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家和乡的名字。对现代人来说，家乡的地名就好似自己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很少留意。当我们身处陌生的都市，不经意间听到熟悉的家乡之名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脉脉的乡愁。家乡之名宛如神奇的咒语——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地名中，它或许平淡无奇，但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独特的存在。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家乡之名背后的含义也让人着迷。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城镇、乡村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在这些千变万化的名字背后，大多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乃至哲学思想。今天中国三千余个县及县级以上的行政区之名，或来自山川地理，或上应天象星文，或源自历史事件，或化用古国之名。
此种奇妙的小名字大文化的现象，引发了研究者们强烈的兴趣。最近出版的《地名里的中国》就以地名为切入点，寻根溯源每一个地名的由来，并发掘其中隐藏的某种共性。
书影
《地名里的中国》由《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编著，《国家人文历史》2010年创刊，立足时事，钩沉历史。
介绍本书时，编著者称，中国地名的来源纷纭复杂，归类总结起来殊为不易，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名，其来源说法不一，却又各自成理。
比如天津，流行的说法是因朱棣靖难时由此渡河而得名，然而以中国古天文学中“天津星”而得名亦不无道理。编著团队在整理了全中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划名称后，从人文的角度出发，按照地名得名的内在逻辑，大体按名山大川、矿产和动植物资源、历史事件和政治因素、人文地理、古代方国、军事边疆、祥瑞标识、红色记忆等分篇，最终归纳为三大部分：“山水之间：站在中国的大地上”“循善求美：认识中国的精神”“历史的拨动：变迁中的中国”。
在中国，有关河流的歌很多。
先秦时期，就有客居于卫国的宋人因思念故土而吟唱：“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生活在汉水边上的男子思慕女子求而不得，望着浩渺江水会叹息一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与世界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建立在奔流不止的河流之上。我国境内不仅流淌着如黄河、长江一样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也有1500多条如毛细血管般在土地上蜿蜒而行的河流，滋养着地形丰富的广袤土地，还有如珍珠般散落于江河之间的近24880个大小不一的湖泊。
书中内页
在中国境内的河流中，黄河以其雄壮而有催人心魄的力量。三国魏晋时期，“黄河”二字已见诸诗文，如三国时期李康《运命论》中的“夫黄河清而圣人生”，又如《木兰辞》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待到唐宋，黄河已基本定名。“黄河”之“黄”一直是古人对黄河的直观描述，据《左传》记载，早在哀公八年（前487年），古人已经作诗感慨自己这辈子恐怕都等不到黄河变清，“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可见当时的河水浑浊已是常态。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李白笔下的黄河从天而降、气势磅礴，而这样的洪荒之力，恐怕还要归功于各条支流。
在黄河上游，单是来自四川的白河、黑河，青海的湟水、大通河，甘肃的大夏河与洮河等支流就为黄河贡献了近70%的水量，中下游又有渭河、汾河、洛河、伊洛河、沁河等助力，才让黄河这么神采奕奕。
更重要的是，正如钱穆曾指出的那样，华夏文明的孕育也“并不藉赖黄河自身，他所凭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的那一个角落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这些支流仿佛华夏文明遥远的故乡之河，古老的名字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静静流淌。
今甘肃省定西市下辖的县城渭源，看似不起眼，其县名却很早就在《禹贡》中出现，皆因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发源于其境内的鸟鼠山。《尚书·禹贡》也记载了大禹凿穿山脉让渭水东流的传说，因而渭水也被称作“禹河”。历史中，长安乃至汉唐的繁荣与渭水有关。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的“豳公盨”。铭文写及“天令禹敷土，随山浚川，乃降地设征。”这件青铜器铭文与《禹贡》中的文字相吻合，共同证实了早期的“九州”观念。（高丹 摄）
曾是秦朝古都的咸阳正因为位于渭河北岸、九山之南，“山水俱阳”而得名，城内至今还有渭城区，不过诗人王维笔下“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水陆码头繁荣之貌却已不见。在咸阳东面的渭南市，也因渭河得名，汉初就曾设渭南郡。不过，渭河最广为人知的风貌是来自《诗经》中那句“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的泾水是渭水支流，因为挟带着大量的泥沙，两河交汇时便出现“泾渭分明”的河面景观。宁夏最南端的泾源县就因泾水发源于此而得名。
江河、山岳命名了许许多多的城市。以“江”为名的地方有很多，如江西、九江、镇江等。三山五岳，屹立在中华大地上，以象征中华民族的高大形象而名闻天下，具有景观和文化的双重意义。受到名山影响而得名的地方就更多了，泰山脚下有泰安市、新泰市，还有岱岳区、泰山区，华山脚下有华阴市、华州区。其他因名山大川而得名的地方，可以说是不可胜数。
除了那些名山大川，一地之名也可以来自于当地的物产，如四川有绵竹市，此地境内有绵水，两岸多翠竹，故而被命名为“绵竹”。山东有鱼台县，因地处淮河流域南四湖水系，境内渔产丰富，因而得名。因物种而得名的地方许许多多，如陕西米脂、甘肃瓜州、广西桂林、云南腾冲等等。
地里埋的也能给一个地方命名。新疆和田因为当地产美玉而得名，“和田”一词在古汉语与蒙古语里的意思就是“美玉的土地”。敦煌有大名鼎鼎的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里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句。玉门关曾经作为玉石出口地的繁华已不可见，但那段历史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浙江丽水青田县 因境内产出青田石闻名 （高丹 摄）
诗词歌赋是中国古代文人感怀古今、寄情山水、诉说衷情的文学载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游记也因此而接连主导中国古代文学的潮流。其中又有不少名篇佳作成为脍炙人口的典故，这些典故甚至也“渗透”到地名里面，依托地名进一步宣扬典故背后的人文精神。对于故国宫殿的喟叹，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怀古。这种文人气十足的怀古情怀，自然也影响了地名，那些象征了一个强盛政权盛衰变幻的建筑，获得了文人的推崇，进而影响各地地名的选用。
不少地名的含义会随着人们精神追求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远古到明清时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
历史中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因“避讳”而被反复修改的地名。比如河南的古城开封本作“启封”，为避汉景帝刘启的讳，就取“启”的同义字“开”，改称为“开封”；犯了太子的名讳得改，比如隋文帝杨坚为避太子杨广的讳，一口气就改了几十个带“广”字的地名，广陵改成了邗江、广安改成了延安、广昌改成了枣阳等；犯了后宫的名讳也得改，晋元帝司马睿的妃子小名阿春，于是富春改成了富阳，宜春改成了宜阳；国号自然也得回避，秦代设置的钱唐县到了唐代被改成钱塘县，唐代设置的明州到了明代被改成宁波；甚至犯了敌人的名讳也得改，比如南宋朝廷上下对金人恨得咬牙切齿，因当时金朝的太子叫完颜光英，于是赵构把地名中带“光”的字全都给改了，光州成了蒋州、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山县为期思县。
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含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政治标准、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
可以说，通过地名，过去与现在、先人与今人相互交汇，形成一股中华文化的滔滔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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