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日下：明清宫廷与北京道教

2022年9月24日，由北京市道教协会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联合举办的“人居日下：明清宫廷与北京道教”学术论坛在西顶庙召开。会议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邀请了北京、上海、南京、美国和法国的学者、研究人员及道教人士进行了15场主题发言，参会者共计百余人。

图1. 论坛海报

9月24日上午8:30，开幕式由北京市道教协会秘书长高欣主持，北京市道教协会会长黄信阳发表致辞。黄信阳会长指出，本次会议研究明清宫廷与北京道教，一方面是要以史为鉴，吸收宝贵的历史经验，探究道教中国化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有利于北京道教与时俱进，自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促进道教传承发展。黄会长致辞结束后，诸位与会专家学者及师生就“宫廷的道士：制度与道派”、“宫廷的道化：空间与艺术”、“宫廷到民间：神明与社会”这三大主题展开了丰富精彩的对话和讨论。

图2. 论坛会议现场

明清宫廷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不仅形塑了国家治理的样貌，也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走向，神圣而民俗、高贵而乡土的北京宗教亦由此形成。本次论坛聚焦北京道教及其相关人群这一总命题，将宫廷置于讨论的背景，试图探讨明清时期宫廷与民间的复杂互动中，道教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综述将依据会议三大主题，从“宫廷的道士”“宫廷的道化”，以及“宫廷到民间”三个方面总结与会学者的观点成果。从这些角度出发，诸位专家学者在不同的视域中进行了案例考察与历史追溯，或是积累了丰富的史料，或是进行现场考证勘察，或是关注鲜活的个体经历，产出了大量富有启迪的研究成果。

图3. 故宫博物院王子林研究馆员做《钦安殿玄天上帝与帝统继承》主题演讲

图4. 本次会议其他与会学者，从左至右：
王宜峨（评议人）、王宗昱（评议人）、汪桂平、吕敏（Marianne Bujard）、
王岗、刘迅、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李雨航
鞠熙、付海晏、贺晏然、杨君、
王彦嘉、侯海洋、许彤、陶金

一、宫廷的道士：制度与道派

在明清王朝历史中，道教首先且始终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只有将代表教派及重要人物放在国家制度的背景中，才能理解道教自身的存续发展问题。近年来，从政治史和社会史角度讨论道教成为热点，本场讨论更是集中于明初、明末与清末三个典型时间段内，对宫廷与道士的关系做了集中思考。

明代帝京道教的法派及代表人物无疑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之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宗教系的王岗在题为《明代王朝制度与道教法派》的演讲中讨论了道教法派——尤其是刘渊然清微法派与明王朝礼仪机构的关系。道教在参与官僚制度内部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可操作的模式，并留下制度化的成果。以刘渊然的清微派为例，这一道派通过师徒、同门等关系渗透入王朝制度内部，至少到明嘉靖十一年（1532）为止都主导了道录司。清微派道士往往住持管理北京最重要的国家宫观，其弟子在道录司内任职则直至明末。王岗指出，考虑到清微派成功垄断了明王朝礼仪机构的职官，并拥有为王朝国家提供礼仪服务的特权，应该认为他们在明王朝官僚体制中同样具有制度性的角色。其影响力从中央进一步扩展到地方后，最终对整个明代国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贺晏然讨论了明代南北两京道教之间的关系。她通过刘渊然道派、守备太监和南北道录司三个个案，说明在永乐迁都之后，内臣如何将北京逐渐浓厚的道教风气与南京的守备官制度相结合。这些宦官通过资助道院等活动，将北京的宗教权力关系带到南京，这一方面促进了南京道教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南京道录司地位不断下降。尤其是南京道录司的经济与管理制度与北京不同，导致了两京道教管理机构的差异不断加大。北京市文物局的侯海洋综合近年明代道教史呈现的各类研究成果，发现近来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地方教派活动与发展、道教文学艺术、世俗化等方面内容，对于明代周思得道派道士与原生家庭关系、社会交往以及与宫廷关系等诸多方面犹有剩义尚待阐发。基于以上认识，他从北京出土的五方明代道士墓志拓片着手，梳理了墓志所见周思得道派中的分支与派字，分析了明代道士墓志与前朝墓志的差异原因。他着重分析了明代的一批“皇家道士”的生平家庭、入道缘由以及升迁丧葬等方面，这些要素反映在道士们的墓志文本书写上，体现出较浓厚的官方干预色彩。离开明初，学者们也关注到明末宫廷内的道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汪桂平详细考证了明末司礼监掌印太监高时明的生平事迹，以说明在明王朝政权中广泛存在的道教影响力。大太监高时明的道教信仰与实践，反映明代宫廷内部普遍接受了道教丹道养生的思想。这表明当时道教的影响力渗透到官僚选拔制度、群官生活方式、宫廷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在等级森严的王朝制度中形成一套塑造政治样态的独特模式。

图5. 王岗（Richard G. Wang），《宗庙网络中的法派：明代道教与地方社会》（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2.）

关于清代宫廷道教的讨论中，学者们重点关注了清末政治、宗教以及民间社会中的白云观。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刘迅的演讲名为“政治中的神仙：高仁峒方丈与清末京师全真道教的眷顾网络、权力及宫观扩张”，以清末白云观住持高仁峒(1841-1907)为个案，探讨全真教及其宫观如何应对晚清政治和社会大变局。刘迅指出，在清代国家权力普遍衰落的时期，高仁峒方丈所掌持的白云观却能逆势扩张。这一方面涉及到道教与清朝地方精英的长期合作，另一方面，全真教宫观势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是19世纪初白云观高仁峒等信徒的长期宫观行动（monastic activism）、个人魅力和领袖素质的产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付海晏考察了近代背景白云观中的住持们的艺术生活。通过对高仁峒、陈明霦和安世霖等白云观住持的生平阅历、与艺术精英的交往等方面进行考察，付海晏指出，白云观的住持往往有较高的艺术文化素养，他们与许多艺术、戏剧界精英交往甚密，具备雅俗兼具的特征；在明清时期，他们在涵养艺术传统、传播宗教文化、维护道观生存等方面曾发挥着重要作用。白云观方丈高仁峒曾在北京莲花山度过很长时间，中国道教学院的杨君发现，这座道观在清末时成为北京坤道的中心。她研究了民国时期北京莲花山女冠庙的三十余位坤道，发现她们绝大多数是莲花山坤道曾义明、乾道蔡义先的徒众，属于全真华山派。其中，曾义明更可以被视作民国时期，尤其1925年以后北京主要女冠庙与女冠群体的开创者。作为清末民国时期的传奇女冠，两人都擅长修炼养生秘术，并着意使用易于民众接受的观念术语，这对女性信众有相当程度的吸引力。

图6. 清末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峒肖像（北京白云观藏）

道教与中国国家形态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道教也以不同方式深刻影响甚至左右了王朝国家的制度建设。本次专场讨论的五位学者从王朝国家的道教制度与道教内部入手，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以往道教史研究仅关注文本制度的窠臼，从道教与道士的丰富实践出发，展现出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中心的复杂生态。在这种生态中，道士们往往表现为国家制度下的能动者，他们不同于儒生们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网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国家制度本身。同时道士们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其中之佼佼者所具有的超凡能力，使他们既能沟通宫廷权力，亦能吸引民间信众。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经由这些道士，国家浸润入大地，而民间亦由之影响宫廷。

二、宫廷的道化：空间与艺术

第二场分论坛集中于宫廷建筑、艺术符号与宫内道场。就视觉层面而言，道教元素在明清宫廷内几乎无处不在。不仅是道观、宫殿、园林等建筑体，室内陈设、案头摆件乃至日用起居品等，几乎随处可见道教思想的影响。

明清紫禁城内有大量空间是名副其实的“道观”。其中，钦安殿是中轴线上最重要的一处。通过对钦安殿内玄天上帝极为细致的史料梳理与造像研究，故宫博物院的王子林指出：永乐帝将紫禁城中轴对准元代钦安殿，其目的就是为了把钦安殿纳入北方天神的空间里，以符古制。无论是永乐帝还是嘉靖帝，他们都通过供奉意味北方的玄天上帝来证明自己帝王继位身份的合法性，以此与儒家的正统继位观相抗衡，而道教作为暗线为这一合法性提供了最大支持。而在西苑宫区范围内，大光明殿则是最重要的道教宫观之一。自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建成以来，大光明殿历明清两代营缮使用，最终湮灭于1900年庚子国难的战火之中。故宫博物院的王彦嘉利用清代奏销档、掌仪司档案、上谕档以及稼斋燕行录、曾国藩日记、清末宗室载涛的回忆性文章等一手史料，充分探讨并梳理了大光明殿区域的建筑沿革、内部供设以及道团组织构成。这些深入细致的勾陈为我们展现出宫廷内部道教活动空间的鲜活细节，也为宫廷道教的存在方式提供了具体时空背景。关于紫禁城内道观的研究似乎表明，“天子”的神圣性并非永远固若金汤，在其动荡或受到挑战的时刻，道教常常是重新建立神圣性的重要手段。正是通过构造道教视觉空间、日常进行道教仪式，帝王权力的神圣性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支持与保障。

图7. 大光明殿旧影

除了上述这类明确供奉道教神灵并进行道教仪式的殿宇外，道教元素在宫内随处可见，它们将紫禁城变成了一处“道化”的时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陶金分析了宁寿宫的建筑园艺中的道教因素，他具体关注乾隆帝是如何利用既有的道教仙境元素，来表现“罗汉”“延寿”“归隐”等主题。通过宫廷原状实考、史籍档案和文学作品等材料，陶金指出，虔奉佛教，精通儒门性理的乾隆帝与明清时期的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同时也对道化的‘山水’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理解以及好尚，通过他的精心布排，宁寿宫园林得以被构成一罗汉所居的洞天仙境，而他则于‘环中’得以与罗汉们同游山水之趣。这一治园思想反映出乾隆帝建构一个 “洞天福地”圣地的愿望，也反映出道教“洞天福地”这一圣地概念对晚期帝制时代山水文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故宫博物院的许彤的研究着眼于宁寿宫中的仙石陈设，她从宁寿宫中独特的宣石摆置出发，指出宁寿宫轴线上的各大重要建筑，包括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中都有宣石的布置，此外宁寿宫花园的院落中也有宣石陈设。但无论它们身处何处，形体大小，以及表现手段，都指向了仙山的寓意。纵观宣石在宁寿宫中的分布，可谓贯通成一个仙山气脉。许彤认为，宣石体现出隐退、长寿等寓意，可以反映出宁寿宫的建筑主旨和乾隆帝当时的心境，具有以小喻大的作用。

图8. 宁寿宫园林中之仙台（故宫博物院官网图片）

类似钦安殿这类道教场所直接服务于帝王及其家庭的精神需要，或者与其私人生活有关，或者联系着帝王隐秘的焦虑与追求。在这些空间内进行的仪式与法事，常常需要大量道士或者太监道士的参与，这在宫廷内部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少、活动频繁，既贴近帝王又有广泛社交网络的特殊群体。不仅如此，经由各类宫廷艺术，道教思想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形塑了帝王及其后宫的精神世界，构成了庞大的帝王家庭其日常生活方式的潜隐逻辑。以上种种关于“道化宫廷”的事实曾在中国历史与文明中留下怎样的印迹？产生怎样的影响？过去的相关探讨很少，本次论坛的几篇文章无疑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三、宫廷到民间：神明与社会

明清北京首先是“日下之中”，因此我们将宫廷置于讨论的核心。但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宫廷也位于城市之内，它的确是“中央”所在地，但也无法脱离具体的“地方”社会。更何况，“神仙皇帝”嘉靖帝、“圣母太后”李太后、“老佛爷”慈禧太后，本身就有浓厚的道教信仰色彩，他们的行为也直接对北京民间信仰造成重要影响。这种宗教与帝王之间的复杂生态，也是2018年“十三至二十世纪东亚的君权与皇家对宗教的支持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的吕敏（Marianne Bujard）作为2018年会议的召集人之一，从中国皇帝的神化身份以及他们对寺庙的支持两方面回顾了当时讨论的成果。作为总结，吕敏指出：皇帝既把自己作为神圣的化身，同时也是一个追求不朽的追随者……皇帝在臣民面前表现得像神，他以神的身份行事，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必须坚持不懈地培养他的神性，否则他将失去神的恩泽。正因为这种多重因素的建构影响，这种作为神的身份性质在根本上仍然是不明晰的。

图9. 吕敏 (Marianne Bujard) 主编，《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丛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2020.

与帝王的神化身份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鞠熙讨论了康熙帝与北京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通过研究以碑刻为主的地方文献，鞠熙认为，康熙帝以帝王身份大量支持碧霞元君，其力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道教神祇。很可能正是在他的示范与带动作用下，清代至民国北京最重要的几处进香圣地：丫髻山、妙峰山、中顶与东顶的娘娘庙才开始成为走会圣地，而进香也才成为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重要动力。因此，香会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是纯粹民间自发的行为，它很可能是国家的B面，是制度与生活的结合体。

慈禧太后是清末香会与其他一些民间信仰活动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李雨航运用图像分析的方法，对慈禧丧礼相关的仪式法器进行了细节性解读。她指出，在“慈禧扮观音”的系列照片中，可以看到船上所有人物都扮演着女性角色，这与慈禧与观音的关系有关。此外，慈禧尸身下的满绣莲花褥子、经被上的道教经文和烟火法船活动等，都包含着具有浓厚的道教元素，慈禧的身体因而通过丧礼行为被赋予了更普遍的宗教含义。通过身体行为，借用船的形式，慈禧扮观音的仪式再现了“渡”的观念，寓意着政治和生命的长寿。

图10. “慈禧扮观音”照片之一

作为本场最后一位发表人，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的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被神化的帝王，但却直击道教传播的重要手段——出版印刷。他以CRTA（中国宗教书籍规范索引）数据库为依据，试图绘制一幅关于中国古代晚期与现代宗教文献印刷传播的地图。他指出，在近代北京宗教出版中，道观的力量比较有限，主要是民间团体刊刻经籍发挥了更大作用。虽然不如江南规模大，但北京仍然是很重要的宗教文本出版中心。本地乃至华北其他地方的经卷都在这里刻印或重刊。而了解道教知识和传说的生产及传播途径后，能丰富我们对北京城市文化中的道教地位的理解，并与中国的其他城市进行类比。

四、讨论与总结

在会议的讨论环节中，学者们讨论了钦安殿造像与武当山的关系、道士太监是否热衷扶乩、炼丹等活动，以及晚明道士的“文人化”转向等问题。在圆桌讨论阶段，与会者集中讨论的问题有二：第一是应重视长期被忽视的女性道教传统。第二是如何反思长期以来通行的“国家-社会”“男权-女性”二元框架。

中国道教协会的王宜峨特别强调道教研究应该重视女神信仰，这不仅是道教为中国社会做出的最深远广泛的贡献，也尤为能体现华夏文明以土地为中心的崇拜观念。本次讨论会中已有不少论文涉及道教女神信仰问题，但还应在现有讨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在世界文明比较的大框架中发现和理解中国道教的独特品格。例如，中国与西方都有圣母信仰，但西方圣母因其母亲身份被崇拜，而中国以碧霞元君和妈祖为代表的圣母都不曾成为母亲，而是作为具有独立神格和伟大职能的单身女性而为世人尊崇。从这一点说，研究道教中的女性神祇，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明的根基、建立文化自信都有重要意义。刘迅引发了关于如何打破二元区隔的热烈讨论。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皇权机制的理解是完全父权式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毫无疑问也遮蔽了王朝制度中的多种可能性。尤其是国家-社会、男权-女性、阴阳、内外、正式—非正式等二元分析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束缚了我们对王朝国家复杂性的认识。刘迅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李雨航指出，要理解皇权的整体结构，不仅需要关注话语权的来源，也要深入到权力之下的具体社会关系，在这方面，以女性个案为切入点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正是历史中的具体女性，为我们理解皇权结构的复杂性打开了缝隙。吕敏（Marianne Bujard）也认为，北京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在这里，皇帝也成为某种“地方社会”的一员，他们的私人活动与民间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国家”的化身。鞠熙提出了从象征角度理解国家制度的重要性，国家本身就充满符号意味，国家治理的模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也大量使用符号作为工具。因此，宗教的视角，尤其是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角度，是理解国家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图11. 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 刘迅（Xun Liu）., Daoism in Modern China : Clerics and Temples in Urban Transformations,1860-Present, Milt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1.

最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宗昱教授对此次论坛进行总结，他首先引用了高万桑和刘迅最近出版的论文集《Daoism in Modern China : Clerics and Temples in Urban Transformations,1860-Present》中提出的问题：道士和寺庙是不是中国宗教的两个彼此独立的方面？王宗昱指出，由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可以引申到皇上是不是神、庙和道士是什么关系等很多具体的研究，这也和本次论坛上许多诸位老师的发言主题有所关联。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过去道教研究重视其内部脉络，某种程度上较为忽略道教的各色人物所处的具体时空，或者割裂了道教与国家制度、民间生活、女性观念等历史其他方面的联系。本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道教研究的面向，将道教的视角投入到千变万化的历史现场之中。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还需要再继续讨论一些操作性的模式，将一般性的问题和个案研究相结合起来，才能不断丰富和推进中国道教的研究。

图12.  北京大学王宗昱教授对此次论坛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