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共生：轿车崛起与社会变迁

2006年10月，学者张珺去汽车经销商“汽车之友”面试实习生的岗位。她想在这里开始她的研究——轿车消费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汽车之友的老板黄总和副经理康先生听了她的构想，认为一无是处，在他们看来任何有价值的研究都应该与轿车的销售和购买挂钩，并产生实际的经济回报。

他们的观念很具有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汽车作为现代性的物质载体，被视为进步的象征，汽车产业的发展反映了国家实力的增强。因此，每当谈起汽车，人们总难免将其与经济、发展、社会效益等宏观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汽车生产的重点从重型汽车转移到轿车，汽车逐渐开始深度参与民众的生活，也改变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在张珺眼中，轿车仿佛一个窗口，可以一窥社会变迁对一个个普通人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此的反应和态度。

张珺将自己的研究记录在《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一书中。她的考察始于2006年，此后的一年，她在珠江三角洲进行了密集的田野调查。她在“汽车之友”、校友关系网和自己所居住的封闭式小区筛选访问对象，并且在此后的十年中与他们保持联系。她的访问辐射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这些人的生活经历、工作性质各不相同，有的在体制内，有的在体制外。但张珺认为，他们大都处在相似的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她将他们称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对于这个阶层来说，轿车既解决了生活问题，也是一种地位性商品，购车一方面是出于实际层面的考虑，同时也是一种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表达。轿车消费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购买行为，它包含着人们的诉求和焦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和展望。

《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

回国研究前，张珺在美国生活和学习了近十年，因此不可避免对中美汽车文化的差异产生了兴趣。我们不妨也以此作为探讨《驶向现代性》一书的起点。在美国，轿车被视为自由、自主和流动性的表现，很多人认为拥有一辆车是对抗现实不平等的手段。美国小说《时时刻刻》里有这样一段情节，女主角之一劳拉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绝望，她把孩子送到保姆家，自己开车去了另一座城市，在一座酒店里躲了几小时。（作者暗示她正在对抗自杀的念头。）这部小说于21世纪初引进中国，对于当时的某些中国读者（比如笔者）来说，令人震撼的不是劳拉在婚姻和家庭中感受到的压抑，反而是她所拥有的自由——她踩下脚油门后竟然就把糟糕的现实扔在背后。而今，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轿车背后的文化和情感含义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以 “自驾阿姨”苏敏为例，她用行动证明，驾驶赋予女性的不只是逃避苦难的“自由”，更是改写命运的力量。

《时时刻刻》

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轿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着迥异于西方社会的意义。张珺在研究时发现，比起“自由”“自主”“平等”这些抽象概念，中国的中产阶层车主更倾向于使用更实际的词汇来描述轿车对他们的重要性——他们喜欢使用“方便”而不是“自由”来表达汽车带来的益处。不同于西方打破社会结构、逃离社会身份的意味，轿车往往加深了中国车主的社会化程度。“方便”这个词背后有着复杂和丰富的意指。

首先，方便不等于快捷。在许多大城市，“开车赶路更及时”这个想法是有违常识的，很多车主为了实现快捷这个诉求，反而会选择工作日乘坐公共交通。但以牺牲快捷为代价，车主收获了“体面”。张珺的一位访问对象（大学讲师）指出，有车之后她不用大汗淋漓地挤车了，晚上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也不再因为担心打不到车回家而焦虑。这是现实层面的考虑。一位律师谈到更深层更隐秘的考量：轿车往往被人们看做车主业务能力和经济实力的代表，对于一个处于起步阶段的人来说，开一辆“好”车，更容易令人对他们产生可靠、有能力的第一印象，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位律师坦率地表示，车就是他的“生产工具”。

“方便”另一维度的含义展现在人际关系层面。从家庭内部来说，买车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为家人服务。“自我牺牲，承担家庭责任”这一伦理因为轿车的普及而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多位访问对象表示，他们为了家庭的需要（通常是车内空间更大、载客能力更高）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车型，张珺把这称为个人欲望对家庭需求的妥协。在很多人看来，为家人，尤其是长辈开车就是在实践新时代特有的孝道。一位访问对象曾经开车去她姨妈所在的城市为姨妈买药；另一位访问对象按照母亲的要求在工作日请假，开车四小时去接探亲的舅舅。任何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可能都会对此不以为然，但是，正如张珺所言，“在这个崭新的物质世界里，如何做一个孝顺的家庭成员，需要不断地、日复一日地、就事论事地考虑和协商”。

跨出家庭这个范畴，汽车仍对人际关系有着很强大的影响力。张珺聚焦的这些车主，大多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们的生活经历过天翻地覆的改变。对于他们的父辈，工作单位制度是组织个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核心机制，但他们踏入社会时，这个制度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除了家人、同事之外，他们也会建立自己的社交圈。他们把大量的休闲时间花在社交圈上。轿车丰富了社交的内容，很多关系紧密的有车族选择一起驾车出行。在张珺进行田野调查的时期，集体驾驶非常受欢迎，有人告诉他，集体驾驶的体验比沿途的风景更激动人心——“几十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排成一排行驶，所有车的应急灯都在闪，看起来多壮观啊！”

有趣的是，正如张珺在书中所指出的，集体驾驶在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美国的哈雷戴维森车队和日本暴走族就对此颇为热衷。这些车手的形象与工人阶层、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联系紧密，集体驾驶于他们是一种蔑视中产阶层价值观的活动。而在中国，集体驾驶通常是一种中产阶层活动。张珺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青睐集体驾驶是基于同样的理由：集体凝聚感。参与过集体驾驶的中国车主往往会提到一种感受：自己和同类在一起。这是一种既独处又共处的体验，开着自己的车与同伴相伴。通过一起开车，他们创造了一个共享的社会空间，而这个空间同时又被轿车分隔开。

与集体驾驶这种偏好密切关联的，是一种令许多中产阶层车主难以抗拒的审美体验。集体驾驶的精髓在于组成车队，强调“保持队形”。张珺在研究中发现，参与者最痛恨的就是其他车打乱队形，有些脾气温和的车主也会对此大发脾气。《驶向现代性》指出，这种强烈的爱憎情绪可能来自车主们某种从小根植心中的记忆和审美体验。“保持队形”让他们想起参与开幕式这种具有高度纪律性和精确性、受人瞩目的集体活动时的感受。那宏大的场面、壮观而振奋人心的队列，还有对集体的呈现赋予人们置身集体中的参与感，带来脆弱的个体生命无法抗拒的美感。即便这种审美体验已成为记忆，仍旧令他们难以忘怀。集体驾驶重现了这种体验，它使驾驶者的社会性充满空间维度，令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来占据空间。以参与集体的方式宣扬自身存在的行事和做法，恰恰被我们的文化背景认定是合理的，车主也可以借此机会做一些日常环境中不能做的事。进一步说，集体驾驶创造了一个时空的边缘场景，司机超越了日常身份，获得了一种赋权感。这种赋权感来源于人们熟悉的集体表现形式。

如上所述，审美体验是具有历史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系列社会实践所塑造。它给每个人的生命打上烙印，潜移默化影响着车主们——不仅仅影响了他们的驾驶行为，更决定了车主们对轿车品牌、型号的选择。21世纪初，商务车尤其受到中国市场青睐。张珺发现，她所接触的车主（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其构成和当下的车主人群存在一定差别）的这种偏好也来自年少时的经历。他们成长于缺乏流动性的时期，这使得他们对轿车的身份效应格外敏感——在当时，轿车是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象征。事实上，轿车所包含的意义受到社会进程的影响和塑造，导致轿车本身，而不是轿车的价格，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成为一个人社会身份的象征。因此，公务车与“稳重”“得体”挂钩，更符合了车主对某种社会身份的想象。这一偏好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同时也反过来被汽车制造商强化——某些品牌特别为中国市场定制了一些车型，比如加长的奥迪A6L，以及由双门车型变为四门车型的标致206，以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1993年的上海大众工厂

加拿大学者齐慕石曾在21世纪初将轿车称为“马路上的社会等级战场”，这个说法或许太过夸张，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轿车与车主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强关联。张珺在访问对象身上，看到了一种隐藏在轿车消费背后的中产阶层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他们身上的“中间性”。从积极的方面看，中间性暗示着向上的社会流动。很多访问对象会用“卡住”“被困”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他们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焦虑来自社会流动的不确定性，也来自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稍有闪失就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很多人还不得不面对无法实现进一步提升的困境。因此挑选和购买轿车不仅仅是单纯的消费行为，更让他们有可能在物理移动和个人生活中体验到自主的满足，甚至在某种层面上人为制造出向上流动的态势。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车主们对带有吉祥数字的车牌的态度。张珺指出，中国的数字文化一直存在，数字可以暗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古代，装饰品或器物的数量是有制度化制约的，它与人们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到了现代，某些数字更吉祥的车牌依然可以昭示一个人财力和地位的出众。另一方面，对于吉祥数字的青睐也反映了车主对于命运的谦恭。由于面临太多不确定性，车主对吉祥车牌的追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表示敬意。即便努力将代表吉祥的数字挂在车上并没有让他们的处境变好，但至少也没有让一切变坏。然而，大多数车主对于吉祥车牌的追求是有限度的。张珺分析了众车主对广州一度实行的吉祥车牌拍卖的看法。在多数车主看来，吉祥车牌的价格和价值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的联系，买高价车牌属于“暴发户行为”，完全出于炫耀心理，是非理性的行为。

鉴于张珺的田野考察是在2006—2007年期间的珠江三角洲进行的，《驶向现代性》并未涉及当前某些地区的机动车牌照稀缺这一现象。不过，她当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停车位的匮乏，她所居住的封闭式小区曾经发生过一起居民与物业的停车位之争。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偶发性的个例，但停车位不足无疑将成为不断发展、持续存在的问题。张珺的一些访问对象，已经开始受其困扰。随着国家的崛起，中产阶层作为消费者日渐强大，但他们也感到自己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因而产生脆弱而悲观的感受。

张珺认为，无论车主们对这一系列问题是否有着深入的思考，他们的生活和行动始终反映着某种共生关系。事实上，在21世纪的中国，机动车体制和中产阶层呈现了共生式的崛起，二者的交叉点是一个关键的切入口，由此可以探究中国物质文化、个体主体性、社会分层等复杂互动，促使人们细致入微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

正如张珺所指出的，一种单一或具有主导性的逻辑无法完全解释由复杂现实构成的社会变迁，变迁总是被各种理论规则、意识形态和结构性力量偶然、混合地塑造而成的，其中充满了即兴性和不确定性。当我们从宏观走向微观，细细考察一个个个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命历程，我们会把握更多宏观叙事无法触及，却至关重要的感知和体验。它们构成了一个无比精彩、意味深远的故事——一个关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复杂性、连续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