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创作能否被视作艺术？
从绘画到人工智能生成的播客对话，再到剧本写作，人们正在共同努力用计算机的自动化取代人类的创造力，同时摒弃我们所了解的艺术概念。《雅各宾》作者Luke Savage以2013年的电影《蒂姆的维米尔》（Tim's Vermeer）为例，讨论了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其背后所传递的理念。
在电影《蒂姆的维米尔》中，演员佩恩·吉列（Penn Gillette）记录了他的朋友蒂姆·杰尼森（Tim Jenison）如何重现17世纪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技法。为此，软件公司高管兼视觉工程师詹尼森开发了一系列复杂的方法，利用镜子和光线来复制维米尔的技法，重现其标志性的景深和色差。
《蒂姆的维米尔》剧照
詹尼森为复制维米尔1660年代作品《音乐课》（The Music Lesson）付出了许多努力，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詹尼森和吉列似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产生了误解。吉列滔滔不绝地谈论维米尔作品的“摄影”和“电影”特质，却没有抓住它那有趣和在抽象的维度上的本质，正如他激动地表示：“我的朋友蒂姆画了一幅维米尔的画！他画了一幅维米尔的画！”但这种复制不过是一种极其精细的数字绘画实验，一种美的衍生拟像。
两位演员将维米尔的作品视作一种技术、一种方法，并希望尽可能逼真地表现现实。在这种理解中，维米尔的作品并不涉及社会或文化过程，没有机械生产行为之外的灵感，除了具备摄影现实主义的特征外，维米尔的作品完全不具备其他目的。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有着相似之处。
Luke Savage指出：就像任何技术驱动的工业过程一样，人工智能可能最终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和物质影响。但归根结底，人工智能具备自19世纪以来驱动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即以更低的成本不断追求更高效的生产。这种发展对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是一种威胁。正如艺术家Molly Crabapple观察到的那样，像Stable Diffusion和Midjourney等现有应用程序已经可以根据文本提示生成详细的图像，而且几乎不需要花钱。“它们更快更便宜，”她写道，“虽然这些图像仍然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缺少灵魂。人工智能有时会画出多余的手指，在耳朵里画出肿瘤，但已经足够好了。这些图像可以用于书籍封面和编辑插图，那是许多插画家的收入来源。”
在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将变得异常粗糙：由电脑制作的假画也许会在加密货币或非同质化通证（NFT）等人为制造的稀缺性市场上出售、通过算法让虚拟流行歌星录制公式化音乐。最终，作者将被生成算法所取代。这些算法将对话和情节结构的差别不断减少，同时减少了作者的参与程度。在Luke Savage看来，人工智能文化的推动者错误地将复制视为创造，将现实主义和艺术表达画上等号。在这种概念中，创造力最终是一种机械的努力，每一种艺术：绘画、电影、音乐、诗歌，不过是颗粒状数据点的集合；毫不夸张地说，“艺术”就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
在被科技企业垄断的加速下，大众娱乐日益成为衍生品和算法生成“内容”的荒地——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新内容。在技术的帮助下，企业已经打磨出了一种僵尸化的文化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现有的知识产权（IP）被无休止地循环利用，并以续集、前传、重拍和拙劣仿制品等形式被大量生产出来。就人工智能代表的革命而言，它将完善这一过程，而这根本不是真正的革命。
虽然判定某种艺术作品是好是坏，是曲折而复杂的。但可以肯定地说，让一个创意过程变得更“有效率”并不等于让它变得更好。
艺术、音乐，几乎整个人类生活和思想都超越了睡觉和吃饭等基本事务，散发出一种本质或精神，这种本质或精神不能简化为机械的过程，无论我们决定如何称呼它（智慧、人文主义、创造力、灵魂）。从定义上讲，它产生了一些无法被量化或分类的东西。一幅画或一段音乐一旦被创作出来，就可以被分解成它的组成元素，这些元素反过来又可以被重新排列或重新配置，以产生其他的东西。然而，除非引入一些新的创造性元素，否则“创新”的结果将永远是一种伪造的复制。
引用文章：
https://jacobin.com/2023/05/ai-artificial-intelligence-art-creativity-reproduction-capitalism
西方工作场所的监控争议
2020年9月，Vice杂志的一名记者发现，亚马逊公司正在为其全球安全运营部门（GSO）招聘两名“情报分析师”。分析师将使用数据分析及其他工具来检测并抵制针对亚马逊公司的“劳工组织威胁”和其他政治反对行为。这种无处不在的员工监控引发了员工的强烈抗议和反对。2022年，斯塔顿岛的亚马逊仓库员工成立了工会，员工们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于不间断的工作监控的不满。
过去十余年间，学者、记者和技术领袖持续关注着数字技术将如何改变工作。天普大学比斯利法学院副教授Brishen Rogers在《波士顿书评》撰文，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研究者认为，数字技术有着两种不同的运用。一种是通过将任务自动化，从而取代特定工人；另一种则是基于种族、性别、国籍或残疾等因素，对工人产生歧视。但在今天庞大的服务经济中，一些公司正在利用数字技术作为统治的工具，利用它们来限制员工的工资增长，阻止工人形成工会，并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工人们对于数字监控的抵制，则代表着他们对于工作场所数字技术实现透明化和民主化的呼吁。
当地时间2023年5月31日，美国，亚马逊及其子公司将为侵犯用户隐私指控支付超3000万美元。
公司监控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新鲜。一个多世纪以来，公司一直试图生成、获取和量化有关工人和工作流程的信息，并借此来压低工资。在经过漫长的斗争后，雇主从工人手中夺走了生产控制权，将生产的技能流程化、信息化、并制定了所谓的“法律”——将产出率和工资进行绑定。
随着电报、电话、传真机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继出现，公司实现了对于劳动力的远程监督。近几十年来，随着企业内部网、移动计算、位置跟踪、图像和自然语言识别以及其他形式的高级数据分析的成熟，公司的监控能力急剧扩大。如今公司渴望对工作和生产的各个方面进行持续监控，这样的监控也是不对称的：公司可以在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监控员工，同时阻止员工去监控管理层。
如今，许多国家的最大雇主是零售、食品服务、物流、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这些公司雇佣了大量工人，但生产率增长缓慢，因为生产它们的产品需要人力或注意力，很难通过技术来提高。因此，这些公司非常关心如何抑制工资增长。许多企业采用高就业率、低技能和高流动率的商业模式，并利用新技术防止工人形成集体力量。
在Brishen Rogers看来，公司利用数据以三种不同的方式约束员工；他将第一个称为“数字泰勒主义”，以科学的管理体系建立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控制。数字泰勒主义包括各种形式的自动化和强化监控。以亚马逊仓库为例，算法监控系统会报告那些表现不够快的员工，或者那些在没有得到经理许可的情况下上厕所的员工，有时甚至会建议解雇他们。
除了数字泰勒主义，公司还使用监控和数据聚合技术来防止工会组织和其他集体行动。例如，公司可以使用新的招聘算法，将求职者的工作经历与社交媒体帖子或政治行为数据汇总起来，筛选出那些可能挑战管理层权威的员工。工人组织是一个需要建立信任和团结的过程，当工人们投入到共同的身份中时，他们可以采取集体行动来保护彼此。但现代监控可以阻止这种动员。首先，经常受到监督且彼此分隔的工人几乎没有机会实现共同目标。此外，语音处理和自然语言处理软件的发展可以让公司“听到”工作场所所说的几乎所有话，并看到工人们什么时候在彼此交谈。
最后，许多公司正在使用新技术来改变其业务范围。他们选择购买劳动力，不将工人作为合法雇用的雇员，而将他们视为独立承包商。例如亚马逊将其快递业务外包给了各种外部公司，但正如一位记者发现的那样，亚马逊的合同要求服务提供商“向亚马逊提供进入其办公场所的物理通道，以及零售商想要的各种数据，比如地理位置、司机车辆的移动速度等。亚马逊表示，它有权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信息。”这种监督措施可以赋予亚马逊传统上的雇佣权力，而无需承担责任和成本。
鉴于当今雇主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考虑禁止长期存在的、似乎没有争议的工作场所监控形式，比如对在车间工人工作时的监控。事实上，倡议者已经开始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废除工作场所数据的方法。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工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abor Center）的研究人员在与学者、工会和其他人广泛磋商后，建议禁止在工作场所使用面部识别和算法来识别工人的情绪，并限制雇主收集“工人工作所必需和必不可少”的工人数据。研究人员还建议，雇主只有在“为完成核心业务任务、保护工人安全或履行法律义务所必需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电子监控。
Brishen Rogers表示，这样的改革需要劳动法做出更根本的改变：削弱雇主选择并实施工作场所监督技术的权力，让工人在生产计划和执行中拥有真正的发言权。数据实践的三类改革可以推进这些目标：在各种情况下禁止数据收集和使用，在其他情况下对数据实践进行商议，并将数据源或技术置于公共或社会控制之下。
除了上文提到的禁止数据收集外，Brishen Rogers提出国会可以考虑给予工人一些集体权利，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工会，都可以就技术变革进行咨询。此外，国会应该通过改革，赋予工人和公众对数据和相关技术更大的控制权：将数据社会化，成为一种公共资源。例如，国会可以要求公司分享他们收集的关于工人和工作流程的数据。然后，监管机构或工人权利组织可以分析这些数据，以发现违反基本劳动法的行为，比如不遵守工资和工时。在这样的改革下，工人们将拥有更多的谈判筹码。然而，考虑到雇主对于工人掌握权力的警惕，这样的改革绝非易事。众多科技公司、服务业巨头都将通过自己的方式规避限制，继续对员工进行严密的监管。
引用文章：
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workplace-data-is-a-tool-of-class-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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