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谈艺录》中的“伐材事”

中华书局本《谈艺录》118页引宋人《四六话》的名言，以论放翁云：“《四六话》论隶事，有‘伐山语、伐材语’之别；放翁诗中，美具难并，然亦不无蹈袭之嫌者。”意谓陆游多是“伐材”，“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444页补订云：“不知东坡为用此事之伐山手，放翁以下皆只伐材。”498页语及用《寒食帖》事又云：“按晁冲之伐山，始取《寒食帖》入诗，南宋多继而伐材者。”“伐山、伐材”之别，见于王铚《四六话》卷上：“四六有伐山语，有伐材语。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绳削而已；伐山语者，则搜山（搜山一作披山）开荒，自我取之。伐材谓熟事也，伐山谓生事也。”（据《历代文话》本）简言之，凡是第一个用别人所从未用过的事，就是“伐山”；而用别人所已经用过的事，就是“伐材”。“伐山”优于“伐材”，是不必说的。文人作文如是，学者著书亦然。所以顾炎武另有一个著名的比喻，那就是其《与人书十》中说的：“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拟喻虽有不同，精神却是相通的。乃至于学人征文考献，亦贵伐山的第一手材料，而轻转手的伐材之事。通人必须博览，但是“书囊无底”，所以就是通人，也免不了有时要“伐材”。我去年年底时，因为住在铜陵，手边无别的书可读，所以把三十年前读过的《谈艺录》，又重读了一过，因此而屡见博极群书的钱先生所引的书，也多有是从伐材而得的。钱先生的“伐材之事”，我以前在《钱边缀琐》中指过一些，但那是瞥记随举的，不及这次所获之多。故写为一篇，供给研究“钱学”及喜谈掌故的人参考。

一

钱先生于陈衍的著述，无疑是谙熟于胸的，《石语》记陈誉其云“世兄记老夫诗熟”，可为一证。这都不必多说。陈的《石遗室诗话》，在钱先生的《中文笔记》中，却并没有笔记，那可能是因为太熟之故，所以不复札之于纸了。《谈艺录》中则多次引及石遗，在近人中是少有的，但暗本《石遗室诗话》，而又不加注明的，也有数例。中华书局本《谈艺录》103页论钟谭诗而引及曾习经诗云：

曾刚甫《蛰庵遗诗·读书题词》之十五《题友夏集》云：“次山有文碎可惋，东野佳处时一遭”，自注：“小品文字间亦冷隽可观。”……此等近代文献，亦今日沾沾焉自命为锺谭拨雾见日者，所宜知也。

按此处所引的曾诗，必本于《石遗室诗话》。《石遗室诗话》卷六的第一条：“曾刚甫有《壬子八九月间所读书题词》十五首，实论诗绝句也。……《谭友夏集》云：‘次山有文碎可惋，东野佳处时一遭。颺下甜瓜栽苦瓠，楚风当日亦心劳。（竟陵、公安为世所斥，然明自隆万以降，摹拟剽窃，流弊万端，楚风一倡，遂变为诡俊纤巧。文章与世运升降，盖至是而明业亦衰焉。至其小品文字，间亦冷隽可观，又不容概没矣。）’”石遗所引如是。石遗于十五首绝句，录了十四首，只有一首《读靖节桃花源记》未录。《近代诗钞》第十八册亦只录十四首，同于《石遗室诗话》，钱先生《中文笔记》第六册、第十六册有《近代诗钞》的笔记，曾习经诗见于第十六册388页，但仅取其《笺纸》《田居春感》各一联，而不及其他。钱先生一定没有读过曾的集子，《蛰庵诗存》不但被他误写成了《蛰庵遗诗》，而且《壬子八九月间所读书题词》的题目也丢了七个字，“谭友夏集”之作“题友夏集”，也有一字之差，不及《石遗室诗话》的正确。另外隔了一行，钱先生就引《石遗室诗话》，说“《石遗室诗话》尤细摘锺、谭二家佳句”。《蛰庵诗存》的书名及诗题之误，是钱先生补订《谈艺录》时新造成的，因为据《民国丛书》影印开明书店1948年本《谈艺录》，这一句原作“曾蛰庵遗诗读书题词之十五、题友夏集云”，“曾蛰庵遗诗”五字，也可不作书名读，想来这也正因为未睹其集，所以作此泛语，但是补订之时，已事隔多年，记忆不确，“蛰庵遗诗”四个字，也就被顺手括作书名了。要之钱先生始终未见《蛰庵诗存》，是一定的。

《谈艺录》115-117页论陆游喜梅尧臣云：

放翁自作诗，正不免轻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于古今诗家，仿作称道最多者，偏为古质之梅宛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谓：“圣俞诗、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毁訾，惟陆务观重之。此可为知者道也。”余按《剑南集》中诗，显仿宛陵者，有《寄酬曾学士》、《过林黄中食柑子》、《送苏召叟入蜀》、《与同官纵谈鬼神》、《哲上人以端砚遗子聿》、《假山》、《春社日》、《熏蚊》之类。……又《读宛陵诗》云云，又《书宛陵集后》云云，《李虞部诗序》云云，《梅圣俞别集序》云云。唱叹备至，于他家盖未有是。……其于宛陵之步趋塐画，无微不至，庶几知异量之美者矣。抑自病其诗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为对症之药耶。

按此亦必本于《石遗室诗话》。放翁学宛陵的事，在近人为罗掞东所拈出，《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七录罗掞东评陆诗云：“放翁自壮至老，服膺宛陵，集中凡五六效其体，心折极矣。放翁诗鲜新俊妙，阔大闲旷，无美不备，而其精深处乃自宛陵得来。世之论放翁者，尠道其学宛陵。甚矣，真能读放翁诗者之不易遘也。”罗氏此说，在当时可算是“特识”，因为据陈衍说，那时学放翁的人甚少，而且就是学宛陵，也是他本人与沈曾植等的提倡之功。《石遗室诗话》卷十的第一条云：“初梅宛陵诗无人道及。沈乙盦言诗夙喜山谷，余偶举宛陵，君乃借余宛陵诗亟读之，余并举残本为赠。时苏堪居汉上，余一日和其诗，有‘著花老树初无几，试听从容长丑枝’句，苏堪曰：‘此本宛陵诗。’乃知苏堪亦喜宛陵。因赠余诗，有云：‘临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凭君嘲老丑，终觉爱花枝。’自是始有言宛陵者。后数年入都，则旧板《宛陵集》，厂肆售价至十八金。于是上海书肆有《宛陵集》出售，每部价银元六枚，乙盦、苏堪，闻皆有出资提倡。”其事之详如是。但是这件事，钱先生作了不提名的批驳。《谈艺录》169页论宛陵诗云：“近人夸诞，以为同光以来始道宛陵，不知王渔洋《池北偶谈》、全谢山《春凫集序》皆推宛陵。……此皆同光前事。余聊复拈黄公一节，以见明末言唐诗者，于都官佳处，亦时复一遭也。”所谓“近人夸诞”，必是指陈衍。钱先生于这位对他极为青眼的石遗先生，是有时既致其敬，有时又一有机会就加以批评的。同样的，《谈艺录》106页所云：“渔洋论诗，宗旨虽狭，而朝代却广。于唐、宋、元、明集部，寓目既博，赏心亦当。有清一代，主持坛坫如归愚、随园辈，以及近来钜子，诗学诗识，尚无有能望项背者。”其所谓“近来钜子”，也是指陈衍。假如不是熟读《石遗室诗话》，印象深刻，钱先生对于放翁学宛陵，未必就一定注意，记在心里。

另外厉鹗有一联写春寒的诗，造语至妙，而为钱先生所欣赏，这也是与《石遗室诗话》有关系的。《谈艺录》131-132页论陆游诗而带及之云：

厉樊榭《自石湖至横桥》第一首云：“万顷吴波摇积翠，春寒来似越兵来”；奇想也。然放翁《春寒》曰：“滔天来洚水，震瓦战昆阳，此敌犹能御，春寒不可当”；思路早已及此。樊榭固寝馈南宋人诗中者也。

按此攘于钱仲联《梦苕盦诗话》。《梦苕盦诗话》初版于1986年，时间后于《谈艺录》，但其撰写连载，却是在三十年代。1936年1月15日《国专月刊》（第三卷五期）所刊《梦苕盦诗话》云：“厉樊榭诗：‘春寒来似越兵来。’语特新警，盖本于陆放翁《春寒》绝句云：‘滔天来洚水，震瓦战昆阳。此敌犹能御，春寒不可当。’而变化之也。”这是钱萼孙挖的“脚跟”，而被钱先生“巧取豪夺，以为己有”（《谈艺录》中讥荆公语）了。《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的第三十四条云：“叶袖东（昌陛）遗诗印本多册，……《暮春杂感》云：‘布被温身梦不浓，邻舟解缆响琤瑽。晓风似挟春愁至，卧听佘山一杵钟。’第三句写水寒成阵，颇有厉樊榭‘万顷吴波摇积翠，春寒来似越兵来’神味。”又《续编》卷一的第三十八条云：“去岁吴门冬日，天气沈阴，久不见日，余病寒甚苦之。……再戏嘲云：‘春寒来似越兵来（樊榭句），三月层阴拨不开。莫是吴天无气力，馀威千载压苏台。’”石遗的两次提及，必定为钱萼孙所本，也许可以说，是石遗发现了这句诗的好处。因为在石遗之前，是没有诗话这样提它的。补充一说，樊榭这句诗的“奇想”，在黄庭坚《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又和二首》的“西风鏖残暑，如用霍去病”，其实已“思路及此”了，不过山谷是写热，樊榭是写寒，而以打仗之事作比，则是无不同的。

《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的第三条：“（郁葆青）七言句云：‘名句得从酣醉后，神交订自乱离中。’《自况》云：‘苦心每欲翻新意，得句初疑袭古人。’……皆《随园诗话》中材料也。”“得句初疑袭古人”，正同于《随园诗话》卷八所摘的尹似村、陈古渔诗。《谈艺录》第255页论《随园诗话》：“又卷八：‘诗虽新，似旧才佳。尹似村云：“得句浑疑是旧诗”；陈古渔云：“得句浑疑先辈语。”’按此境即济慈（Keats）与友论诗第一要义（axiom）所谓‘好诗当道人心中事，一若忆旧而得者’。”补订本573-575页论此事征引尤博，可谓题无剩义。但钱先生之注意及此，是否亦从《石遗室诗话》缘起，则不敢说。

二

钱锺书于《四库提要》读之亦熟，《中文笔记》第五册《四库提要》摘录了六页，但只有子史两部，而无经、集。经部书是钱先生不甚措意的，如《十三经注疏》，《中文笔记》中仅札其八，像《仪礼》《周礼》及《尔雅》，都是没有笔记的，未见其能读之终卷，其他的经学之书，就更不必论了。至于集部，则当也是因为洽熟，所以不必记。《谈艺录》从集部《提要》来而不提《提要》的，亦有六七事。《谈艺录》第8页补山谷诗任渊注云：

《送舅氏野夫之宣城》第一首云：“春网荐琴高。”天社注：“琴高、鲤鱼也。《列仙传》：琴高乘赤鲤。欧公亦有琴高鱼诗。”按赵与峕《宾退录》卷五云：“今宁国府泾县东北，有琴溪，俗传琴高隐处。有小鱼，他处所无，号琴高鱼。岁三月，数十万一日来集，网取盐曝；州县苞苴，索为土宜。旧亦入贡，乾道间始罢。前辈多形之赋咏，梅圣俞、王禹玉、欧阳公皆有和梅公仪琴高鱼绝句云云。圣俞宣州杂诗又云云，圣俞、宣人也。汪彦章尝赋长篇云云。蜀人任渊注山谷时，不知土宜，但引《列仙传》，直云鲤鱼，误矣。”沈涛《匏庐诗话》卷上亦尝引此以正任注。

按此引赵与峕《宾退录》，是本之《四库提要》的。《提要》卷一百五十四《山谷内集注》云：“赵与旹《宾退录》尝论渊注《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不得‘春网琴高’出典。然注本之善，不在字句之细琐，而在于考核出处时事。”《提要》之引《宾退录》，则本之何焯。《瀛奎律髓汇评》卷四《送舅氏野夫萃之宣州二首》下引何焯驳冯舒批云：“琴高鱼事详赵与峕《宾退录》，二冯似未见此书，以为琴高代鲤鱼用者，反误于任渊注也。宣城有琴高鱼，纤细如柳叶，碧色无骨，土人甚珍之。”（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纪昀有《瀛奎律髓刊误》之撰，必睹何焯此批。何说又见《义门先生集》，钱先生后来也发现了，《谈艺录》314页补订云：“按李小湖《好云楼二集》卷十四《杂说》亦言之。然似以何屺瞻为最早，《义门先生集》卷五《与友人书》曰：‘二十年前曾尝宣城琴高鱼，始知山谷“春网荐琴高”之句善道土风，而已苍驳之为过。后见赵与峕《宾退录》亦载之’云云。已苍、冯舒也。”但钱先生不知，何焯批《瀛奎律髓》时已发之了。

《谈艺录》79页论荆公诗注云：

《刘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亦已讥雁湖注“归肠绕钟山”，不引《吴志》，注“妄以虫疑冰”，不引卢鸿一、唐彦谦语。

按此事亦本《提要》。《四库提要》卷一百五十三《王荆公诗注》：“刘克庄《后村诗话》尝讥其注‘归肠一夜绕锺山’句，引韩诗不引《吴志》，注‘世论妄以虫疑冰’句，引《庄子》不引卢鸿一、唐彦谦语，指为疏漏。”钱先生不过把《后村诗话》换成了《后村大全集》，而别无所益。后村是多产诗人，卒前一年犹作了四百首诗，这自是想与陆游齐驱并驾（按陆游于卒前的两年中亦拼命作诗，八十三岁一年作478首，八十四岁一年作599首，卒于八十五岁。樊增祥一月作诗一百二十首，以多而快论，超过陆游，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上《天琴老人一月中得诗百廿馀篇，中多见及之什，不克酬和，纪以五十六字，用博一笑》），所以他的《大全集》，就有一百九十六卷之多。《中文笔记》第十二册238-287页有《大全集》的逐卷笔记——这也可见钱先生读书的精力之一斑，但卷一百七十四的笔记并未札及雁湖注，可见钱先生之谈此事，所本仍是《提要》，他所记得的一定是《提要》，而不是《大全集》。

《谈艺录》118页论放翁诗本茶山又云：

放翁为曾文清弟子，赵仲白《题茶山集》所谓“灯传”者（见《江湖后集》八）；顾茶山诗槎枒清快，实与诚斋为近，七言律绝尤往往可乱楮叶，视剑南工饬温润之体，大勿类。

按此亦本于《提要》，而议论不同。《四库提要》卷一百五十八《茶山集》云：“后（曾）几之学传于陆游，加以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大宗。又《诗人玉屑》载赵庚夫《题茶山集》曰：‘清于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其句律渊源，固灼然可考也。”这也是把所引赵诗的出处，从《诗人玉屑》换作了《江湖后集》。但《江湖后集》的诗题，是作“读曾文清公集”，而非“题茶山集”，作“题茶山集”的，是《四库提要》。

与此情形相类、同样本于《提要》，而又持说不同的，是《谈艺录》302页论陈子昂文云：

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厥例甚多，不特庾子山入北后文章也。如唐之陈射洪，于诗有起衰之功，昌黎《荐士》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俪偶之制，非萧、梁、独孤辈学作古文者比。

按《四库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陈拾遗集》云：“唐初文章，不脱陈、隋旧习，子昂始奋发自为，追古作者。韩愈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马端临《文献通考》乃谓子昂惟诗语高妙，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韩、柳之论不专称其诗，皆所未喻。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排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韩、柳之论未为非也。”钱先生不过不同意馆臣之说，而同意了《文献通考》。

另外《谈艺录》216-217页引宋祁的《笔记》，亦本于《提要》：

景文晚岁竺志散文，悔其少作。《笔记》卷上自言：“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馀年，尽见前世诸著，乃知文章之难。取视五十前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又曰：“余于为文，似蘧瑗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每见旧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文集卷四十八《治戒》亦曰：“吾生平语言，无过人者。谨无妄编缀作集，使后世嗤诋吾也。”……《日知录》卷二十六据《新唐书》，论景文不喜对偶之文，《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景文喜韩柳文》条，历举《新唐书》列传为证，而顾、钱两氏皆未引景文《笔记》卷上云：“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不可施于史传。以对偶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

542页补订云：

赵瓯北《陔馀丛考》卷十一《新唐书文笔》条，讥景文：“不欲以四六入文，则但摘其大意可矣。乃竟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译。私智自用。”亦未引景文《笔记》。

钱先生一再说顾炎武、钱大昕及赵翼都未能引宋祁《笔记》，语气之间，仿佛宋祁的《笔记》，是他第一个发现似的。其实《四库提要》卷一百五十二《宋景文集》已云：“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祁自言年至六十，见少时所作，皆欲烧弃。然考祁《笔记》，尝云‘年二十五即见奇于宰相夏公，试礼部又见称于龙图刘公’，盖少作未尝不工，特晚岁弥为进境耳。……（宋）祁《笔记》又深戒其子无妄编缀作集，使后世嗤诋。”《提要》所引的《书录解题》云云，见卷十七《宋景文集》：“景文《笔记》：‘余于为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至于道乎。’‘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臣喜曰：“公之文进矣。”’”《提要》的“祁自言”，就是宋祁的《笔记》。钱先生引宋祁的《笔记》，也无非是注了卷数而已。钱先生述读书法云：“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天社两注，亦与其列。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见《谈艺录》346页）“检阅所引书”时，据《提要》及《书录解题》，按图索骥，把宋祁的《笔记》征引几段，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谈艺录》258页论严羽《沧浪诗话》云：

他人不过较诗于禅，沧浪遂欲通禅于诗。胡元瑞《诗薮·杂编》卷五比为“达摩西来”者，端在乎此，斯意似非李氏所解也。

按此亦本于《提要》。《四库提要》卷一百九十五《沧浪诗话》：“明胡应麟比之达摩西来，独闢禅宗，而冯班作《严氏纠谬》一卷，至诋为呓语。”其实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并无“达摩西来”四字，而只是说：“南渡人才，远非前宋之比，乃谈诗独冠古今。严羽卿崛起烬馀，涤除榛棘，如西来一苇，大畅玄风。昭代声诗，上追唐汉，实有赖焉。”（按《诗薮》此节，《谈艺录》105页亦引之）钱先生之用此四字，正是从《提要》来的。

《谈艺录》中别处明引《四库提要》，如94页补《提要》考张籍目盲事，105-106页指《提要》未考“郭象注庄”事，298页揭《诗比兴笺》“全袭《四库总目》，而加以截搭”，385页订《提要》为《列朝诗集》所误，447页指《提要》之张冠李戴，在在而是，不必多说。从这可见钱先生于《提要》之熟，其笔下的据之“伐材”，不妨从宽发落，要之可“追寇入巢”（钱先生复胡河清书札语），而不必“操戈以伐”也。

三

晚年的钱先生，在补订《谈艺录》时，是有自承“伐材事”的。这说明在引书的事上，钱先生后来自律加严，也说明其学问的进境，已非昔比。《谈艺录·引言》述其补订云：“稍删润原书，存为上编，而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最后一句，有提示其进境之意在的。其实《谈艺录》的补订，不仅是“补”，也有多处的“订”。如补订本382页云：“当时百六阳九，检书固甚不易，亦由少年学问更寡陋也。”这是承认少年学问不够的。如469页云：“余少见多怪耳。”563页云：“余皮相而等同之，殊愦愦。”580页云：“余以退之序与权载之序、刘梦得引、杨巨源诗并举，盖为马永卿辈所惑也。”这是承认少见多怪、理解错了的。至于495页所云：“此余二十二岁时浅见妄言，石遗丈恕其稚騃，姑妄听之耳。”则尤为如郑朝宗所说的“矜气全消”了。

《谈艺录》补订本中自承“伐材事”之例，为摘之于此。32页论八股而引董其昌佚文云：“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董思白《论文九诀》之五曰‘代’是也。”其实董的《论文九诀》，是从别处看来的，360页补订云：“董思白《论文九诀》不见《容台集》中，李延昰（古文‘夏’字）《南吴旧话录》卷四记董行书《制举文九法》手卷，佳绢二十馀丈，旧藏李氏，为马士英勒索以去。备载其文，说‘代’曰云云。”这是自订。378页云：“《南吴旧话录》卷四载董玄宰《论文九诀》，其七曰‘脱’。”这是再一次的引用，亦晚年之事。32页又云：“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汉宋人四书注疏，清陶世徵《活孔子》，皆不足道耳。”其实《活孔子》一书，钱先生仅是知书名而已，其书从未“经眼”，只能归于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的“知”字类中。361页补订云：“陶世徵《活孔子》梗概见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八，余未得而读也。”同样的事，如132页语及《梦航杂说》云：“至汪钝翁于放翁诗中作贼，则葛翼甫《梦航杂说》已举两例。”据此语气，自是已读其书，但其实也是稗贩，457页补订云：“余未读《梦航杂说》，仅从《莲坡诗话》卷下得见其讥钝翁一节耳。”一见知为伐材的，如130页引陆游佚书云：“《广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四载桂林石刻放翁与杜敬叔书，亦云：‘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钱先生不读《广西通志》，是意料中事，所以其据《广西通志》转引陆文，仍是从别人转引的，与81页引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引《永乐大典》是不同的，简言之，钱先生的转引也还是转引；而455页补订云：“放翁与杜敬叔书不见《渭南文集》中。观石刻而表章之者，自翁覃溪始；参观《复初斋文集》卷四《朱车林诗集序》、卷十五《同学一首示顾南雅》、《复初斋诗集》卷四十九《读剑南集》第三首自注。”这才是真的读书博雅。

不记得是阎若璩还是戴震，说学问有三难，第一是“博难”。博的难是时间造成的，博第一要时间，假如人能活一万年，就是再不用功的人，也可以很博的。《文史通义·假年篇》说的“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就是因为难之故，所以有此想。《南齐书·陆澄传》中记以博识自负的王俭与陆比博，陆对王说：“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这也是说，读书的博取决于时间。从来学者于学问之事，少有人甘于陋，而不要广博的。不能真做到博，那就只能另觅别径了。所以学人而有“伐材”之事，有时是不可免的。《四库提要》中于此多有揭破，夹讥带刺，可谓“不绝书”。如《提要》卷一百二十六揭明人张存绅《雅俗稽言》：“自序谓：‘后先借读书，几破万卷，殚三十馀年之力，七易其稿。’前列引用书目千馀种，多唐以来所不著录，大抵抄自类书，子虚乌有。”卷一百二十九揭清初人黄名瓯《数马堂答问》：“卷首引用书目二百四十种，下至《快书》《藏书》《焚书》《纲鉴补》《唐类函》《闲情偶寄》《一家言》《唐诗选》《历朝捷录》《五车韵府》《韵府群玉》《古文析义》《性理大全》《六才子书》《诗经嫏嬛》之类，皆据为典要。”卷一百三十二揭明人王圻《稗史汇编》：“所载引用书目凡八百八种，而辗转稗贩，虚列其名者居多。如《三辅决录》《吴录》《三齐略记》《太原记》《湘中记》《鸡林志》《申子》《尸子》之类，圻虽博洽，何由得见全帙？”卷一百三十七揭明人游日章《骈语雕龙》：“自谓引书至六百七十馀种，而芜杂亦多，皆无足取。”卷一百三十八揭明人冯廷章《子史汇纂》：“卷首列征引书目千馀种，唐宋诸志不著录者十之六七，明以来诸家书目不著录者十之九，廷章何自得之乎？”卷一百四十一揭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又前列引用书目五百三十馀种，多采自类书，虚陈名目。”卷一百八十二揭惠栋注《精华录训纂》：“其凡例称：‘所采书共数百种，悉从本书中出，不敢一字拾人牙后慧。’然亦大概言之耳。即以第一卷而论，如温庭筠《靓妆录》、蔡贤《汉官典职》、孙氏《瑞应图》、陆机《洛阳记》、沈怀远《南越志》、蔡邕《琴操》《河图括地象》、顾野王《玉篇》（案今《大广益会玉篇》乃宋大中祥符六年重修，非惟非野王之旧，并非孙强之旧）、《舆地志》《管辂别传》《梁京寺记》、檀道鸾《续晋阳秋》十二书，宋以来久不著录，栋何由见本书哉？”卷一百九十一揭余萧客《文选音义》：“如李善《进文选注表》，‘化龙’引《晋阳秋》，‘肃成’引王沈《魏书》，‘筴’字引徐邈、李顺《庄子音》。如斯之类，开卷皆是。旧籍存佚，诸家著录可考，世无传本之书，萧客何由得见？此辗转稗贩而讳所自来也。”其所刺讥之人，如张存绅、黄名瓯、游日章、冯廷章，在今日早已无闻，所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倒也不必再论了。但是像吴任臣、余萧客、惠栋，在清代学人之中，都是大有名的人，也不免于稗贩，而“虚陈名目”，假充淹博无不通，而做不到顾炎武《日知录》所定的引书之律例：“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卷二十“述古”条）推其意，大概也还是因为博无止境，“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谈艺录》中的“伐材之事”，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