气公司一直是镇上劳动力的主要雇主（在20世纪50年代，该镇75％的劳动者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的雇员），在20世纪70年代，它将其大部分业务转移到了南方，使得地方经济陷入萧条和就业不足长达20年之久。

针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可以做些什么呢？反资本主义者会说，这种情况表明为什么资本应该归国家拥有或者至少应该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并且会谴责大公司在造成这种严重危害时表现出的“贪婪”。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式维护者会说，自由市场最终会自己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或者说之所以会导致这些问题，是因为政府监管太多而不是太少，而且他们有时还会赞颂运营电气公司和类似公司的人的公民德性。

任何立场的斯密主义者，都会首先把左翼对公司领导人的道德谴责与右翼对他们的赞扬，搁置一边。董事和主要股东并不是特别贪婪的人，不会比他们的大多数工人和那些抱怨他们做法的人更贪婪，他们也不是特别邪恶的人。我们不应该指望，他们会比任何其他经济主体更自利或更不自利。我们也不应该指望，那些通过法律控制资本使用的政治家会比股东们更不“贪婪”或更少野心。这一点应该就会让那些认为把资本置于政治控制之下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人心生犹豫。（例如某些国家的环境破坏问题，由政治家来指挥资本，往往会恶化这一问题而非解决这一问题）。在较小的社会活动领域，我们也许可以指望他人的仁慈及其他高尚德性，但在构成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大型匿名团体之间，则完全行不通。此外，广泛或持续的社会问题，如大公司造成的当地环境和经济损害，通常反映了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而不是个人的德性或恶德。

左翼和右翼斯密主义者，还应该都会愿意对因环境破坏和公司迁移而遭受困境的人产生充分的同情。斯密会很反感右翼想要把穷人的问题归咎于他们自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密本人竭尽全力让读者细致地想象，当他们的工资不足以谋生时，贫穷的工人如何被迫走向绝望，或是城市的匿名性为何往往会让贫穷的工人比富人遭受更多的苦难。当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这位声名显赫、生活优渥的作家，宣称“为了获得成功，穷人最需要的就是贫穷的刺激”时，我们不难想象斯密一定会对其展现出来的冷漠感到何等的愤怒；没有任何一个真正设身处地为穷人着想的人会写出这样的话。斯密关于穷人的著述从不会随随便便地谈什么“强硬的爱”（toughlove），即在自由市场中，穷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克服任何苦难。无论是《法理学讲义》还是《国富论》中，斯密对商业社会可能对其最弱势成员造成的伤害直言不讳。尽管斯密相信这些危害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他还是仔细分析了穷人如何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陷入比更原始的社会更大的教育劣势，并提出财富应该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再次分配，而且他也从未宣称让穷人自生自灭就是对穷人最大的爱。因此，所有的斯密追随者应该都会认同，尤为影响穷人的现代问题，诸如环境的破坏和工作的频繁更换，要求我们认识到穷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自己解决所有问题，要求我们向社会其他资源寻求可以帮助穷人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尊严和独立的方法。

其次，任何派别的斯密主义者都会同意，社会问题并不一定总要通过政府来解决。私人协会也可以提供帮助，有时甚至更为有效。在英国，工会的前身是被称为“互助会”的工人团体，为其成员提供某种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以及令人愉悦并广受欢迎的团体氛围。到1874年，参加这一协会的人数多达225万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从私人公司购买健康保险的只有6万人。我们并不十分确定，专注于从雇主那里为工人赢得工资和福利的工会，能够在一切方面改进如此大规模的自助行动。但是，现代工会也许可以提供不错的失业保险和再就业培训计划（也许还有不错的健康和人寿保险政策）。加入这些工会的工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公司搬迁的影响，甚至可以应对以暂时就业而非长期就业为导向（现代社会往往如此）的就业市场。如果在皮茨菲尔德有这样的工会，通用电气搬离造成的伤害会大大降低。有这些项目的工会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工人，从而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和政治影响力。

除了工会之外，为慈善目的而建立的协会有时也是有用的。在帮助私人慈善协会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斯密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他对中世纪教会和富有地主的善意持怀疑态度，指出他们如何利用善行建立起受援助者对他们的依附关系，前者要确保穷人听从其宗教教义，后者使贫穷的依附者成为其私人军队的士兵。但是，除了教会和私人的慈善组织外，斯密对其他大型非政府援助来源一无所知。今天我们有大规模的世俗基金，其资金完全来源于富人的捐赠，但其运作完全独立于这些富人，也并非为他们的个人荣耀服务。某些类似组织确实帮助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还有更多组织能发挥这种作用。左翼人士通常不希望私人组织承担这一角色，他们认为这些援助应该由政府提供，这是穷人和被压迫者应享有的权利，他们担心如果让私人团体帮助这些人群，政府就会放弃本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像“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这样的左翼基金会，更倾向于资助公共问题研究，而不是资助解决问题的项目。但这种坚守原则适得其反，因此与斯密那种吸引人的现实主义立场不符。为什么就不能使用一切手段来解决问题呢？如果这意味着福特基金会必须投入一些资源，建设自己的低收入者住房、自己的学校或提供自己的健康或失业救济计划，那么就这样做呗。也许私营项目会成为政府项目可以怎样做的典范，或者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将成为政府不该怎么做的教训。即使是后一种情况也是有用的，因为失败的私人实验会比国家启动的计划花费更少，也更容易取消。

我们在左翼和右翼斯密主义者之间能够找到的最后一个共同点就是，如果政府确实需要采取行动，那它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市场进行运作。污染排放配额——每份危险品排放的成本，可以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或出售——优于禁止排放超过一定数量指定物质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必须由一个复杂而运作缓慢的官僚机构加以执行。如果类似的东西（“裁员配额”？）可以用来解决公司大量裁员时造成的损害——如果每个公司每减裁一名员工，就得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成本也可以在公司间交易——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

从这最后一个共同点开始，左翼斯密主义者和右翼斯密主义者之间就可能出现分歧了。右翼斯密主义者指望自由市场本身来解决环境和就业问题，并可能认为现有的政府规制只会使问题恶化。他们可能会说，为工人提供过度保护的法律，会促使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从皮茨菲尔德（Pittsfield）搬离到政治环境不那么严苛的城市。[4]政府更多地取消类似的规制，市场的无形之手就越有可能照顾到每个人。

左翼斯密主义者拒绝这种过分自满的态度，过分信任看不见的手能解决所有问题，忽视了具体情况的具体特征，其中包括使得通用电气公司这种大公司得以出现的法律和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已经违背了自由交换的基本原则。左翼斯密主义者会认为，通用电气公司得到了过多的保护，不受风起云涌市场的太大影响，也无需像成千上万的小公司那样担心能否雇到足够员工。左翼斯密主义者还可能会借鉴斯密本人已经意识到的，雇主与雇员之间以及大股东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失衡。与此同时，与反资本主义左翼不同，左翼斯密主义者希望，（a）重视政治主体在认知和道德方面存在的局限，从而避免在商业领导失败时寄希望于政府能取得成功，（b）通过一般法律而非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官僚解决问题，（c）努力将这些法律基于既有的结构，（d）努力解决导致当前问题的潜在因素，而不仅仅是这些问题本身。那么左翼斯密主义者可能会提出什么建议，以处理通用电气公司对皮茨菲尔德造成的这种损害呢？

这里存在三种可能性，依据其偏激程度的递增列举如下：

（1）左翼斯密主义者可能会提出一个工厂关闭法，以现有立法为蓝本并加以扩充，尽量减少像通用电气这种大公司的搬迁可能对当地经济造成的冲击。我们现在有一项最低限度的工厂关闭法，要求在关闭之前提前60天通知；可以增加一个要求，所有下岗工人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赔偿，作为失业保险金，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直到找到新工作为止。（事实上，各类斯密主义者也许应该都乐意看到，失业保险的负担能够从国家转移到私人部门：最好能促使直接负责裁员的人不这么做。）或者，如果一个公司制定了合理的就业再培训计划，就可以减少这笔赔偿的支付。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因而也许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定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无故开除了一个员工，就要把工人工资的一定比例支付给失业保险。如果每个被无故开除的员工都能得到赔偿，比如其在公司工作期间累积获得工资总额的5％，那么这个保险金就能奖励其对公司的忠诚，同时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在同一公司工作了30年的工人可能会比仅仅在公司工作两年的另一个人，更难找到新工作。也许有人可能会要求补充一点，一旦工人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这种失业支付就可以停止，这将激励企业提供良好的再就业培训计划。

需要注意的是，对工厂搬迁问题的此种回应，（a）设置了搬迁的可预测成本，而不是试图阻止搬迁，从而承认了这种流动性是当前经济格局根深蒂固的特征；（b）通过简单的、一般性的且易于执行的法律解决问题；（c）基于我们社会中现有的法律和实践。下面的其他两种解决方案也是如此。

（2）为防止公司规模变得过于庞大，左翼斯密主义者可能会推动实施对现行反托拉斯立法的修正案：既会考虑某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可能享有的垄断地位，也会考虑到该公司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享有的垄断地位。在目前情况下，当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在审查公司合并是否违反反垄断法规时，只考虑合并对产品市场的影响。垄断者可以将价格提升到远高于市场价格，而反垄断法则关注大公司是否有能力对消费者实行垄断价格。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对垄断行为的界定相当细致，如果企业能够在某些当地市场阻止低价货物与他们的产品竞争，或者仅仅是阻止其与他们的某些产品竞争，都会违反反垄断法。但是，这仅仅关注了企业可能过度控制产品市场，没有关注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的影响力。

1898年，美国电气公司的工人在工厂工作。

然而，大公司并不仅仅对产品市场造成有害影响。它们也经常构成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特别是在当地，正是由于这种危害，厂址搬迁才会引发相关问题。假如某一特定地区受过训练的焊工有900个，某个公司可以提供其中800个职位时，该公司既可以控制该地区焊工的工作条件，也可以对整个当地劳动力市场施加影响：在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内吸引很多人接受训练成为焊工，同时也会吸引其他地区的焊工搬到这个地区。那么，如果这一公司突然整体搬离，就会摧毁整个地方经济。在一个工种上工作多年的劳动者往往无法轻易转行，也无法像流动资本那样随便换个地方。正如斯密所说，“人是各种行李中最难搬运的”。因此，一个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构成垄断的企业，可能会对那类在自由市场上无法自我保全的人造成各种直接和间接的伤害。

因此，减少大公司带来的危害的方法之一，就是依法在那些它们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垄断的地方阻止这些大公司的出现，或者要求这种潜在的垄断者为当地的竞争者留出竞争空间，就像大型媒体被要求以各种方式在当地市场为与之竞争的其他媒体的产品留出空间。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既防范垄断，又防范潜在的垄断行为，不仅可以保护工人的权益，而且还可以间接缓解我们提出的环境问题。企业之所以能够让地方政府取消或不实施环境保护法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对劳动力市场形成威胁。一个大公司只要单单提出它将搬离某个地方，就能让这个地方的市长、市议会、州立法机构等屈服，放弃实施该公司反对的某一项法律或法规。

另一方面，这一提议并不像第一条建议那样“干净”。虽然将反垄断法延伸到包括对劳动力的潜在垄断，也许很容易就能写入一般法律，但它将不得不由并非完全透明、也并非可完全预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加以执行。斯密主义者，应当谨防任何需要依赖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其自由裁断权的法律法规。任意裁断或腐败很容易潜入享有自由裁量权的机构中，而且这些机构的成员没有受到足够的公共审查使他们有强烈的动力保持公平和公正。因而，如果说让联邦贸易委员会去监督劳动力市场的过度控制符合斯密的思想，那只是因为它是在现有做法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它能帮助弱者对付强者，但这并非完全符合斯密关于优良法律的标准。此外，有时情况可能是这样：只有当一家公司规模扩大到足以形成垄断，才会有资本愿意冒险在某些领域投资（正如只有垄断者才会冒险制造某些产品一样——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斯密本人愿意授予某些公司暂时的垄断权力）。因而，斯密主义者，即使是左翼的，也要非常小心，这项提议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形式。也许可以把它与第一项提议结合起来，这样，只有（或者特别是）那些形成劳动力市场垄断的企业，才必须接受工人失业保险的相关要求，或者提供高于其他企业的保险金。

（3）第三种可能性涉及重新安置工人以外的问题。股份持有量或员工人数超过一定规模的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要求建立自己的两院制管理模式，其中一个议事厅由职工代表和企业所在社区代表组成，而另一个议事厅仍然由股东组成。第一议事厅可以确保公司内部工作人员获得公平待遇，而且可能会比外部监管机构更尊重公司的内部文化及发展需求，但必须同时包括工人代表和公司以外的社区代表，这样才能确保，（a）工人代表不会像“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closed shop）那样对付该地区的其他潜在雇员；（b）公司工人和股东利益与当地居民利益相左的议题——如公司引发的空气和水污染问题——可以在议事厅中得到讨论。某公司议事厅的社区代表，可以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或者从已经 选出的本地区所有公司的社区代表候选人中随机选择，或每个公司自行选择。

规定这类公司结构的法令，明确承认了斯密似乎非常清楚（但他的追随者经常有意忽略）的一个事实：就其与工人及他们周围社区的关系而言，大公司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实体而非“私人”组织。然而，这一提议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偏爱的方向。通过保留股东议事厅，它保持了行业的资本主义基础，保留了股票应掌握在私人手中并在自由市场上交易而不是在政府手中这一理念。工人和市民的议事厅只是制约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资本使用，减少一些资本主义带来的最糟糕的外部性。请注意，这是一类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公民共和主义的民主——民主在这里本身并无好坏，仅仅是为了制约非民选权力的滥用——这种自由主义的工具主义民主观也很具斯密特色。

让大公司以民主的方式承担责任，即使是以这种有限的方式，也是对现行做法的重大改变，但我认为这种变革很符合斯密关于良好制度设计的看法。两院制立法机构现存于美国的许多政治制度中，因而这一提议借鉴自一个古老的传统结构。它没有规定公司在事关工人和当地居民时应该如何行事，而是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结构，工人、社区成员和股东们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案例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因此，该提案尊重人类决策的特殊性，以及市场的力量在引领经济决策方面发挥的有益作用（在这里体现为对股东的各种激励）。即使采用两院制治理结构，不同的企业也会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在员工福利、工作时间、社区参与等方面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只是，利润下降与“罢免”选举都有可能会对这些决定产生影响。

这个提议也可以和上文的其中一个或两个提议结合起来——比如，只有那些有可能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垄断威胁的公司才会被要求实行两院制管理，或者，这样做的公司能够获得失业保险的减免。

这三个建议仅仅只是左翼斯密主义者可能倡导的政策。我在其他地方提议了一些世俗机构，可能会缓解现代城市社会的匿名性（这是斯密自己也承认的一个问题），并倡导抽签的回归，至少在地方政治中，要培养全体市民的政治判断力，抵制政治权力过度倾向于富人（甚至在民主国家也不例外）。[7]我想就这些建议做些补充，特别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政府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非常斯密式的事情来让消费者更了解产品，也让员工更了解潜在的工作场所。通过计算机收集消费者对公司和产品的赞扬和批评以及工人对工作场所的赞扬和批评的系统，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多少可以借鉴公司现在用来收集客户反馈的系统模型。然而，企业从来不会有兴趣向广大公众告知这一反馈的结果，而这样做的政府部门则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励企业提供高质量产品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并抑制企业产品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和企业对工人的压迫。此类常规机制要远比通过法律诉讼打击不良行为更为便利，而且考虑到现代社会的匿名性和规模都大大提高（这两者都为原先惩罚坏雇主和不诚实商人的口口相传做了掩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这么做。尽管像“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这样的私人实体有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非常零散，就像“消费者报告”本身一样——尽管建立一个部分收费的类似政府机构也可能是不错的主意，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仅靠私营部门，就能充分完成这项工作（毕竟，信息成本无法通过广告费进行偿付）。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通过任何个人或少数一些人会基于利益考量建立和维持的”领域，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是回报远大于成本的——在斯密看来，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干预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最后需要指出，为读者提供这样一个左翼斯密主义者可能提出的社会方案，其初衷并不是要推广这个菜单上的任何一个特定方案，而是为了赋予“左翼斯密”政治态度这一概念具体的内涵，以展示斯密如何能为左翼（以及右翼）所用。这一展示部分是为了敦促左翼人士学习斯密的政治和道德智慧，部分是为了敦促斯密的所有读者，不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能认识到斯密跨越政治派别的教义完全有别于特定的理想政体观。扎根于常识，重视想象和同情对于理解人类同伴的重要性，承认自利在大型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认识到一般法律和缓慢变革的重要性，以及对历史的不可预见性保持谦卑——这些都可以让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从中受益，对社会科学家以及仅仅只是对人性的运作机制着迷的人也同样从中受益。对人类保持纯粹的哲学兴趣（以及对政治变革的成功保持怀疑）确实是斯密著作最为倡导的。读懂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亚当·斯密的最好方法就是读懂作为哲学家的亚当·斯密：社会科学对于他来说，就像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一样，只是爱智慧的一部分。

本文节选自《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哲学指南》，[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著，张亚萍、王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