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是一个激变的时代，“那时的世局几乎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一年一个样”。五四学生运动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自序》）军绅政权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兴盛走向衰落，国共两党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合作逐渐走向分裂，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科玄之争”再到“反帝”“反赤”论战，思想界也经历了急剧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此后近三十年的政治与文化走向。
2023年5月11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共同举办了“从‘五四’到‘五卅’”学术工作坊，集中探讨这一激变的时代。工作坊邀请到蒋凌楠、彭姗姗、冯淼、李志毓、魏兵兵、马思宇、徐佳贵、赵妍杰八位老师进行汇报，陈以爱、邹小站、杨琥、周月峰、胡永恒、周斌、吕文浩、刘宇、卢华等老师参与评议、讨论。
一、陈独秀“阶级”观念与清末民初的思想界
蒋凌楠（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汇报的题目是《陈独秀的社会阶级图式想象》。和清末趋新思想界一样，陈独秀留日期间深受日本“阶级”观念影响。此时日本“阶级”观念的核心是追求平等，革命党人亦是把“平等”作为革命目标。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初期，针对思想界反孔教、反复辟帝制的论战，他把这些现象根本归结为是阶级等级的伦理问题。1919年社会主义流行时陈独秀对“阶级”的理解更加泛化，他将政治、社会、经济等层面的问题都纳入“阶级”问题。五四后随着“劳工神圣”口号的流行，思想界对于劳动问题格外关注。此时期陈独秀思想经历了“主义转向”。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王汎森曾提出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这种思维“把显然有出入或矛盾的思想迭合、镶嵌，焊接，甚至并置在一个结构中，但从思想家本人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逻辑一贯的有机体”。作者认为此时陈独秀也形成了一个有关“阶级”的“认知图式”。这个图式里面的元素，不管是进化论，还是金字塔结构，此前都有人提到，但陈独秀把它们融合在一起，镶嵌成自己的认知体系。蒋凌楠认为，这成为他后来政治选择的一个观念基础。此后陈独秀不再把“阶级”理解为单一的、传统等级价值观，他逐渐认为“阶级”是对社会关系的表达，是一个分析工具。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针对于农村社会的阶级分析体系。作者认为后来中共党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分析，都深受陈独秀的影响。
杨琥老师（北京大学校史馆）在评议中指出，学界对于陈独秀的研究1980年代是个高潮，1990年以后逐渐进入低潮，近二十年来则有明显改观。陈独秀的“阶级”观念受到日本影响，那么“阶级”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梁漱溟也曾认为中国并无阶级对立。另外陈独秀的阶级观念与新文化运动中其他诸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进一步揭示，且尤其要注意到陈独秀的对立面。马思宇表示，陈独秀对阶级的泛化理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的涵义有很大不同，这提示出在研究时应对两者加以甄辨使用。对于毛泽东等人农村阶级划分的方式受到陈独秀影响的看法，马思宇认为还需要再研究。
卢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提示，探讨陈独秀的“阶级”观念的转变，需要将其放置到全球思想史互动的脉络中，尤其应该注重日本与苏俄两国自身变化对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中国对日本思想界的接受，并不完全是历时性的；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个非常大的时代变化。明治中后期，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才开始重视劳工问题。这一时期儒学对日本思想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此外中共对于农民问题的重视，也与苏俄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徐佳贵（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表示“阶级”涵义的泛化理解似是五四时期普遍的现象。对于“阶级”观念的认识与中国历史有无“贵族”等问题紧密关联。
二、“科玄论战”与民初教育界
近代读书人常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切感受，“如果存在一个堪与匹敌的大变革，应是人们内心秩序的演变”。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以往关于论战的研究较少关注“人生观”问题。彭姗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导火索：〈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的制定及其他》一文，引入新学制（壬戌学制）课程标准的制订这一为前人所忽视的因素，考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分析论战爆发的端由、论战展开与课程标准制订之间的交互影响、论战在教育实践中的成果，并指出时人所广泛认同的一种“人生观”与杜威在华讲演及北大西洋世界的进步主义思潮之间的内在关联。
《先秦政治思想史》书封
评议人周月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认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学界关注已久，成果也甚多，但均较少关注到它与新学制课程标准之间的联系。这是彭老师非常大的贡献。但他认为，科学人生观论战与新学制课程标准制定之间也许是一个“铜山崩而洛钟应”的关系，更可能是同一个“铜山崩”而引起的两个相关联的“洛钟应”，并不一定是一个硬相关的、导火索式的因果关系，并不一定是一个导火索的关系。在他看来，梁启超系自五四以来就对人生观问题有持续的关注。如1920年代初期梁启超撰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从张君劢的角度来看，他在1919年德国留学期间就用德文与倭铿合撰有《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DAS LEBENSPROBLEM IN CHINA AND IN EUROPA）。因此不管有没有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制定这一问题，人生观对于梁启超系一方来说是一个需要核心捍卫或者是核心表达的问题。
彭姗姗表示同意清末民初思想界对于人生观的关注由来已久；它是一个关乎人的心灵秩序大变革的问题，牵涉面也很广，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只是其中的一个关节。但她的问题仅仅落脚在1923年的时候，为什么在东西文化论争中已经在讨论的类似问题，会以讨论人生观的形式，并且是以论战的形式突然爆发，成为一个焦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与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制订关系密切。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制订构成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导火索，如果从胡适这一方来看的话，尤为明显。
三、青年会、左翼知识人与1930年代的上海女工
20世纪初，中国的工农大众多数不识字，工人夜校和讲习所从建党伊始就是中共革命人接近和组织工农大众的重要渠道，这一渠道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在进行。冯淼的《革命与圣火：女工夜校与1930年代上海的劳动教育》聚焦1928年上海的女工夜校。既有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革命史叙事，把女工夜校视为整个工人运动中一部分，夜校教育是工人运动的工具；第二类是基督教青年会叙事，但这类叙事对夜校教师的来源和整个教师教育的过程研究并不清楚。她试图利用这两方档案史料进行结合探讨。1930年代女工夜校的创立，深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推动。女青年会主要目的是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传教目的实居其次。在建立之初，她们工作重心实际上是吸收精英女学生来关注城市底层劳工，以服务为理念来开展社会工作。在1928年之前，基督教女青年会主要是通过舆论宣传来参与女工运动，主体还是精英女性。
但在1928年之后，吴耀宗等基督教青年会领袖等人主张采用教育手段来动员女工群体。此时他们想让女工自己内部出现领袖人才，希望女工自己有能力去组织和诉说她们的状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其中最著名的是邓裕志，她即力主在女工夜校开展写作课，激发女工的自主意识。1930年代上海聚集了一批左翼知识青年，他们以左联、剧联等为活动组织，倡导文艺大众化。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即进入女工夜校进行授课讲演，其中最有名的有吕骥、姚时晓、徐明清等人。他们通过识字、唱歌、看戏剧这种全方位教育再度革新了女工教育的理念，帮助女工摆脱宿命观，培养了女工对自身劳工经历和世界革命的认识。
1920年代，上海蚕丝厂里的女工。
评议人周月峰指出，冯淼的题目让我们关注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左翼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一是青年会的问题。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近代的作用非常大。以往基本上是以两条线分开关注，冯淼是让这两条线在女工夜校里面有交集，这两拨人实际上是在做同一件事情。文章牵涉到革命、圣火、女工三个群体。周月峰提示称，女青年会的主导者和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之间有没有办学理念上的差异，在办学过程当中有没有紧张冲突，还需要再探讨。左翼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有一个“化大众”还是“化知识分子”的争论，背后更长远的线索是“知识分子负面化”。对于女工来说是如何看待夜校里面“小先生制”的？此外，受过教育的女工，他们自我的意识是如何的？她们在工人当中的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如何？这些都是由冯淼这篇研究所引发出来的问题。冯淼回应称，对于“化大众”还是“化知识分子”的讨论，她认为这是一个一定要在实践过程当中去解决的问题，是在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互动中，解决了“化大众”还是“化知识分子”的问题。
四、浪漫女性、大革命与茅盾的文学创作
李志毓（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真诚—创伤”及其对五四话语的反思：略论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学实践》一文，从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学实践入手，讨论茅盾对于中国变革道路的思考。
李志毓指出，文学形象是基于特定话语系统对于社会现实的想象性建构，不能直接还原为客观历史实存。但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学书写却有着相当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其创作活动本身即是一种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茅盾早期小说的主人公多为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浪漫女性”。国民革命吸收了很多“浪漫女性”，在其他史料中也可以看到类似记载。她们不能在总体上代表大革命女性，也不能涵盖更多女性的真实经验，但这类形象塑造中蕴含着茅盾的历史思考。李志毓不同意将之解释为茅盾的女性主义思想，而认为这种带有想象性的将女性的身体能动性与开放性推至高峰的文学形象，反过来更显示出以欲望觉醒、身体自主为表征的女性解放话语的迷思。
更重要的是，茅盾在“浪漫女性”身上看到的不仅是欲望觉醒和身体解放，更是一种觉醒的内在“自我”和真诚、反抗的人格。他以天真洁白的女性被男性摧伤的命运，喻示真诚“自我”在腐恶现实面前遭受的伤害，写出了“五四”个人解放话语的局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在“造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傅斯年曾号召青年以“无中生有的造社会”作为自己的志业，而“造社会”前提在于造就一个“真我”。茅盾则写出了以女性为隐喻的“真我”在动荡、匮乏的半殖民地社会中无路可走的扭曲和畸形发展。中国革命并不只是政治和经济的革命，也是风俗和人心的革命。五四新文化、国民革命以及和后来共产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连续性问题就是变人心、变风俗。
评议人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表示，李志毓的研究是将茅盾的文学创作放置到历史情境之中展开探讨，是文史结合的方法。他赞同茅盾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蕴含着对大革命的反思；也建议可将茅盾的文学创作进一步放置到1920年代末期上海左翼文人圈中联系、比较探讨，尤其可以关注这些脱党但仍坚持进步活动的左翼人士。
五、五卅运动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参政
关于五卅运动以及中外相关交涉，学界已有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多从政治、外交、社会运动或思想文化等较为宏观的角度着眼。魏兵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横决”时刻：五卅运动与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参政问题的中外博弈》一文则主要从地方视角出发，聚焦五卅运动前后中外各方围绕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参政问题的互动和交涉，探讨当地华洋关系之递嬗演进与五卅运动之间的交互影响。
1925年， 五卅运动中，上海街头抵制洋货的标语。
魏兵兵认为，1920年代前期，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商民因缺乏参与市政管理事务的权利，与工部局的矛盾不断加剧，不仅是五卅示威之举行及其声势壮大的重要语境，也是五卅惨案引起当地华人团体空前抗议浪潮的深层原因。五卅运动中，华人团体提出以华人享受与外侨平等的参政权利作为对外交涉解决惨案的条件之一，并要求按照华人纳税总额所占比例分配工部局的华董席位，旨在取得市政管理的主导权。参政权利攸关华人居民的切身权益，是五卅运动中公共租界华人团体所提各项要求中最关切的两项之一。
沪案交涉期间，执政府外交当局支持华人的参政要求，并加以完善和拓展，虽不无迎合和利用民意之动机，亦含有借机收回租界部分主权的考量。公使团的态度则随着交涉的延宕逐渐从积极转向消极，最终提出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华人参政方案。中外交涉因立场悬殊而陷入停滞之时，此前在华人参政问题上持抵制态度的工部局董事会在外侨舆论和外商团体的推动下，主动提出增设三位华董案并获纳税外人会通过。华人团体抗议无效，被迫妥协接受。三华董案虽与华人的期待相去甚远，但租界当局和外侨首次公开承认了华人对租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要求参政权利的正当性，对此后上海公共租界政治社会的演进影响深远。
评议人周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魏兵兵注意到五卅运动中华人团体先后提出的“十七条”与“十三条”中华人参政要求的差异给予肯定，建议将有关两者之间细微差异的一些表述进一步完善，同时提示作者注意工部局财政问题对其在华人参政问题上立场转变的影响。马思宇认为既有五卅运动的研究多以中共为视角，但五卅运动有主体也有客体，租界的这些侨商群体在运动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和活动，魏兵兵的研究提供了五卅运动的另一面，补充了五卅运动的既有认知面相。马思宇同时提出，五卅运动中华人方面有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多个团体，他们在华人参政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值得深入探究。陈以爱（台湾东海大学）认为五卅运动中华洋团体的具体人事尚待厘清，并提供了若干重要史料线索。胡永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华人参政问题为观察五卅运动提供了一种地方视角，中国共产党与华人参政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魏兵兵回应称，工部局的财政状况对华人参政问题的演进不无影响，但在五卅时期并不太明显；五卅运动中华人团体的参政诉求是一致的，各团体对外立场虽有激进与温和之别，总体上是协商合作的；共产党人十分关注五卅时期公共租界华人争取参政权利的活动，并在舆论上给予大力声援，称之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迄今所见史料中较少有关共产党人直接参与其事的记载，有待进一步查考。
六、国民大革命与江浙地区的国共党团
从五四到五卅，是中共从“小团体”向“群众性政党”跨越的重要时期，而连接中共与群众的“党团”机制是其中关键，而江浙沪地区始终是中共发展壮大的重要基地，已有不少学者予以关注。马思宇的《大革命的中层视角与江浙国共合作》主要依据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探讨江浙沪三地的党团制度的实践运作。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有大量会议记录，提供了一个观察国民革命的“中层视角”。马思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国民革命是一场全国性革命，但也是一场区域性革命。上海区委当时统筹江浙地区的国民革命，它一方面在上海吸引江浙地区革命青年，同时也向江浙地区输送革命干部，实际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省域互动。二、既有研究关注国共两党的高层与基层。但无论是中共的支部还是国民党的区党部，常常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因此中层组织、中层人物和中层革命，与上层和基层之间是同中有异。第三、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组织史或者运动史。上海的案例提示出将组织史与运动史结合的可能。尤其是上海党团与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工人起义之间的关系，即可在此视角下进一步推进。
马思宇指出，应该将江浙地区国民革命看作是以国共为主体的“复合革命”，这呈现出“核心共产党、边缘国民党；里层共产党、表层国民党”的格局。在1925年前后，中共塑造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改造了江浙地区的国民党支部。1925年之后，共产党在群众组织中设立党团，在国民党中也设党团，所以形成双重领导。上海区委统一部署，统一调度，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对江、浙、皖三省形成伞状辐射的结构。这一机制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江浙地区国民革命为视角，也可以观察到中共中层人物的更新换代。中共四大之后随着留学莫斯科的一批学员归来，形成了一个“莫斯科派”，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即是其中代表，他主持上海区委后，整个上海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罗亦农
评议人周斌充分肯定了中层的研究视角，并称该论文新意很多。同时他也提出国共两党党团之间的关系，尚可进一步厘清。陈以爱则表示为何五四一代共产党员会被莫斯科派替代，其中的过程如何？在中共组织中的“书记”制度形成演进还可进一步探讨。李志毓则指出在国民革命中上海与广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如何处理国民党左右派，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有很大争论。刘宇（《历史研究》编辑部）指出中层视角可以挖掘出以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失语性人物。此外它还更有利于去揭示一些群体性的问题。区域与群体的结合，会进一步推进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同时对于像中共四大这样一些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的重要会议仍可以进一步探讨。
胡永恒认为将组织史与运动史结合，无疑是很好的研究路径。他同时指出，“中层视角”的提法还可以再斟酌，它与地域视角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杨琥认为国民革命的不同地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分北、上、广三个区域，这三地之间的差异应予以充分重视。马思宇回应称，中共早期历史中第一批新成长起来的党员，与莫斯科一派相比，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善于党务、组织、宣传等，因此很快被替代。
七、五四后江苏省教育会的文教革新
江苏省教育会及其东南集团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徐佳贵（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民”以群分：五四后江苏省教育会的文教革新实践》一文指出，五四运动之后，江苏省教育会继续投身文教新潮，这种参与通常涉及“民”这一范畴。苏教育会往往自居“民”之代表，始终存在居于某种指导地位以统合众“民”的意愿。此种意图如何呈现在实践中，实践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问题？与之相应，江苏省教育会的形象在五四后逐渐负面化，这一趋向是如何形成的？该文大致从两个向度来回答，一是教育界“秀民”内部的歧异问题，二是平民主义。“秀民”内部的关系，因文化资本、地缘、社会网络、组织旨趣的差别而在不断的变动中。徐佳贵仔细考察五四之后江苏省教育会组织架构与人事的变化，他指出较之五四前，苏教育会与留美学生，似乎变得更像是群体“之间”而非“之内”的关系。苏教育会领袖只能尽可能地“利用”留美学生群体，而非“控制”。江苏省教育会文教革新的主要特征是侧重实用主义。苏教育会中人对于所谓“科学”的理解，也与其对于“实用”的追求密切相关。
徐佳贵认为，苏教育会领导人在实践中，有意无意地低估本省与全国范围内教育平等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苏教育会所谓的“平民（主义）”，虽在一些场合有淡化传统上四民分等意识的意向，但在总体上，却是倾向于凸显原则性的各“业”平等，而淡化现实存在的“阶级／阶层”分化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其漠视或回避了教育界内与外种种现实的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苏教育会自身在一些时人眼中保持了、甚至强化了“秀民”组织的属性；其与一般民众的地位差异，及其“平民主义”的标榜与某些维持或增进“不平”的实践二者之间的张力，在越发强调打破“阶级”、动员普通民众的时代浪潮中，开始使其越发容易受到其他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攻击。
评议人陈以爱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认为，徐佳贵的这篇论文观点清晰，论述明快，在一些重要史事上皆有厘清。同时她也指出，留学生群体在江苏省教育会内外皆有，应该动态来看。也须注意江苏省教育会的“名”与“实”的差异。他们虽自居为“民”，但实际活动仍然是“双轨政治”中传统的士绅角色。他们在清末民初皆担任过省级以上的要职，时人即称他们是“非民非官，亦民亦官”。他们的活动场域也超过教育界，超出东南地域，甚至到达北京。因此对于江苏省教育会是否属于“民”，尚可再思考。陈以爱也表示，五四时期以江苏省教育会领袖为领导人的“新教育共进社”，后来与《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定址北京。这一会址与名称的变动并不能就此说明江苏省教育会的势力收缩，反而是他们势力扩张至北京的表征。如果将名称视作一个“壳”，他们可以用教育会做他们的“壳”，也可以用别的名称做它的“壳”，但其中主导力量并未有太大改变。此外对于五四时人所用的“学界”“教育界”“学术界”等词汇的真实所指，都须仔细辨别使用。徐佳贵回应称，他旨在避开江苏省教育会中人是否属于士绅的问题，而关注他们参与“民”字攸关的人群类别建构或重构的动态过程。苏教育会成分复杂，似不完全是“士绅”，而且如果以“士绅”名之，则可能会淡化黄炎培、沈恩孚等与张謇等人之间的差异。此外他也赞同纱厂帮之于江苏省教育会的重要性，但他主要关注教育界。另外江苏省教育会的势力是“渗入”北京，还是某些人“离开”了苏教育会转而投身北京学界，确实较难定论，比如蒋梦麟的前去北大。
黄炎培
彭姗姗也认为，在探讨江苏省教育会的时候，他们的文教活动与政治活动似难分离，要考虑黄炎培这些人致力于文教活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许多以“民”命名的倡导往往是一种宣传，背后有整体的政治关怀，明确的政治意图。许多以“民”为帜的口号，它的内涵和真实的所指都在发生变化。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时候打着“民”的旗号尚能获得较多人认同，但等到国民革命的时候，随着工人、农民、学生等真正意义上的“民”的组织团体兴起之后，许多人就已经不太认同江苏省教育会所倡导的“民”了。此外彭姗姗认为，新学制在实行之前就已有“试点”，而因地制宜是它的一大特点，因此对于它的实践效果，还可以再探讨。徐佳贵表示，有时用“表-里”二分的图式理解历史行动者的意图，也就是说“揭开”表层便能发现里层“真实”的意图这种思维方式，会有一定风险，人的意图和动机是复杂的问题，“平民主义”在苏教育会这里是否只是“旗号”，是否只有“地方自治”或政治上的考量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可以再商榷。
八、五四前后的家庭日新会
“家庭革命”是近代中国颇为显著的一个变化，历来被人类社会视作的温暖港湾，在近代却成为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为革命的对象。赵妍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以家为乐：家庭日新会的组建与活动》即是对“家庭革命”这一课题的延续探讨。家庭日新会创设于1919年冬，核心人物是黄炎培，其主要成员与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之间多有重合，除教育界人士为主外，也吸纳有实业界、新闻界、科学界、留学生界人士。他们最初的构想是家庭为基点，渐渐改革社会恶习，进而革新国家。黄炎培在倡导敬业乐群之外，他也特别强调“爱家”，认为爱家实是敬业乐群的基础，他在推动现代社会的同时，还着力推动现代家庭。他们从社会方面提倡家庭建设，试图把“家庭”嵌入共和国。他们维护家庭，提倡科学宣传家政，鼓励节俭持家，科学育儿，培养夫妻感情，其实都是旨在将家庭教育进行社会化普及。这些主张与他们长期关注的职业教育其实密不可分。
家庭日新会的活动，借鉴了欧美男女社交公开的方式，融合了“欧风”和“国粹”的双重取向。他们主张以家为乐，借助新形式，新团体，宣传他们温和的进步主义立场，以重新诠释中国伦理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反对激进的家庭革命，他们对妇女解放等时代言说都持有批评性看法。家庭日新会的活动也面临数次战争的冲击，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参与慰军活动甚为积极，但抗战后期便无形解散。赵妍杰指出，家庭日新会展现出他们对家庭建设的一种表达和期待，这和激进的革命青年对于家庭的想象之间有着明显的代际和理念差异，体现出这一群体对于五四时期家庭革命的一种回应，以及塑造理想家庭生活的努力。
评议人陈以爱指出，以往学者在探讨江苏省教育会这一群体时期鲜有关注到家庭日新会这一组织及其活动。赵妍杰的这一研究是对家庭革命和东南集团这两大研究主题的推进。同时陈以爱指出，对于家庭日新会的一些具体成员及其活动，尤其是家庭日新会与基督教青年会及其外围组织之间的关系，与上海美侨之间的关系，尚需开辟史料，进一步澄清。此外他们在史量才主持的《申报》上集中推介家庭日新会的活动，似是在表达一种对于理想家庭社会的形象，因此对于这些图文所传达的讯息均需要仔细考究。赵妍杰回应表示，对于家庭日新会的借鉴对象，理念来源，以及他们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均会进一步夯实。
圆桌讨论
总评议人邹小站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总结称，举办“从五四到五卅”的学术工作坊很有意义。工作坊的各位学者既关注这一时期政治与社会的主流问题，也关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基督教青年会、家庭日新会等外围势力，所用材料也都非常丰富。从“五四”到“五卅”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是思想由思想启蒙、文化运动转向政治改造，政治革命重回历史前台的时期，是国民革命论述逐渐兴起的时期。此期的国民革命论述中，反帝话语的兴起与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值得特别关注。其中，反帝话语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则表明，国共两党当时有通过和平的国民运动来完成国民革命的设想。孙中山去世后，国共两党仍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后来，国民革命从和平的国民会议运动方式转向武装革命的方式，其间的过渡转折，还可以再深入探讨。周斌也赞同邹小站研究员的看法，他也指出中共并不完全排斥改良的手段，国共两党在抗战后期也规划用国民会议的方式建国，这其中有一定的连续性。
此外，对于研讨中大家热烈讨论的近代中国“平民”的涵义，他认为，讨论这一问题，需要注意马列主义“阶级理论”输入的影响。阶级理论传入之前，“平民”往往与贵族、“官/绅”相对，普通地主、商人也是“平民”的一部分；阶级理论传入以及被接受之后，在阶级理论的视野下，地主、商人就不再是“平民”了，“平民”的含义已阶级化了。
周月峰指出，五四时期许多人用“阶级”这个词和学习“阶级理论”其实是有所区分的。另外郑超麟回忆录中指出陈独秀的一些文章是他人代笔，因此在使用时要注意区分。此外，对于一个人的阶级观念的考察，要将其放置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将许多参与阶级话语讨论、但反对阶级理论的人也纳入进来。比如梁启超很长时间不接受阶级理论，但在1920年代后期他很快又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存在，但他对中国阶级的划分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差异，如“有业/无业”阶级、“有枪/无枪”阶级。他当然并非阶级理论者，但也可以看到，当阶级理论或者阶级观念一旦进来，它就会被许多思想家“改造”“转化”，内嵌于其他的思想结构中。
吕文浩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也表示，工作坊的形式有助于讨论的充分和深入，未来也可邀请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就相关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同时他表示此次工作坊所提交的论文，在概念使用、题目构思上仍有一些可改进的地方。杨琥研究员表示，以往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往往集中于1919年前后的几年间，民初到五四，五四到五卅期间的研究，都比较薄弱，需要新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同时他也表示学术研究不必套用一些时髦的新名词、新概念和新理论，要归回中国历史的本身，关照现实，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问题，要体现出学者的责任与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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