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刻书史》：雕刻千年苏式优雅，探寻方块字本源

《苏州刻书史》书封。

得益于地理位置的优越、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繁盛，苏州在宋代成为雕版刻印书籍的重要地区，至元、明盛极一时，清乾嘉时期则成为刻书最多最好的地区之一。苏州的刻书活动在中国刻书史上、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日前，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所教授陈正宏主编，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卿朝晖担任副主编，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天一阁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苏州图书馆等教学科研机构从事版本学和书籍史十位作者共同撰稿的《苏州刻书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并于7月1日开幕的江苏书展上举行了首发仪式。

首发仪式现场。

诞生于苏州的宋体字，影响了千年文化史

苏州的雕版印刷，自五代起就声名在外，发展到民国，前后绵延一千年。《苏州刻书史》是学界第一次以传统文献学的实证方法，对苏州刻书进行贯通古今、系统全面的梳理，力图实现技术、艺术和学术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全书依照苏州刻书本身的发展衍化过程，划分为八个时段，各成一章。现存最早的苏州雕版印刷实物指向两宋时期，元代的官刻、私刻延续两宋余韵。明清两朝的各个时段见证了苏州刻书的兴衰起落：由明初徘徊萧条过后的恢复发展，中期苏州式刻本的辉煌开拓，晚明私坊刻书的繁花似锦，到易代之际毛氏汲古阁、席氏扫叶山房等家族与书坊的前后接力，乾嘉时代对精写精刻的孜孜以求，再到晚清民国时期私家刻书对文雅传统的坚守，构成了悠长而明晰的发展脉络。第九章则放眼全球，通过现藏于东西方各国图书馆、博物馆收藏机构中的苏州刻本等角度，考察苏州刻书对世界的深远影响。

除了宏观的史的脉络，全书的各个章节均以现存古籍实物为主要依据，并配以相当数量的高清彩色书影，呈现苏州刻书的多重样态，让读者近距离感受苏州古籍的温度与魅力。

在苏州刻书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苏州刻书的字体。我们今天常用的汉字标准字体——宋体字，其实与苏州有着莫大的因缘。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主任李开升就曾对明代中叶刻本进行过系统性调研，他在本书第四章中论述了宋体字在这一时期的形成始末，发掘其背后的推动性力量，并结合实物与史料，详细梳理了以宋体字为特征的苏州式刻本从弘治末年形成到嘉靖以后风靡全国的发展历程。

“宋体字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地点正是苏州。”李开升表示，在宋本鉴藏风气的引领之下，从弘治末年开始，苏州逐步形成了以方整的宋体字为主要特征的苏州式刻本。这种风格在正德后期成熟，在嘉靖年间风靡全国。“从此，中国雕版印刷史进入软体字和宋体字双轨并行的时代。”

“宋体字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刻书史上，在整个中华文化史上都意义重大。今天外国人对中国方块字的理解，很大部分与近代欧洲人所编双语词典有关。在那些供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词典里，汉字的字体主要就是宋体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体字在他们眼里已然等同于中国字了。”陈正宏对澎湃新闻记者说道。

宋体字之外，清代的苏州刻本在写刻字体上的创新同样值得关注。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的，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幸。在本书的第七章中，她不仅明确地区分出清代写刻本中的“欧字”和“软字”，解读二者各自的发展路径、细微差异以及与吴门地区的关联，还观照了别有风味的名家写刻本，其中对雍正年间苏州写样者邓弘文的字体及其影响的相关研究，使“仿宋体”的源流得以明晰。

“李白杜甫影响这么大，离不开苏州式刻本”

《苏州刻书史》虽然集体创作，但主创人员并非拼凑之选，而是对相关领域都有着相当长时间研究的专家学者。

该书的大部分作者，都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在本书中所承担的部分，多与他们此前各自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孙中旺、卿朝晖两位副主编则来自苏州图书馆古籍部，他们熟悉苏州的历史发展与文献遗存，在两年前主办“册府千华——苏州市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古籍实物版本信息及相关史料，成为本书部分章节论述的基础。因此，尽管本书从发凡起例到出版问世仅短短两年，其间又遭逢世纪疫情，访书交流多有不便，但沪苏两方撰稿团队仍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这一具有显著创新性的成果。按陈正宏的说法，成书只用了两年，但背后却是十数年的积累。

“很多同类的作品往往有列清单的问题，但是陈正宏团队撰写的这本《苏州刻书史》，却始终坚持以学术为中心，提出了很多新概念，是了不起的学术追求。”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雁平认为，《苏州刻书史》很好地兼顾了技术性的研究和艺术性的品味，为此类图书提供了示范。

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和严谨的考证，《苏州刻书史》提供了不少超越前人的认识。如由苏州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孙中旺撰稿的第一章，发现李白杜甫流传至今的别集祖本以及在当时广为流传的韦应物、陆龟蒙、苏轼的诗文集均诞生于两宋时期的苏州地区，凸显了苏州刻书的深远影响。

“李白杜甫在今天能有这么大影响，是离不开苏州式刻本的广为流传的。”孙中旺说。

由上海博物馆金菊园博士撰稿的第三章，从内府刻《元史》中发掘出的一批苏州刻工及版心下方的“苏州”字样，为明初苏州刻书的停滞提供了新的解释。而由主编陈正宏教授撰稿的第九章第二节所揭示的始于境内延及海外的“姑苏原板”现象，则以充分还原历史的姿态让苏州刻书史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元。

“将苏州刻书放在中国乃至东亚汉籍刊刻史中进行考量，是全书的另一大特色”，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郭立暄说。书中对明代中叶苏州式刻本向外辐射过程的探究，苏杭宁徽等地刻书互动的考察，以及宋体字在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以及欧洲的传播与流变的梳理等，昭示出延续千年的辉煌中所必然包含的开放与包容，更彰显了全球化视角下的苏州刻书史所独有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部致力于还原历史、贯通古今的苏州刻书史，可以为苏州人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所处的城市，提供一个新入口；为全国人民重新认识苏州，提供一条新路径；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境外读者体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优雅格调的一支，提供一片通过纸墨和汉字感知的新天地。”陈正宏说道。

据悉，《苏州刻书史》的出版得到了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被列为苏州艺术基金的扶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