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文学家塞斯·诺特博姆
日前，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出版了毕生诗选《度年》（Zo worden jaren tijd）。哲学家约翰·雷梅林克（Johan Reijmerink）在今年出版的专著《关于诺特博姆》（Met het oog op het eeuwige）中，认为诺特博姆提供了准确的观察、连绵的创造、形而上学的思考，以及包容了东方的神秘。诚然，在这些诗歌中，诺特博姆展现了一种绝然的独处，他与诗歌处身于同一世界，彼此看到，但从不互联互通，而这与其说是形而上的，不如说是残酷的。然而无论如何，诺特博姆并没有受荷兰五十年代那种现实风格的影响。
大流行至今，诺特博姆还写作并出版了《告别》（Afscheid: gedicht uit de tijd van het virus）、《狐》（Vos）两本诗集。两本诗集都聚焦于历史、自然、艺术，以及诗人的家人、朋友，亦无例外地沾染着痛苦、悲哀，以及淡淡的垂垂老去的气息。诺特博姆置身在植物与海洋的花园中，但涌来的却是关乎战争的思考，以及来自遥远时空的图像，它们被鬼魂、幻影，以及邪恶故事所催生。两本诗集都由荷兰小出版社Koppernik出版，Koppernik由巴尔特·克雷默与克里斯·德容于2014年创办，专注于怪诞、高蹈的诗歌与小说的出版。
诺特博姆1933年生于海牙，父亲于1945年丧生于二战期间的轰炸，那之前父母已离婚。诺特博姆在修道院学校读书时，接触了奥维德、荷马、色诺芬、泰勒斯等经典。高中毕业后，他短暂在银行工作。1953年诺特博姆在欧洲游荡，并创作《菲利普与他人》（Philip ende anderen），一个地中海漫游故事，这部作品使他收获了第一个嘉奖，也让他在文坛立足。1950年代后期之后的一二十年间，他先后任职于荷兰最大的新闻周刊《爱思唯尔周刊》、重要日报《人民报》、时尚杂志《大道》。诺特博姆主要写作游记和诗歌，直到他1980年以《仪式》（Rituelen）回归小说创作。
诺特博姆的小说大多是像《一千零一夜》那样的框架叙事。1960年代初写的《骑士已死》（De Ridder is gestorven）使他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写作。《骑士已死》模仿了普鲁斯特和博尔赫斯，故事很简单：一位荷兰作家自杀后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作家续写了已故作家的小说，而第一位已故作家的朋友发现这部小说后，决定将作家的生平，以及他散落的只言片语，拼接成一部完成的小说。诺特博姆最喜欢的作品是《追忆似水年华》。他认为，荷兰文学很难懂，它属于后天的文学。
诺特博姆被认为是与赫拉德·雷夫（Gerard Reve）、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赫拉·哈瑟（Hella Haase）并列的战后荷兰文学大家。诺特博姆先后获安妮·弗兰克奖、F. 保德威克奖、美孚飞马文学奖、歌德奖、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P.C. 霍夫特奖、荷兰语文学大奖、福门托尔文学奖等奖项。在德语区，诺特博姆是畅销书作家，二战荷兰被占时，他学会了德语。
TikTok上的BookToker
在全球范围内，BookTok正在成为时下出版、阅读的最重要的窗口。多家咨询机构表示，BookTok是时下图书增长的最大引擎。BookTok是TikTok推荐书籍的社区。出版商们也视BookTok为他们的救星。疫情前，美国图书销售速度大多是3%或4%，但疫情期间，这个数据翻了一倍。根据市场调查机构Circana，2023年第一季度图书销售增速下降了1%，但BookTok仍然大卖。
目前，TikTok上带有BookTok标签的视频播放量多达1425亿播放量。该标签浏览量在2021年11月是210亿，在2022年7月是600亿。这意味着，仅仅用了两三年时间，BookTok就形成了今日的影响力。根据出版数据机构NPD Bookscan，TikTok对图书出版的带动始于2020年，青少年类图书经TikTok大卖，这股趋势最终蔓延到了成人虚构和成人非虚构类图书。2020年当年，出版社被指责公司员工、出版作者缺乏多样式，这种缺乏在BookTok上也表现得很充分。
BookTok的兴起促使更多年轻人走进书店，这是自《哈利波特》时代（1997年至2007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形。根据此前一份报告，BookTok的受众大多数是Z世代，近三分之二（65%）的受众年龄在18-24岁。为响应BookTok的效应，美国最大零售书店巴诺书店设了很多BookTok专区，这是社交媒体第一次如此正式进入线下零售书店。
随BookTok的风靡，一批BookTok影响者——即BookToker——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有的BookToker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单条视频收入从300-400英镑跃迁到8000英镑。这些BookToker通常认为，BookTok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给用户以真实感和个性感。
出版社也纷纷投注BookTok。两位BookToker金伯利·恩沃科里和西蒙娜·修的到来，使企鹅兰登书屋的TikTok账号关注与播放量大幅度提高。根据市场情报公司Pathmatics，企鹅兰登书屋在TikTok上的广告支出仍不及Meta。
BookTok的支柱一部分来自BookTube，BookTube是一个2010年代的图书爱好者社区。但BookTok远远优于Bookstagram、BookTube。根据衡量社交媒体影响者的Nielsen InfluenceScope，在微型（1万-5万粉丝）、中型（5万-10万）、宏观（10万-100万）和巨型（超过100万）影响者代表方面，TikTok已超过Instagram。在影响者参与率方面，TikTok以10.25%创作者超20%的参与率，超过Instagram的6.15%，YouTube的3%。
被BookToker所青睐的文学作品有泰勒·詹金斯·里德（Taylor Jenkins Reid） 的《伊芙琳·雨果的七任丈夫》（The Seven Husbands of Evelyn Hugo）、柳原汉雅（Hanya Yanagihara）的《渺小一生》（A Little Life）、莎莉·鲁尼（Sally Rooney） 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唐娜?塔特（Donna Tartt）的《校园秘史》（The Secret History）等时下品类，还有《尤利西斯》等经典小说。之所以有很多非时新的书，主要是因为BookTok不考虑出版时间表。
此前，玛德琳·米勒（Madeline Miller）的《阿基里斯之歌》（The Song of Achilles）因为一条TikTok视频成为大爆款，2021年销量陡增至65万册，成为当年成人小说畅销榜第四。此前，《阿基里斯之歌》曾获已更名为女性小说奖的橘子小说奖，但销量不足以称之为爆款。
科琳·胡佛（Colleen Hoover）的走红是另一个例子。而今她的小说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2000万册，她也摇身变成了“网红作家”，《出版者周刊》称之为“2022年畅销书榜女王”。2011年，胡佛出版她的第一部作品《因为深爱，所以放手》（Slammed），该小说讲述了一位18岁女孩的浪漫爱情故事。而后，胡佛将其写成三部曲，在当年都是畅销书，但离超级畅销书还有段距离。
《苦甜曼哈顿》（Sweetbitter）——被Bookstagrammers所“促销”——的原著者斯蒂芬妮·丹勒（Stephanie Danler）也是成功的BookToker。对于BookTok的运营，丹勒认为，BookToker不能只是展示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还应该阅读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同时，丹勒认为，在TikTok上披露自己的阅读和写作即是将自己变成可感知的对象，本质上是将BookToker自己物化，但阅读和写作本身仍然还是焦虑、私密的存在。因此丹勒认为，BookTok离真正的家相距甚远。
陈团英虚构“马来西亚”
陈团英
日前，马来西亚英语作家陈团英（Tan Twan Eng）新作《道内之屋》（The House of Doors）出版。这是陈团英自《雨的礼物》（The Gift of Rain）、《夕雾花园》（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此前，陈团英受邀加入2023年“国际布克奖”评委阵容。
《道内之屋》关于马来西亚的亲缘，由居住在槟城的一对夫妇，罗伯特·哈姆林、莱斯利·哈姆林所启动。“道内之屋”就是两位初次相见的地方，现在他们居住在食火鸡之屋。罗伯特患有一战毒气后遗症，他平常会花很长时间和狗交流，同时罗伯特在和莱斯利的关系中有不忠行为。
1921年，哈姆林夫妇收到了毛姆——人们叫他威利——的新作《木麻黄树》（The Casuarina Tree），后者很快携秘书杰拉尔德（Gerald）来此访问，他们待了两周。《木麻黄树》主题大多是侨民世界和殖民地社会行将到来的崩溃。此时，威利已由于此前错误投资而几乎陷入破产状态。此番访问槟城，威利希望找到写作的灵感，他利用谈话技巧从别人口中钓取他所需的丑闻和秘密。杰拉尔德是威利的同性伴侣，前者在槟城倾注在赌博和妓院上，很快对威利失去了兴趣。
但《道内之屋》主要的视角来自莱斯利，整个故事其实可以看作是莱斯利拥抱社会激进主义、走向自我赋权的过程。莱斯利向威利讲述她的朋友们的故事。1911年4月23日晚，埃塞尔·普劳德洛克在家中用丈夫的左轮手枪开枪打死了威廉·斯图尔德，她称后者企图侵犯他。故事的另一面是，埃塞尔·普劳德洛克是吉隆坡外籍人士，混血背景使她被看作是贱民，最终受到吉隆坡法院的严厉审判。这个故事后来被毛姆写成了短篇小说《信》（The Letter）。
“英国文化的在场”在槟城如此明显。书中的另一角色阿瑟·罗说，“我们吃白人的屎”，但阿瑟·罗反对那些修正不平等的态度和观念。现实中，陈团英认为，马来西亚人是宽容且健忘的人。因此，陈团英没有为马来语编织一个词汇表。马来西亚的英语文学始于19世纪英国皇家海峡殖民地的开辟，以及1874年的邦咯岛条约。陈团英的父母曾在槟城修学英语，父亲会说福建话，母亲虽是潮州人，但未说过潮州话。此外，陈团英会说粤语，以及一点点中国普通话。
此前，陈团英因《夕雾花园》于2012年获得“亚洲布克奖”，这是该奖最后一次颁布，“亚洲布克奖”奖龄仅有6年（2007年-2012年）。该小说也获得了沃尔特·司各特历史小说奖。
《夕雾花园》花了陈团英三年时间，其间陈团英经常被出差打断，他在续写时会反复核验检查每一句话。作者从前慰安妇张云林的故事写起，但重复修改了大约十次。云林为纪念妹妹，也为哀悼过去，前往深山中的“夕雾花园”，向园艺师中村有朋学习园林建造。在小说中，云林时常会想起大屠杀、强奸、掠夺、“猎兔子”，以及掠夺亚洲文物的“金百合”计划等战争旧事，她听到“木头”一词会瞬间魂回集中营。这些惨剧经由未来的历史学家吉川达治之口，“我们并不知道我的国家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关于大屠杀或集中营，在活生生的战俘身上做的医学实验，还有被迫去当’慰安妇’的女人。战后我回到家乡，开始尽可能发掘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这时候，我才开始对我们的罪行产生好奇。我们这个世代每一个家庭都为一种缄默无声所窒息，我想要填补那种缄默”。
《夕雾花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1980年代初，马来西亚制定了向东看政策，马来西亚人被鼓励效仿日本人的纪律、勤奋，大量学生被派往日本留学，而马来西亚也加强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从世纪初开始，马来西亚尤其是槟城已成为很多日本退休人员的休闲地。
陈团英1972年生于槟城的海峡华人家庭，这些海峡华人被称作“峇峇”、“娘惹”。他自幼接受英文教育，曾在吉隆坡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小时候，陈团英在一个纪律严格的学校就读时，摸索出一套在课堂上私自看小说的技能，父母很宽容，从不限制他的阅读。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口味变得越来越挑剔。不过，1980年代中期槟城的书店有限，这也间接决定了陈团英的文学审美和素养，他目前喜欢的作品大多是当代经典，比如大卫·米切尔、科尔姆·托宾、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以及石黑一雄，他们中大部分都健在。陈团英在南非开普敦大学攻读法律（海事法）硕士学位时完成了《雨的礼物》，后由纽卡斯尔小型出版社Myrmidon出版，故事讲述了一个英国贸易家族的幼子、中英混血的菲利普·赫顿的故事。《雨的礼物》曾入围布克奖。
工人丁杰尔·居奇耶泰尔
日前，莱比锡书展奖揭晓，《我们的德国童话》（Unser Deutschlandm?rchen）、《苦井——赫塔·高登-瓦尔赫与革命之梦》（Bittere Brunnen. Hertha Gordon-Walcher und der Traum von der Revolution）、《表姐妹们》（Die Cousinen）分获虚构奖、非虚构奖、翻译奖。其中，《我们的德国童话》是诗人、演员丁杰尔·居奇耶泰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我们的德国童话》
《我们的德国童话》是客工的当代史诗。客工，即外地劳工，也就是那些跨境接受聘雇的工人。诺玛丁·艾谢、她的女儿汉尼弗、后者的女儿法蒂玛，这些女性总是默默忍受，以给她们的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说，我们没有融入社会，我们没有受教育，始终只是工作母舰。我能说什么呢，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全部要求。法蒂玛是我的名字，客籍工人，计件工人。我没有语言可以言说，不如打开你们的舌头书页。”居奇耶泰尔在其中借法蒂玛之口说道。
法蒂玛与一位德国男性一起前往德国，他们结婚生子，而法蒂玛成了第一代移民、第一任客工。《我们的德国童话》从他们的儿子的视角出发，父亲在酒吧工作，母亲在田间和工厂工作，有时他们一天要倒好几班，而儿子从父母那里学会如何适应工作中不愉快的部分。现实中，来自土耳其的客工不像意大利、希腊、前南斯拉诸国那样融入德国社会，即便他们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自我认同也还是土耳其人。居奇耶泰尔借《我们的德国童话》一书，督促人们用全新的角度审视德国的劳工引入协议。
居奇耶泰尔生于莱茵河下游靠近荷兰边境的内特塔尔小镇，父母都是土耳其人。居奇耶泰尔先是夜校毕业，获高中文凭，后又接受工具技师的培训，目前担任叉车司机。1998年，居奇耶泰尔参演了契诃夫的《海鸥》，此后他一直从事戏剧演员一职。
2011年，居奇耶泰尔成立出版社Elif Verlag，并将其总部设在内特塔尔。Elif Verlag出版“边缘”文学作品、新人作品，以及冰岛语文学作品。去年，丁杰尔凭借其诗集获“彼得·胡赫尔奖”。今年早些时候，Elif Verlag获得了“库尔特·沃尔夫奖”，该奖由库尔特·沃尔夫基金会设立，基金会和奖项都以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命名，库尔特·沃尔夫在二战前出版了很多表现主义和托马斯·曼的作品。
居奇耶泰尔是柏林笔会的众多联合创始成员之一。2022年6月，柏林笔会在柏林文学馆成立。当年3月，时任德国笔会主席德尼茨·于杰尔对外宣布脱离德国笔会，自立新的笔会。德尼茨·于杰尔的出走反映了德国笔会走向保守，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遵循国际笔会宪章。德尼茨·于杰尔曾遭遇土耳其的逮捕，并于今年再次因侮辱土耳其而被伊斯坦布尔方发布逮捕令。柏林笔会希望在本年度即将举办的国际笔会大会上正式当选。
卡里尔·邱吉尔与社会同行
卡里尔·邱吉尔
日前，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被授予“欧洲戏剧奖”——区别于“欧洲剧场奖”，“欧洲戏剧奖”是欧洲奖金额度最丰盛的奖项，由一百余年历史的“大舞台”斯图加特州立剧院设立和负责。“欧洲戏剧奖”上一个也即第一个获奖者是瓦吉·穆阿瓦德（Wajdi Mouawad）。
然而包括迈克·利（Mike Leigh）、斯蒂芬·达尔德里（Stephen Daldry）等在内的170余名作家、演员、制片人发布一则联合声明，指邱吉尔的作品和行为涉及对犹太主义的批评，乃“现代麦卡锡主义”。随后，当届“欧洲戏剧奖”被撤销。2009年，铸铅行动次年，邱吉尔为悼念冲突中333名儿童的丧生，制作了十分钟剧目《七名犹太儿童》（Seven Jewish Children: A Play for Gaza）。此外，邱吉尔明确批评以色列政府，同时也是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赞助人。
自1970年代至今，邱吉尔以《九重天》（Cloud Nine）、《顶级女流》（Top Girls）、《严肃货》（Serious Money）、《数字人们》（A Number）等剧作成为时下最重要的戏剧人。她曾多次受到“奥比奖”即“外百老汇戏剧奖”的嘉奖。且邱吉尔与彼得·谢弗爵士（Sir Peter Levin Shaffer）、约翰·阿登（John Arden）、阿诺德·威斯克爵士（Sir Arnold Wesker）、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特雷弗·格里菲思（Trevor Griffithsn）、汤姆·斯托帕德爵士（Sir Tom Stoppard）、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以及萨拉·凯恩（Sarah Kane），构成了莎士比亚时代之后的戏剧第二次文艺复兴。
1950年末，邱吉尔就读于牛津大学，在校期间为学生剧团和业余剧团创作四部剧作。在整个1960年代，她主要创作广播剧，期间也曾受雇于BBC，收入不高，广播剧的主题围绕中产阶级生活。1961年，邱吉尔与未来的大律师大卫·哈特结婚，她在1960年代诞下了三个孩子。1970年代，由于国家资助和戏剧组织支持，边缘剧团和独立工作室得以发展，邱吉尔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她在1969年开业的王家宫廷剧院上演了第一部专业剧目《主人》，多年后被皇家宫廷剧院聘任，成为受聘的第一位女作家。至今，邱吉尔仍是该剧院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在整个戏剧生涯里，邱吉尔以她的实践和剧作将个人命运与女性整体命运结合在一起。早期，她与合股剧团与怪物兵团两个女性主义剧团展开合作。“我不喜欢做一个大律师的妻子，不喜欢和其他专业人士出去吃饭，不喜欢和中产阶级打交道”，早期邱吉尔对外谈道。特别奇妙的是，邱吉尔职业生涯合作的导演个人大多是男性。
1982年的《顶级女流》呼应着撒切尔自1979年开启的执政生涯，艺术补贴被削减、贫富差距持续增大。撒切尔领导的1980年代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正如剧中人物马琳所预言的，它只对经济地位高的男女有利。1997年工党托尼·布莱尔执政，“酷不列颠尼亚”风靡一时，而社会主义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中崩溃，女性主义在跨太平洋的身份政治中分裂。邱吉尔阅读汉娜·阿伦特、弗朗茨·法农、萨特，并重新审视那些理所当然和习以为常的事情。邱吉尔与全球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变动之间的张力，与其从某个时间点起拒绝接受对外采访构成了一对奇妙的悖论，也不失为一种相得益彰。
此外，她还翻译过塞内卡的《提俄斯忒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梦幻剧》、奥利维耶·施瓦涅尔的《幸福》。
（程宇琦、马铭泽在撰稿中有所协助，作者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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