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意]阿蒂利奥·布里利、[意]西莫内塔·内里著，董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思，2022年9月出版，228页，58.80元
壮游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叶甚至更早，“Grand Tour”一词源于法语“le grand tour”，意思是“长时间的周游”。1561 年，伊丽莎白女王曾写信给佛罗伦萨大公科西摩·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希望他为横贯意大利旅行的赫德福德伯爵提供安全通行证。女王对伯爵“去发现众生及其城市习俗的伟大而值得称赞的想法”大加赞赏，并对其前往海外旅行的可贵决心加以鼓励。可见，伊丽莎白女王深知大陆旅行对年轻人和整个国家的益处，她还从大学中挑选出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绅士，让他们为了公共利益到海外旅行，使之成为国家之栋梁。
1670 年，理查德·拉塞尔斯（Richard Lassels）出版了《意大利之旅》（The Voyage of Italy），书中首次使用了“le grand tour”这一术语，指英国人在法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旅行游学，随后该术语在英国成为普遍的概念。年轻的贵族子弟在国外游历两三年，接触古典文化，学习语言，增长见识，已经成为统治阶层精英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时，壮游活动很快就从英国扩展到欧洲北方其他国家，成批的青年贵族在私人教师与导游的陪同下经由法国来到意大利。
“经历了拿破仑时代的狂飙突进，当和平猝然降临、囚笼般的英伦岛国大门打开之际，每个向往漫游的英国人的最高愿望就是效仿几乎被遗忘的祖先们的习俗，将相当一部分的人生和金钱花费在马车中，穿梭于欧洲大陆和邮路之间。”在十八世纪这个旅行的黄金时代，女性也加入了壮游的行列。《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以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为主角，讲述了1757至1854年间十六位杰出女性的旅行故事。这些女性旅行者中有走在时代思想前列的女权觉醒者，如海丝特·皮奥奇、玛丽·雪莱，更有才华过人的女作家、女画家，如德·斯塔尔夫人、伊丽莎白·勒布伦。她们在旅行中表现出不同于男性旅行者的敏感和坚韧，创作了丰富细腻的旅行日志和文学艺术作品。本书通过展示这些女性旅行者对异国他乡的敏锐观察与书写，描述她们在旅途中的艰苦历险、情感体验和对文化艺术的品鉴，努力呈现出一群开明、宽容、求知欲强、擅于表达且兼具普世主义精神的女性。
《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作者为阿蒂利奥·布里利（Attilio Brilli）和西莫内塔·内里（Simonetta Neri）。阿蒂利奥·布里利是锡耶纳和阿雷佐大学的英美文学教授，热衷于旅行回忆录和壮游研究，是旅行文学领域最专业和最多产的研究人员之一。他曾任圣塞波尔克罗市民博物馆基金会主席，曾为Studi Urbinati di storia、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等杂志和Il Sole 24 Ore等报纸的文化版撰稿，发表过《意大利之旅：一种宏大的文学传统的历史》《东方之旅》《当佛罗伦萨成为首都：1865-1870》《十九世纪最后的意大利旅行者们》等作品。西莫内塔·内里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和旅行文学翻译，译有《温斯洛普的冒险》《追随圣弗朗西斯的足迹：从维尔纳到圣谷》等作品。
两对冲突：他乡与故乡，女性与男性
故乡与他乡，本国与外邦，往往是相对的两个意象。有时，故乡意味着原初状态的本源世界，他乡则是声色繁华的人间世界；有时，本国代表着文明的栖息地，外邦象征着未开化的蛮荒。对于他乡与外邦，人们总是充满想象——或者是遍地黄金，礼仪之邦，流奶与蜜之地，或者是一片狼藉，君王暴虐无道，如亚述王都狮城尼尼微一般终将受到诅咒与覆灭。对他乡或外邦，或褒或贬，未必符合客观实际。而就西方的历史书写而言，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书写中倡导希腊/蛮族两分法。这本质上其实和西方主导的现代西方科学及东方学一样，旨在“对东方进行宰制、重构并施加权威”。
本书的描写，不涉及东方与西方，但涉及本国与外邦。将本国视为主体，本国的读者作为阅读主体，自身作为旅行日志的叙述主体，外邦就必然作为客体。主体文化，难以避免地被耀以更多的荣光，壮游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增长见识，开拓视野，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以备成为国之栋梁，最终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生长的土地。如同《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具体阐释的是旅行书写如何为欧洲读者生产出一个“欧洲以外的世界”，本书实际上可以体现出壮游中的英国女性如何为在英国的读者，描绘一个意大利的图景。她们的描写关注着本国的主流文化，也关注着其他类型的从属的、边缘的文化，并且会体现出一些碰撞与互动。
女性和男性，本身并不涉及冲突，就像女权主义者希望的并不是一方优于另一方，而是男女平权。然而，同样追溯历史的书写，就会发现，西方人常常把东方符号化、女性化，等同于女性气质，等同于身体和感官，东方被描述为女性的身体，等待着被文明的欧洲男人拥有。比如，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艺术家埃德温·朗（Edwin Long）的作品《巴比伦的婚姻市场》之中，年轻的未婚女子被召集于一处，穿着单薄的衣服，男人们围着她们站成一圈。然后拍卖师依次叫她们站起来出售，先从最好看的开始，等第一个卖了好价钱后，就开始卖第二好看的……女性赤裸裸地处于男性的凝视之下，并且被物化，成为男子的猎物。为什么用东方比女性？西方比男性？因为预设了男女的不平等。
埃德温·朗《巴比伦的婚姻市场》
回首十八世纪，法国画家阿德拉德·拉比叶-吉雅德（Adéla?de Labille-Guiard）名垂青史，却付出了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拉比叶被获准进入法国皇家艺术学院是在1783年，当时有资格成为其成员的女性艺术家的人数被限制在四人，她用《和两名学生的自画像》这幅大型画作，宣示女性一样也可以成为画家，也可以教育学生。就在她成为话题人物之后，还有人议论纷纷，说她的老师文森特不但“润色”了她的画，还“润色”了她的人，另外还有一个俏皮话说她有两千个情人，因为法语“vingt cents”（两千）听起来像“Vincent”（文森特）。当今社会仍是如此，女性经常作为被凝视的对象，其身高、体重、肤色、身体维度，常常被男性品评，甚至有很多女性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这些背景之下，倾听女性壮游者的声音，分析女性壮游者的文本，感受女性壮游者的心声，可谓十分必要。
阿德拉德·拉比叶-吉雅德《和两名学生的自画像》
他乡更好？女性乌托邦
即使笼罩在男性气息之下，女性也从来都不甘示弱。在男性的旅行与探险书写遍布各处之时，女性也用自己的笔触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断言：不值得以男性旅行者的叙述为依据，因为他们回国时的见闻还不如待在家中对着一张地图凭空幻想来得多。她甚至补充说：小伙子只记得在哪里偶遇过最优质的葡萄酒或最容易得手的女人，而显赫人物，至少是最知书达理的那些，仅仅记录中转驿站以及一地与另一地之间的距离，至多也不过记录一下著名宫殿。
到了意大利，女画家伊丽莎白·勒布伦似乎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享受更加纯净的空气。她从进步而激进的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下逃离，通过绘画，向备受尊崇的意大利大师们致敬。她最偏爱的模特，是因戏剧般的举止和声名狼藉的生活而远近闻名的汉密尔顿夫人。她把她画成挑动情欲的女祭司模样，与象征女性灵感的西比尔类似。口唇半开半闭，翕动之间，将性感演绎，眼睛向上观望，似乎充满好奇，也充满主见……她摆脱了当时的形式主义，描绘摆着自发造型的妇女。女性的造型女性自己来做主，女性的人生自己来定义，自己来掌舵。既然已流亡他乡，难归故国，何苦终日蹉跎，何不酒醉今朝，纵情高歌？
在壮游者看来，意大利的女性是更自由的。这主要是由于侍从骑士或贴身男伴这一吸引人的形象。侍从骑士，意大利语为cicisbeo，指十八世纪陪伴已婚贵妇出席社交场合、派对、招待会、剧院并协助她处理个人事务——例如梳洗、通信、购物、拜访、游戏——的绅士。侍从骑士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和贵妇在一起，在散步或乘坐马车时这样，午餐和晚餐时也要在她身边。当然，这只是官方说法，实际上，他的角色众所周知，这种频繁接触可能会导致远远超出合法范围的亲密关系。对这种情况，杜·博卡日夫人坦言，法国妇女所享有的那种备受赞誉的自由无法和威尼斯妇女的自由相提并论。
在书中提及的壮游女性之中，有不少人后来被看作女性主义先锋。她们用自己的视角去记录自己行程，用自己的视角去描绘女性，或以第一人称记述，或假托他人之口，或直抒胸臆，或含蓄表明。比如，玛丽·雪莱就被视为女性主义先锋，最典型的表现是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其中的叙事策略、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并且她将大自然女性化，凸显了颠覆男性话语霸权、弘扬女性声音的意识。当然，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旅行和探险书写的主体是旅行者本身，针对的是“在国内”的人们，旅行书可以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让读者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仿佛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的遥远世界。即本国人是主体，而壮游之处是客体。其书写难逃中心文明叙事的窠臼。
他乡更差？中心文明叙事
壮游中的女性，并非普通平民百姓，非富即贵。可以说，“同男性一样的是，这些女性也身处一个仆人和奴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她们的姐姐和种族特权是预设的，而且一日三餐、毛毯、灯具全都来路不明”。虽然说旅途之上人人平等，道路之上不分男女、贫富、贵贱，可能都要任凭风雨摆布，意外来临。但她们享有特权，就可以乘坐更舒适的马车，可以享受更昂贵的美食，可以在上流社会中穿梭游走。她们游历的对象并不是当下的意大利，寻找的也不是当下的意大利人，而是想象中的、理想化的、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意大利文化，是有名作存留于世的意大利先贤。
壮游兴盛时期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对古物和意大利绘画遗产的系统性掠夺。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收藏家的本能，也可能是出于殖民心态：只有最先进的文化才有资格充分欣赏并利用古代文明的见证物。对于一些英国的上层阶级而言，壮游不但是成人礼，也是一种身份建构的手段。这种身份构建不仅可以针对个体，对整个民族国家而言亦是如此。英国伦理学家、美学家夏夫兹博里说：“学习世界知识，是通过观察来了解其他国家的风俗习惯，了解他们的政治、宗教；总之，要研究和了解各式各样的人，因为他们在世界大舞台上以各种方式展示着自己。这是一门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学科，每个绅士都应该掌握。”
“巴斯的阔太太”安娜·米勒提到了旅途中遇到的一家恶名远扬的旅店，她抱怨透风的窗户、壁炉的浓烟、肮脏的床单和难吃的饭菜。店主所说的上好的鸡肉，在她看来是一只黑得像炭的不明飞禽。她甚至暗示，自己宁可去马厩在马儿的陪伴下慢慢吃一块面包，也不要和一些素昧平生的客人一起坐在桌边。当然，饮食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不算什么，安娜·詹姆森的自我中心主义体现为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基本准则去解读意大利的艺术作品。她认为应当像阅读表达尊贵、高雅的诗歌一样观察绘画，文艺复兴消除了所谓“原始”画家身上的基督教诗意。以及，艺术作品应当通过艺术家的神功被诠释和评价，一位举止不端的画家永远无法创造出能和伟大、严谨、高贵的大师作品比肩的绘画。
至于雅各宾派的西德尼·摩根，她严厉而详尽地控诉盛行于意大利的专制和反动政治，因此她讲述自身旅行的《意大利》一书在某些地区曾被查禁。当然，也有非自我中心主义的言论，比如，海斯特·瑟瑞尔承认，即使是意大利的简陋破屋里摆出的汤，也比英国最奢侈的餐桌所能提供的汤要美味。玛丽·贝里强调，必须摆脱陈腐的典型英国式离奇想法，谴责不列颠的岛屿性局限。杜·博卡日也抨击整个欧洲的贪婪欲望，“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挖掘和盗窃后，欧洲继续用罗马雕塑、柱楣、柱身和柱头装饰自己的住宅”。
哲学家约吉·贝拉说：“通过看，你就可以察觉到很多东西。”壮游中的女性提供了属于自己的观看文化遗产与古典艺术的语法，她们之中，有人创造了对景点的星级评价体系，有人评论年轻的姑娘去当修女无异于走向坟墓，有人抱怨囿于家中的女性犹如笼中鸟雀，有人直言妇女的命运类似被释放的奴隶……而她们的足迹，都曾与她们所向往的古老、遥远的时空连接，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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