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式月饼北伐记（下）

粤菜馆开创广式月饼新时代

传统饼饵店升级为茶居，楼下卖饼饵，楼下饮茶吃点心；再进一步就是茶楼茶室，一楼外卖地位相对降低，堂饮堂室相形重要；再后来是茶楼酒肆合流。所以，饼饵茶居之后，菜馆酒肆经营月饼渐擅胜场。后来声势最煊赫的冠生园，虽然食品工业的地位超过其酒楼菜馆，但他起家的却是茶居兼营宵夜馆。他1905年来沪，在竹生居学徒期满之后，学着竹生居与人合开了冠香宵夜馆：“义和居位于新舞台侧面，系新舞台茶房头目张君所创办者，二三层楼设改良茶茗，楼下粤菜，归我们办理，且定名‘冠香’，这是我最先手创的小事业。冠香的主要营业，当然是粤菜（俗称消夜馆），同时附售广式茶食莲子糖等，我们当时采用分工合作制，本人担任会计招待和营业设计，苏君则专理烹饪和进菜的职务。”（冼冠生《三十年来冠生自述》，《食品界》1933年第4期，15页）但给外人印象，则似乎糖果为主，因为他们的报章广告，是不及于粤菜的：“本号开设南市外马路戏园北首，自制蜜饯糖果，送礼茶食，每盒十件一角；外国饼干，每罐二角；广东香肠，每斤五角；中外罐头品物，无美不备。蜜饯莲子糖，适口香甜，美味装潢，精美送礼佳品，每元天平秤四斤。官礼品物，一应俱全，价廉物美，以广招徕，特此广告。”（《南市十六铺新开冠香蜜饯莲子糖批发》，《申报》1909年3月31日第8版）这么小本生意起家，却不吝广告费，正是冼冠生重营销的基因体现。

生产批发糖果，岂能少得了月饼？所以第二年冼冠生就把重心放在了月饼上：“本号仍增中秋佳节月饼，聘请名师选配，品料精良，巧制五仁、什锦、豆沙、豆蓉月饼每元四盒，加头、百果、五仁、金腿、玫瑰、冰皮、枣泥、莲蓉月饼每盒洋四角，百果小月饼每盒一角莲，子糖每元四斤，广东香肠每斤洋五角六分，中外罐头食品、蛤士蟆送礼品物一应格外公道，函购立奉。赐顾请至十六浦外滩新舞台北首便是。一设寗绍码头大达里口分号交易可也。”（《上海南市冠香号中秋月饼上市》，《申报》1910年9月8日第8版）“仍增”二字表明他们去年一创立即开卖月饼了，而“函购”之举则差不多属于独创，至少笔者未见第二家有此举措。

因为种种原因，当然主要是新舞台自十六铺迁往九亩地之后，冠香“顿失去了主要的顾客，以致营业不振，乃不得不停办”。（东白《冠生园主人洗冠生访问记》，《新人周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0页）但旋又与人袭用广州著名茶居陶陶居之名合开了陶陶居中西菜馆：“本居择于阴阳历二月十二日 三月十九号开幕，特设改良坐位，装璜幽雅，器具精良，聘请名师，烹饪中西酒菜，巧制西式食品，随意小酌，菜馆精美，招待周到，非敢夸口，请尝试之。” （《上海新开陶陶居中西菜馆》，《申报》1913年3月17日第1版）中秋月饼，仍是他们经营的重头戏，而且广式苏式兼营：“本居精制各种荤素月饼，豆沙、豆蓉、莲蓉、枣泥、南腿、榨菜、五仁、玫瑰、百果、椒盐、葱油、鱼翅、鸡丁、鸭腿等色，名目繁多，不能细录。广式每盒大洋二角半至五角，苏式每盒小洋八分至一角半，物美价廉，传播众口，如蒙赐顾，请至南京路西首陶陶居，无任欢迎。”（《（陶陶居）中秋月饼上市》，1915年9月15日第4版）

后来由于“先施永安相继成立，无异把全市顾客，都集中于南京路，五马路商业便受了极大的影响，不久，市房翻造，许多商店，不能继续”（冼冠生《三十年来冠生自述》，《食品界》1933年第4期，13-14页），他的陶陶居也宣告结业。此后，“蛰居九亩地，研究食品及食谱，得夏月珊援手，拼凑数百元，开设冠生园，专售果汁牛肉，陈皮梅等，推销游戏场内，并运销港粤，营业大振。又承郑正秋、孙雪泥、薛寿龄诸先生加入，合作奋斗，至今资本达五十万元，支店遍本外埠”（润身《冼冠生先生成功史》，《兴业邮乘》1935年第36期，13-14页）。

前两次创业，他是粤菜先行，这一次却是饼饵先行。在根据地上海如此，在外埠亦然。比如另一经济重镇天津，一经北上，就渐夺广隆泰之席，如《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9月12日第5版广告《二十世纪大贡献之冠生园科学炉焙中秋月饼》称其月饼：“无生熟不匀之弊，各省人均配胃口。美术盒装不加费，送礼饷客最名贵。改良广东莲蓉月每盒四只洋七角二分，豆沙月每盒七角二分……尚有鸡丝、鸭腿、老婆、五仁、旦黄、杏蓉等种月饼，尚有著名小月饼分豆沙、百果二种，送礼自食，亦颇名贵。秋节礼品，花色万全。”

再到后来，广隆泰与冠生园的连镳并轸的竞争之下，风卷残云，连代表南派的稻香村，都改营广式月饼，则天津月饼市场，诚可谓广式一家独大了：“本号特聘广东名师，精制超等改良月饼，与众不同。料质丰富，科学炉焙，为他家所不及。送礼自用，均极相宜。尚祈各界仕女惠顾品评比较，方知言不谬也。天津法租界天祥对过明记稻香村启。”（《超等改良月饼》，《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9月3日第11版）

有市（场）才有戏。以前，在小农经济时代，即便在通都大邑，人口也都有限，商业也不会太发达，这从酒菜馆业的发展历程也可见一斑。早期不仅没有跨区域的酒菜馆，即便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大型酒楼也是到近代才出现，传统的酒菜馆都是相对小型，王公贵族自拥家厨，稍大场面是上门到会，或者借助各省会馆。像广州这样在上海崛起之前的商业都市，大型茶楼酒楼同样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月饼的讲究，不仅与茶楼酒肆发展同步，而且大有赖于茶楼酒肆的制作，尤其是在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这样五方辐辏的发达市场体系之下，以及天津这样辐射整个华北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中。

冠生园与广隆泰之外，加盟演出天津月饼市场竞争大戏的新角色，乃是新兴的粤菜大酒楼广州亦乐园餐馆：“本园特聘粤籍名师，精制中西点心，科学烤炉，物质优美，与别不同。价格从廉，请诸君尝试，方知言之不谬也。改良月饼、百果小月饼、著名特别莲子月饼、中秋月饼。开设法租界天祥后门对过泰隆路。”（《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9月4日第13版）由此也可见酒楼业与月饼业的互为倚重与双向奔赴。冠生园则更有笑傲同侪之势——《试看今日冠生园，竟是中秋月饼秋节礼品的大本营》（《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9月4日第13版）。

新 《冠生园中秋月饼》，《礼拜六》 1946年 第42期

转瞬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天津月饼市场，仍是广式月饼当家，从报章广告，即可窥见。寿康公司率先广告，直称“中秋节送礼珍品! 寿康广东月饼”（《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9月6日第1版）。进而自诩“本市唯一月饼专家”（《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9月25日第1版）和兴食品公司则称中秋礼最全，而以月饼为最。（《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9月6日第1版）苏式酒家稻香村十余年不改本色力推广式月饼，最堪记忆：“送礼请到森记稻香村去买：特备广东月饼、改良月饼、金华火腿、洋酒罐头。”（《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9月6日第4版）还特别强调：“严禁假凤虚凰滥竽充市：想买真正地道广东月饼，请到绿牌电车道。”（《稻香村广告》，《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9月27日第1版）仿佛只有广式月饼才是正宗月饼，仿佛只有稻香村月饼才是正宗广式月饼。真是一件十分有意味的事。老牌的最负盛名的粤菜馆北利安当然也不会缺席此月饼盛宴：“北安利首创，一年一度供献改良月饼，错过须待明年。质料名贵，与众不同。”（《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9月25日第1版）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天津最著名的《大公报》上做广告的，几乎纯是广式月饼，则广式月饼，雄霸天津，自不待言。

上海加冕广式月饼

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东人吃广式月饼，有什么好说的呢？外人说好才是真的好。外人说好的最佳坐标点，则非上海莫属。上海是新的文化中心和传播中心，更是远东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一个五方辐辏的移民城市，上海的接受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全国的接受度，事实上也影响到全国。

广式月饼早期在上海的发展前已有述，但早期并非人人关心，更不会人人记得，因此最值得详述的，当然是民国中后期。

上海粤菜馆在北伐胜利之后进入鼎盛时期，广式月饼也是这样。《上海常识》1928年第41期有篇不才的文章《月饼》说：“上海地方的月饼，约可分为三种，就是广式、苏式、宁式……从前销路，推苏宁两帮为巨擘，广帮只少数粤人嗜之而已。现在则不然，要算广式最时髦……所以我料不久苏宁两帮月饼，或须同归淘汰，而要让广帮独占鳌头了。”前述徐珂说“先施公司之月饼，有一枚须银币四百圆者；冠生园亦有之，则百圆。惟角黍有一枚须银币五圆者。先施、冠生之资本，粤人为多，购月饼、角黍，亦大率为粤人，否则且骇怪且咨嗟。珂谓此固足以见粤人财力之雄，丰于自奉。”不才的《月饼》也说：“惟有广东月饼，售价极昂，殊非一般寒素人家所能染指。像今年冠生园的‘貂蝉拜月’，与业已停闭的马玉山的‘白帽果子蛋糕月饼’，一饼之价，取值百元，怎不令人可惊呢！……而苏宁式者，每个只售二三角而已。”这是什么价位呢？当时广州大同酒家最昂贵的一大盆大裙翅，也才六十元；北京谭家菜的鱼翅席，起初每位也四元，一席最多也就三四十元。这里，详作者徐珂之意，当然不是强调月饼的地方特色，而是强调月饼的昂贵，而这月饼的昂贵，当然是其品质，否则就谈不上“丰于自奉”了。而买广式月饼的“大率为粤人，否则且骇怪且咨嗟”，这一方面是因为粤人确实有钱，清初以来，对外贸易，长期是广州一口垄断；近代以后，虽然扩大到五口通商，但从事洋买办的赚钱活计，基本上还是粤人揽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内地人不像粤人这样舍得，至少不舍得把月饼做得这么讲究昂贵。与“食在广州”在晚清民国经由上海风靡全国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像徐珂这样的名士，是非常有说服力有号召力的，他编撰上千万字的经典名著《清稗类钞》，对全国各地的民间历史风俗包括饮食民俗，有很详尽的收集，是非常有代表性能说明问题的。

广式月饼有极其昂贵的，更多的是价廉物美的，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占领市场，满足各层次顾客的需要。酒菜馆业也是这样。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即一个菜系，必须要有精致高端的引领者，也有各层次的雁行者；粤菜之有谭家菜、太史菜，湘菜之有谭府菜，川菜之有姑姑筵等，无不如此。从晚清直到抗战前夕，广式月饼一直都有非常昂贵的。比如全面抗战前的最后一个中秋，《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30日第15版有一篇刚鲍申的《上海月饼的种类》说上海月饼之贵，全属广式：“冠生园有一个月饼，名为‘众星拱月’价值一百元，先施公司有一个月饼，名叫航空赏月，价值一百元，永安公司有一个‘永安岁月’，价值七十元。新新公司也有一个‘众星拱月’，价值七十元，泰康公司最贵的月饼价值八十元，名叫‘蟾宫攀月’，这些，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品。”但是，他又说，大众化的月饼，也是广式为主：“至于普通的月饼呢，广式到底是后来名上，不但名词风雅，而且种类众多。计有豆沙肉月，蠔黄品月，莲蓉肉月，百果咸肉月，双簧莲蓉月，五仁月，枣泥月等等，苏式月饼的名词就老实多了，分做鲜肉，南腿，三鲜，猪油夹沙，葱油南腿，五仁百果，清水玫瑰等数种，不但名词没有广式月饼的风雅，而且种类也没有广式月饼众多。”

上海最近之多：中秋月饼：《民权画报》  1912年9月

冠生园虽然做很贵的月饼，但老板冼冠生自己却并不以为然：“我第一个感触就是中国人的心理有点莫名其妙。譬如以月饼来说罢。月饼的材料无非是面粉、白糖、芝麻、杏仁、莲心、豆沙等等。每个月饼所费的材料是有限的，但我们为什么卖得很贵；每个月饼甚至有三块钱、五块钱的呢？这因为我们不卖这样的价格，如果卖了一二毛钱一个，那就没有人来买了。一般摩登男女以为价格贱了是不时髦，他们情愿到外国糖果公司去买其他东西来送礼了；这是很显见的。”（东白《冠生园主人洗冠生访问记》，《新人周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0页）真是有点得了便宜不卖乖的味道。甚至连传统广式月饼的花色款式也加以批评：“广州月饼花样甚多，不合理的也是很多，例如烧鸭月饼，禾花雀月饼，总觉得并非月饼的好原料。在四五十年以前，贵族阶级大都购买红绫月饼，白绫月饼，胭脂花月饼，工笔花月饼，但仔细研究它的口味，许多是甜咸不匀。”（冼冠生《月饼研究》，《食品界》1933年第5期，第5页）他的批评也并非没有道理，关键是他有他的底气——以实际行动改变或者说“纠偏”。

广式月饼种类之丰富，前面举了1888年怡珍居之例，这里我们还可再举安乐园酒楼1928年的一个广告为例以资说明：

安乐岁月每座三十元，幸福岁月每座十元，流霞醉月每座五元，团圆好月每盒一个二元，胜利日月每盒二个一元，珠江夜月每盒四个一元，三潭印月每盒四个一元，蚝黄肉月每盒四个八角半，金腿肉月每盒四个八角半，蛋黄莲蓉月每盒四个八角半，银河夜月每盒四个八角半，莲蓉肉月每盒四个八角，莲蓉素月每盒四个八角，冰皮莲蓉月每盒四个八角，蚝豉肉月每盒四个八角，鸭腿肉月每盒四个八角，枣泥肉月每盒四个七角半，枣泥素月每盒四个七角半，麻菇净素月每盒四个七角半，冬菇素月每盒四个七角半，苏蛋肉月每盒四个七角，五仁咸肉月每盒四个七角，五仁甜肉月每盒四个七角，豆蓉蛋黄月每盒四个七角，香蕉肉月每盒四个七角，椰丝肉月每盒四个七角，豆沙肉月每盒四个五角半，豆沙素月每盒四个五角半，豆蓉肉月每每盒四个五角半，豆蓉素月每盒四个五角半，冰皮豆沙月每盒四个五角半，冰皮豆蓉月每盒四个五角半。（《安乐园酒楼月饼品名价目》，《申报》1927年8月28日第19版）

广州本地，也是当仁不让，可略举一例，以管窥豹：“涎香茶楼（广州永汉路）：合桃丹凤月、杭仁莲蓉月、宝鸭穿莲月、五仁罗汉月、金华火腿月、凤凰西山月、银河映秋月、榄仁椰蓉月、火鸭鸳鸯月、南乳香肉月、金凤腊肠月、东坡腾皓月、金银叉烧月、杭仁豆蓉月、玫瑰上甜月、上豆沙肉月、什锦上咸月、上品果子月、莲子蓉月、芬芳椒盐月、五仁香月、豆沙罗汉月、五仁咸月、豆莲罗汉月、豆蓉肉月、冰片莲蓉月、豆沙肉月、冰片豆蓉月、豆蓉素月、莲蓉素月、双凤莲蓉月。”（刘万章《广州月饼的名称》，《民俗》1928年第32期）

至于市场占有率方面，《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30日第15版也即同一版面，还有一篇楚人的《上海的月饼市场》，有过描述：“现在，上海市场上占最大的势力的，就是广式与苏式两种。尤其是广式的月饼，更是雄视一切。说起来也是相当有趣的，在三十年以前的上海月饼市场，差不多是苏式月饼的天下，不但没有广式月饼的地位，别人谈也不谈到广式月饼。后来，经过冠生园，及永安、先施、新新三大公司的努力，方才有今日的地位。到现在，还超过苏式月饼，上海的市场，差不多已经被广式月饼所独霸了……广式月饼的代表者，自然以冠生园及三大公司为最出名。而苏式月饼，以老大房、稻香村为代表的。”殊不知，天津稻香村早被挤迫得专卖广式月饼了呢！

营销是王道

前面谈天津的广式月饼的时候，就已经能让人感到粤人在营销上能出奇招，上海粤菜馆更是特别重视特别擅长营销，比如冼冠生1934年礼聘自己的嫡系老乡、电影皇后胡蝶拍摄月饼广告，广告语“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礼拜六》1935年第605期；亦见《胡蝶与月饼》，《美术生活》1934年第7期），则至今仍堪称经典。更经典的是蒋介石也变相成了他们的最佳广告代言：

本埠冠生园食品公司制造月饼，素以用料名贵，烘焙得宜，蜚声于时。去年秋间，蒋委员长当驻节武汉之日，曾派员向该公司采办月饼数万盒运往犒赏将士。彼时该公司以蒋委员长造福人民，劳苦功高，并另制大月饼一座，送呈行营慰劳，深得蒋委员长之嘉许。近日金风送爽，又届月圆时节，蒋委员长仍循旧例采购较昨年数量更多之月饼，运往成都，作犒军之用。（《蒋委员长采购月饼犒剿匪将士》，《申报》1935年8月29日）

在外人看来，营销正是冠生园及广式月饼独霸市场的王道利器：“广式月饼，因为制作者头脑清新的关系，特别注意于报纸的宣传，以及装璜等等，以引起顾客的注意，比如，冠生园每年必定发起一次专车赏月，这就是很好的生意经，而苏式月饼，既不注意于宣传，同时，在制造上，更墨守成法，装饰也不考究，所以，广式月饼就占了后来居上的优势。”（楚人《上海的月饼市场》，《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30日第15版）

其实广告营销也体现在包装装潢上，这在前面我们已经多有间接说到，这里再专门说说杏花楼月饼的包装；据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说：“上海杏花楼，以月饼著名，饼匣有画，很工细，先出于杭稚英手，后出于李慕白手。”（郑逸梅《先天下之吃而吃》，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都是名家手笔。其实“杏花楼”三字，更是出自末代榜眼朱汝珍之手。冼冠生也认为花色多样和注重包装，是广式月饼制胜之一道，江浙月饼就成了他的反例：“江浙月饼，花色欠多，甜味过浓，装潢随便，炉焙也很简单，年来江浙月饼，销路的逐渐落后，可说是当然结果，否则价格低廉，合乎一般人的购买力，岂有不纵横国内之理。”（冼冠生《月饼研究》，《食品界》1933年第5期，第5页）

此外，借重文士名流以为鼓吹，是上海粤菜馆传统的营销手段，当然也是广式月饼的营销手段，尤其是安乐园。早在1926年，著名作家周瘦鹃在一篇《宴罢归来》（《上海画报》1926年第151期，第2页）里说：“饼圆如月，藕大似船，中秋佳节又至矣。武昌路安乐园酒家，以善制广东月饼闻，特举行一月饼大会，柬邀新闻记者大嚼。会设三楼既既厅，佐以粤中女闾歌曲，繁弦急管，别有风趣。愚与天笑、士端、介民、文农四君同桌，尝饼至十余种，窃推莲蓉为个中翘楚，豆沙次之。其柬中有‘天上月圆，人间秋半，黄花未熟，尚迟醉菊之期；玉宇初凉，已过浮瓜之候’等句，亦可诵也。”莲蓉、豆沙，至今仍是广式月饼最经典的款式，不愧是名家品味。到民国末年，安乐园犹维持此雅风于不坠，如著名作家包天笑说：“（民国十八年九月六日）晚，虹口之安乐酒家（广东菜馆）请客，每年八月，至月饼上市，必宴客一次，当筵并召粤妓侑觞，彼等谓之‘开厅’。”（包天笑《钏影楼日记》，《茶话》1948年第20期，第59页）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优势是营销的基础。较早说到的是《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9月5日第11版凌霄的《旧都百语》：“中秋在即，月饼满街，这是干果铺，南果铺，饽饽铺，以及广东铺子，苏州铺大家抢着做的一笔生意。以馅子分者，荤素两大项之下，荤的里头，有火腿焉，鸡绒焉；素的裹头，有豆沙焉，有枣泥焉，有山查焉，有白糖焉。以做法分者有翻毛焉，有提浆焉。以地域分者有本地月饼，姑苏月饼，山西月饼。惟有广东月饼，不但广东饭馆，广东客栈，广东点心铺大卖特卖，即苏州老板的南果店，山西老板的干果店，亦要特别挂块牌子上写广东月饼四个大字，他们本店自制的苏州月饼，本地月饼，反而无此优待，在这里可以看出‘广东’的一切的伟大来。其所以能够如此伟大者：（一）头大，体格敦实魁梧，每个月块头饼约当别的月饼四倍有余。（二）每个的价钱是两角，至平凡者亦须一角五仙。（三）外层皮子硬而光亮，甚为壮观。（四）馅子名目特多，如豆蓉，莲蓉，五仁，桃仁等，内容甚为丰硕。虽然是如此的望实俱隆，不是中人以上的人家，很难尝到它的好处。买一个起码是一角五分钱，在普通过‘八月十五’的老百姓们要尝尝味儿，谈何易？”

稍后上海《机联会刊》1935年第126期飞天的《谈月饼》也做了很好的比较：“‘广式’所以抬头，‘苏式’所以落后的原因来，不外是下列的二种原因：（一）‘苏式’的制法陈旧，不知改进；（二）‘苏式’的配味简单，不能适合各省人的胃口。而‘广式’却相反的，制造合理。”合理在哪？“‘广式’月饼的原料，计有杏仁、瓜仁、麻仁、合桃仁、湘莲子、金丝密枣、金华茶腿等数十种；据他们的负责人告诉我，这些原料，都是先期向产地采办的，而在制造以前，经过一番严密的拣选，拣选之后，就从事配味的工作，配味的工作真是一件非常吃重的工作，严谨地，小心地从事，一钱一两，都有限度的，配好之后，还要经过一番严格的审查，审查完毕，才推上焙炉，从事焙制。”从而得到“‘各省人均合胃口’的好誉”。制法方法，最主要的就是采用机械焙炉烘制，避免生熟不匀之弊。但为什么其他派式不采用呢？因为他们的月饼本来就没有太讲究，皮多馅少偏薄，用不着：“因为‘广式’的月饼，形式比‘苏式’的月饼大而厚，非经过火力均匀的焙炉烘制，不能尽‘生熟均匀’的能事，这种焙炉，烘出来的月饼，便是无生熟不匀之弊，而且出货还迅速，现在普通的制造家用唐炉焙制的多，但是用唐炉显然有二种缺点：一、火力太大，月饼易焦；二、青炭燃烧有碍卫生。”

后出的张亦庵先生的《苏广月饼》（《新都周刊》1943年第28期）可视为对此的很好的补充说明：“广式月饼，馅的部分所占甚多，皮的部分所占甚少，大约是四与一之比。苏式月饼则馅占约五分之二，而皮占五分之三。所以吃广式月饼，几乎等于完全吃饼内之馅，其表皮，不过是绝不重要的一层包护其内层的东西。苏式月饼吃起来表里并重，殊无轩轾。然而称作‘冰皮’者，饼皮不作焦之色而洁白如冰雪，品质特别柔软，然仅限于某几种馅之月饼始有之，非一切月饼均可得而冰皮也。”

优势之下，无论在何地，广式月饼都是首选中的首选。比如著名学者吴宓先生1941年10月5日日记说：“独入市，在谷香斋（华山南路）买月饼（＄6）。归而芹（滇黔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政训主任，陆军中校，徐德晖，心芹）来过，留赠冠生园月饼一匣。”（《吴宓日记》第九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3页）陆心芹可是达官贵人啊，能成为他的礼物，也可见广式的冠生园月饼的身价。再如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在1945年6月26日的遵义日记中说：“月饼中放冰糖，终年有售，不及下江，更不及广东之佳。”（《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页）又如著名作家夏衍先生在重庆时，更将广式月饼作为孩子们的最佳中秋礼物：“（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农历中下午三时：赶着坐马车进城，到Y兄处取了一笔稿费，化三千元买了六个广东月饼，为了博得孩子们的高兴，这算是最低限度的点缀了。”（夏衍《归来琐记》，《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5月19日第4版）

八月十五：摩肩继踵竞购月饼《益世画刊》1946年 第17期

即便解放后，广式月饼在上海也是地位不减。且不说至今赫赫有名的冠生园、杏花楼和新雅，像由历史悠久的利男居发展而来的一定好食品厂，也努力把广式月饼发扬光大，在1986年上海市中秋月饼评比中，该厂生产的海球月饼，被评为第一名；1991年被命名为市名特企业，1993年被国内贸易部认证为“中华老字号”企业。（《上海饮食服务业志》第一篇《饮食业》第七章《名店名师》，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郑逸梅老先生在文章中仍然写成利男居，可见广式月饼如何深入一代人之心：“在过去，新雅、功德林并不供应月饼。本市较有名的大三元、利男居、杏花楼等数家，如今大三元已不存在，利男居屈居次要，唯杏花楼仍保持领先。在月饼中，广式之所以能压倒群雄，关键在于一是保质期长，二是经得起碰撞。而苏式、潮式、宁式，在此二项上处于不利地位。”（郑逸梅《先天下之吃而吃》，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