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博物馆古画鉴定的奥秘

陶喻之做客行知读书会。

上海美术史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样的？鉴定古代绘画，有哪些奥秘？

6月3日，新一期的行知读书会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陶喻之，带读者们回顾了上海美术史，并以明末清初画家、“四王”之一王鉴为个案研究对象，揭开博物馆书画鉴定的奥秘。而陶喻之对于技法、落款等方面的讲解，也让读者们对书画鉴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291年8月19日，上海以其海运便利为统治者从松江府析出设县，美术史上精彩篇章由此拉开序幕，”陶喻之介绍，当时因比邻江浙地区沦为割据势力战乱之地，惟上海独享安然，故而吸引众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跟本地士流和谐共处，赋诗作画，创作诸多传世文人山水和人物肖像画。

元 黄公望 《九珠峰翠》局部。

当时画坛领袖黄公望创作《九珠峰翠图轴》描绘上海松江地区九座山峰的无限春色，文坛翘楚杨维桢题咏“九珠峰翠接云间，无数人家住碧湾”，就不难想见昔日此地人间乐土般的人文生态环境。

诗人、书法家冯子振在《虹月楼记卷》中写道：“五茸三泖之邦人物，皆有澄秀之意象。”当时上海人就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皆有澄秀之意象”。

元代时上海的文化活动非常兴盛，出了很多书画名家，例如，既是画家又是水利家的任仁发、筑梧溪精舍于青龙镇的诗人王逢、上海青浦画家曹知白、寄籍上海隐居淀山湖的画家李升等等。此外，画坛“元四家”之一倪瓒也曾长期游学、游艺于松江地区，“元末三高士”杨维桢、钱惟善、陆居仁如今长眠于松江天马山。

明中后期松江地区崛起以董其昌为旗手的美术流派——云间派，倡导传习以上江南画家画风，是为南宗正脉，影响播及清初画坛“四王”而后不绝如缕。

明清包括上海在内松江地区繁盛发展基本面未因局部天灾人祸影响有所改观，加之得益于元黄道婆传播先进棉纺织技艺普及创收，任仁发等前赴后继开辟维护吴淞江、黄浦江等干流水利、海塘工程，确保农田作物旱涝保收，此间始终为“布衣被天下”而衣食无忧世间乐土所在。

随着各项事业发展进步，明清松江府出现欲与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相抗衡竞争态势，不少引以为豪的本土士流著书立说，言必“吾松”如何如何，大有不甘于吴后屈尊地位的意味。

就美术史发展而言，明中后期松江地区崛起以董其昌为旗手的地域美术流派——松江派（又称云间或华亭派），仿佛正是针对之前如日中天的吴门画派而来。

宏观回顾上海的美术史之后，陶喻之接着以明末清初画家、“四王”之一王鉴为个案研究对象，带大家了解古书画鉴定之奥秘。

陶喻之解读王鉴绘画

上海博物馆藏王鉴《仿董源溪山深秀图轴》与广东省博物馆藏王鉴《北固山图轴》构图高度相似而宛如“双胞”，两幅画谁真谁假？

陶喻之介绍，上海博物馆藏王鉴康熙元年（1662）作《仿宋元山水图页》十二开自跋曰：王时敏曾将家藏宋元名家真迹，嘱华亭陈明卿缩临一册，出入相携，视为枕中秘器。按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皆藏有王鉴、王翚等缩临宋元各家山水册作为自辅应用教材，董其昌题引首为“小中现大”。表明明末清初画坛集古大成蔚然成风，曾为董其昌耳提面命的王鉴自然不能例外。

王鉴像 取自故宫博物院藏清人绘《王鉴像》页。

王鉴于古代大家的艺术有着深切的领悟，能把握各家在图式、丘壑、笔墨、意韵等方面的主要特征，加以提炼，形成规范化的形式外象和表现语言，达到不求形似、妙得神髓的境地。

陶喻之表示，不排除明末王鉴进京和南下廉州时均曾身怀类似“学习教材手册”以图传移模写。 

清 王鉴《仿古山水》  册页  1666年。

“王鉴当年赴京，曾随身携带少量、有限，包括最为醉心传为董源、巨然和黄公望山水画作品的缩临摹本，并以此为底本或蓝本，忙里偷闲，悉心研创，替欣赏他绘画的长辈亲戚——堂叔祖王士禄之子、堂叔王瑞国画了《溪山深秀图》。”

上海博物馆藏的《仿董源溪山深秀图轴》画于戊寅(1638)，时年四十一岁。题“仿北苑笔意”，是将董源、巨然的布局结合起来，锥形山峦尤近巨然，重岭叠嶂，层层推移。然山形较为平板，墨色以淡墨为主，皴笔平缓和单一，尚缺乏灵动屈律之势。画风浑厚平整，极力追宗董源平淡的画格。

一年半之后，当他出京南下廉州途经京口江面，眺望满目风光北固山心情畅快，遂又用功临摹一本，即今名《北固山图》者，迅即为当时非等闲之辈行家里手识者索取。

清 王鉴 《北固山图》轴局部  广东省博物馆藏。

由于两图均非一般意义上带有个人随意发挥创作的意临，而是大体遵循摹本原作面貌高仿程度很高的对临，因而两图并陈，视觉上给人的观感和印象近乎“双胞”。

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博物馆藏《溪山深秀图》跟广东省博物馆藏《北固山图》，均为王鉴不同时间、场合创作，构图基本一致雷同，又有微妙差别而一稿所出有其所本的原创画作，不存在此真彼假或定有一假的疑虑担忧。

相反，从王鉴创作两图时间节点不难发现，前者为其步入仕途之初春风得意时期赠送亲戚习作，用“臣”字款印，可能就是这样的暗示。

而后者同样是作于脱离京城官场纷扰，官阶有所升迁心情愉悦舒畅阶段；尽管作品并不署明赠送亲戚好友，尽管他委婉表态：“久为案牍所苦，笔墨不知为何物。……拈笔写此，不问工拙也。”但陶喻之认为，王鉴自题字里行间显而易见透露、传递着他的喜悦心境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切不可因此误将其自谦之辞视同于画作必然为拙劣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