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道德——亚当·斯密的双重启蒙

【编者按】20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这位“经济学之父”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天赋异禀，14岁就读格拉斯哥大学，17岁入读牛津大学，25岁成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正教授；但同时又素有痴名：读书时经常发呆，懒得给朋友们回信，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他只留下两部著作——《国富论》被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道德情操论》却被视为伦理学的经典。

300年来，亚当·斯密的思想仍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历史的迷雾。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澎湃新闻推出“亚当·斯密300年”专题，邀请多位学人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多重面貌。

亚当·斯密

要准确理解亚当·斯密，就要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十八世纪中后期，在苏格兰这片苦寒之地，特别是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城市，史无前例地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等等。这是苏格兰文化史上的高光时刻。由于它处于欧洲的启蒙时代，与法国等地的思想启蒙遥相呼应，因此后世称其为“苏格兰启蒙”。

“苏格兰启蒙”对人类思想有着非同凡响的贡献，概括而言大致包括：其一，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延续了约翰·洛克等英格兰思想家的“经验论”传统，但更加关注人的感官（sense）的功能，比如托马斯·里德及“常识学派”（common sense，又译“共感学派”），这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哲学起点；其二，在此基础上，相比法国启蒙思想家主要关注政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尤其注重思考道德感、幸福感之类的问题，在心理学、道德哲学、伦理学领域颇有建树，比如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其三，在形式上，苏格兰思想家较少英格兰、法国，特别是德意志的启蒙思想家的“体系癖”，他们热衷于写随笔，尤其是大卫·休谟；即便是大部头著述，他们也时常即兴发挥。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时代的杰出代表，这应该是我们理解斯密的起点。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南部接近英格兰的法夫（Fife）郡，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圣安德鲁斯大学。亚当·斯密具体出生日不详，据记载，受洗日是“儒略历”6月5日，公元纪年6月16日。斯密是遗腹子，据传幼年时曾被吉普赛人短暂诱拐。大约14岁时，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弗朗西斯·哈奇森学习道德哲学，思想前卫。1740至1746年，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但自称没学到什么东西，而且据称因阅读休谟的《人性论》（1738年）而受到严厉处罚。斯密比休谟小12岁，按中国人的说法正好一轮。1723年，即斯密出生那一年，休谟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也是对母校颇有微词。

1748年，斯密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授课，其实那是由一位贵族赞助的系列讲座，算不上正式的职位。如果休谟晚生十几年，这时进入爱丁堡大学，或许就不会对母校那么不尊敬了；不过也未必，因为斯密一开始讲授的仍然主要是修辞学、文学这类被休谟视为无关宏旨的东西，后来才转向“富裕与进步”之类的主题。这一年，苏格兰启蒙时代的“双子星座”终于晤面，彼时，休谟是爱丁堡律师协会做图书管理员，斯密是大学教授。后人著有《异端与教授》（丹尼斯·C.拉斯穆森著，徐秋慧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形象地刻画了两人的精神风貌、友谊与分歧。“异端”（infidel）指休谟，他质疑宗教信仰，以怀疑论著称；而“教授”（professor）除了指斯密的身份，在当时的英文中还有“信奉宗教的人”之意。

1751年，斯密受聘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次年改为道德哲学教授，讲授内容扩大到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治安、税收等众多领域。1759年，在这些授课内容基础上，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论》。与业师哈奇森不同，斯密写作强于演说，他的这部著作很成功。斯密的文字有一种铿锵有力，甚至雍容华丽的气度，不过，中译本很难传神。

1764年，斯密被一位贵族聘为家庭教师，年薪高达300英镑。他辞去大学教职，接替其教席的，正是前文提到的另一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常识学派”代表人物托马斯·里德。斯密陪同那位私塾弟子、后来的布克勒赫公爵游历欧陆，在日内瓦见到了避难的伏尔泰，在巴黎见到了到访的美洲人本杰明·富兰克林。1766年，斯密结束家庭教师任职，回到苏格兰老家，此后十年，专心写作。1776年（休谟去世的那一年），《国富论》出版，大获成功，第一版仅六个月就售罄。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与母亲一起迁居爱丁堡。1783年，斯密成为爱丁堡王家学会的创始会员。1787至1789年，斯密任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1790年，斯密去世。与休谟一样，斯密也没有留下婚姻或子嗣方面的记录。

《道德情操论》书封

斯密的思想凝聚在前后两部著名作品中：《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与《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前者大体上是一部道德学说著作，后者总体上是经济学著作。这似乎提醒我们，斯密与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一样，以德性为思考的起点。长期以来，不少中文读者只知道斯密是一位财富导师，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德性导师——为富不仁不是斯密思想的精髓。

《道德情操论》的中文书名多少有点误导性，可能让人觉得是一部道德教化的书。实际上，该著与苏格兰启蒙时代重视感官、知识、道德的思想风格一脉相承，书名译为“论道德感知”或许更为贴切。业师哈奇森认为，人的道德感源自感官，比如，如果我感到恶心，那么引起我恶心的事物就是不道德的；休谟的《道德原理研究》以及托马斯·里德的“共感”（“常识”）也大致持有此论。但是，斯密认为，人的道德感不是源自感官，而是源自人的“共情”能力。“共情”（Sympathy）有时被译为“同情”，不是很贴切，因为“同情”带有怜悯的意思，而“共情”比较中性。共情不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感官，但斯密认为，它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特质。人生活在群体中，会感知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并做出某种情感甚至行动上的反应，反过来，他人亦如此，由此，形成一种“共情”关系。人都希望获得他人的美好的共情，通俗地说，希望获得他人更多的好评、更少的差评。如果一件行为引起他人的美好的共情，那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由此，共情成为人的道德实践的指针。这就是斯密的“道德感知论”（道德情操论）的基本原理。斯密“道德感知论”不是简单地改变了道德感知的基础——从哈奇森的“感官”、里德的“共感”等改为自己的“共情”，它的更大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人类道德行为背后的“功利”基础——想获得更多的好评。后世学者有称斯密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即以此为凭。有意义的是，斯密在此书中将这种功利动机喻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并指出，如果发挥得当，它就能通向财富——这是斯密的下一个雄心《国富论》的宏旨。

《国富论》的中文书名同样多少有点误导性，不少读者误以为它讲的是如何实现国家富强。这种理解不能说全错，但有伤宏旨。其实，书名中的英文单词nations的准确理解应该是“国民”，而不是“国家”。《国富论》讨论的主要不是“国家”的财富的来源与性质，而是“国民”的致富的来源与性质，换句话说，它首先关心国民的财富，然后才关心国家的财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富国先富民”。

与众多宏大主题一样，经济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题——毕竟，爱财是人的天性。古代希腊人关心经济，比较典型的是色诺芬的《论经济》（Ο?κονομικ??, Oeconomicus），这可以说是“经济”一词的起源。中世纪，世俗财富不是神学的突出主题，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神学家关心，中世纪后期的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称，基于高需求的高价格无异于盗窃。十六世纪开始，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现代早期”，重商主义在欧洲盛行一时。“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实又是一个容易造成误解的中译，这里略作铺陈。

财富对欧洲现代早期君主（学术界称“新君主”）的崛起意义重大。但是，什么是财富？“新君主”及其财政幕僚们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有所不同，或者说比今天狭隘。大体上，他们认为，财富等同于金银等重金属通货；世界上财富的总量是不变的，各国的财富此消彼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自己的财富增长，就要夺取其他国家、特别是海外国家的财富，无论其手段是贸易或掠夺；就贸易而言，应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提高关税。总之，金银就是财富，金子、银子流出越少越好，流入多多益善。这其实就是“重金主义”——一种简单、实用的生财之道。这种“重金主义”观念与实践本质上是各国在财富上的“内卷”，而不是共同增长。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它不断受到修正和批判。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米拉波侯爵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源头不是金银，而是土地与农业，他讽刺“重金主义”为mercantilisme（法文），意为“唯利是图”。伏尔泰、卢梭、休谟等也都批评过这种“重金主义”。

对这种重金思想批评得最为深刻、系统的，可以说是斯密。斯密借用米拉波侯爵的术语，批评“重金主义”是一种“唯利是图的制度”（mercantile system）。此后，mercantilism这一术语渐渐成为“重金主义”思想的代名词。中文通常将mercantilism译作“重商主义”，这种译法由谁开创，是不是误译，可以另作讨论，这里姑且遵从约定俗成，继续沿用。只是希望读者不要望文生义，以为“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其实它的本意是“重金主义”——甚至称它“拜金主义”也无妨。

《国富论》正是从批判重商主义开始的，其核心观点与重商主义截然相反：金银并非财富的属性或本质，而是财富的化身或表象；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生产的增长，而不是海外贸易和掠夺；生产增长与原材料、市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关，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而非国王的干预。斯密主张“看不见的手”作用，倡导“自由放任”。只不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个术语不是斯密的首创，它最初是法语，源于前面提到的法国的重农学派。说到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主要在经济领域，斯密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在司法、国防、教育和公共事业领域，他认为，立法者应该承担积极责任（《国富论》第五卷）。

斯密及《国富论》第一次将关于经济的思考摆在了人类思想的突出位置，由此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经济学。现代之前，或者说，在亚当·斯密之前，只有零星的经济思考，但谈不上经济学。在斯密的时代，财富或者说经济问题还算不上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们的“显学”，比如，法国启蒙哲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契约之类的政治问题，而苏格兰其他启蒙思想家更多关注的是道德问题。自斯密至今的三个世纪里，经济学发展出众多的流派。而第一个流派，自然就是由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其代表人物还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等，而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是卡尔·马克思。后世称这一学派的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顾名思义（尽管有简单化之嫌），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政治角度思考经济问题，就好比，后来出现的“行为经济学”是从人的行为方式角度思考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关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其基本立场是反对政治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称“政治经济学”、至少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为“反政治经济学”，亦无妨。十九、二十世纪，出现了更多的经济学门派，它们称斯密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为“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或“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徒子徒孙尊奉祖师爷之意味，只不过，“古典”二字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又出现一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可以理解，它是对亚当·斯密一派经济学的复兴和改造。简言之，斯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大致是同一个意思；斯密被誉为这些名词所形容的经济学“之父”，实至名归。

《道德情操论》表明斯密是一位道德学家，《国富论》表明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实际上，斯密是一位十分广博的思想家。斯密在遗嘱中要求销毁自己的几乎全部手稿，有何顾忌，尚未可知。所幸的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课被一些学生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一些朋友也获赠过他的手稿，这些文稿表明斯密的涉猎是何等广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密关于欧洲历史上“封建”经济的思考，这对于我们正本清源地理解“封建”一词的本意，十分重要。他关于“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诸多主题，比如：治安、法律、国防等的思考，也影响深远。他关于人类文明史“四阶段”（渔猎、畜牧、农业、商业）的阐述，表明他启发卡尔·马克思的，不仅在于政治经济学，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

亚当·斯密秉承业师哈奇森、挚友休谟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道德实践风格，不仅研究道德，而且践行道德。后人纪念斯密，不仅奉其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而且敬仰他的人格。今天，游人到访爱丁堡，亚当·斯密与大卫·休谟的两座青铜雕像是必定的打卡景点。2007年新发行的20英镑纸币上，印有亚当·斯密的头像。亚当·斯密还是中国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主题，严复将其《国富论》译为《原富》。

20英镑纸币

今天的中国读者纪念斯密，首先要做的就是还原斯密的苏格兰启蒙思想语境。具体而言，一是从启蒙思想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经济思想角度认识斯密；二是从德性角度，而不仅仅是从财富角度思考经济问题。斯密的贡献不只是《国富论》中的经济学，还有《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学说。实际上，经济与道德本来就是一体。汉语“经济”一词本来就包含道德义项，中国古代商人也一直有“以德聚财”之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我们重温斯密的财富与道德学说，其裨益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