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童谣保存了语言本身固有的纯真、自然和神秘的因素,蕴含着天上人间、世代更替和生命轮回的哲学意蕴,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童谣所表现的“神秘的因素”,可能正与其本质的“自然”有关。《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记载:“……荧惑果出于东井,留守盘游,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内喧扰。”可知“秦中”“童谣”影响社会舆论,或许有悠久的传统。
《论衡》说“始皇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
《论衡·纪妖》写道:“秦始皇帝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星坠下,至地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王充说:“皆始皇且死之妖也。”王充又写道:“始皇梦与海神战,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鱼,自琅邪至劳、成山不见。至之罘山,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当星坠之时,荧惑为妖,故石旁人刻书其石,若或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犹世间童谣,非童所为,气导之也。”
“亡秦者胡也”
《论衡·纪妖》说到的两例“始皇且死之妖”,都是政治预言,以为“犹世间童谣”。但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并没有涉及“童谣”的文字。司马迁写道:“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而《史记》“荧惑守心”字样,似乎暗示其预言“犹世间童谣”的意义。如王充所谓“当星坠之时,荧惑为妖”。刘遂盼注《论衡·订鬼》时说:“古传荧惑星化为小儿,下教群儿谣谚。”《晋书》卷一二《天文志中》:“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张守节《正义》引《天官占》也说:“荧惑为执法之星,其行无常”,“其精为风伯,惑童儿歌谣嬉戏也”。《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裴松之注引《搜神记》又有“荧惑”化身小儿参与“群儿戏”,并发表政治预言的故事: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嬉游者,日有十数。永安二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尔。”详而视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恶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鉏,司马如。”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竦身而跃,即以化矣。仰面视之,若引一匹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晋兴,至是而吴灭,司马如矣。
这一情节完整的故事,也是民间“荧惑”迷信的反映。而“小儿”们以“童谣”形式发出的声音,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了神秘的舆论力量。秦始皇时代另一政治预言,即“亡秦者胡也”:“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裴骃《集解》:“郑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所谓“亡秦者胡”,或称其为“谣言”。明代史论家说:“秦始皇因谣言‘亡秦者胡’,故筑长城以备之。”
王充的“童谣”发生学:“世间童谣,非童所为”
王充《论衡·纪妖》所见对于童谣发生形式的分析,是引人注目的。他特别提示了“童谣”其实“非童所为”的认识:
世间童谣,非童所为,气导之也。
有学者说,“谓童谣为气导童子使言”。也有人解释说:“气,指阳气。王充认为,童谣是‘阳气’诱导儿童唱出来的。”童谣“非童所为”的说法,准确指出了多数童谣生成的情形,似乎许多童谣的出现和传播,有成人参与的痕迹。而“气导之也”的说法,体现出汉代思想者的一种语言习惯。“气”是什么?如果理解为对社会意识、社会文化总体背景条件的概括,也许是合理的。
《论衡·订鬼》说到“妖祥”预示“吉凶”的情形,即所谓“人且吉凶,妖祥先见”。王充写道:“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见。人之且死,见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动,象人之形,或象人之声为应,故其妖动不离人形。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是以实巫之辞,无所因据,其吉凶自从口出,若童之谣矣。童谣口自言,巫辞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则其为人,与声气自立,音声自发,同一实也。世称纣之时,夜郊鬼哭,及仓颉作书,鬼夜哭。气能象人声而哭,则亦能象人形而见,则人以为鬼矣。”所谓“童谣口自言”,有人解释说,“童谣是通过儿童的口自动吐出来的”。
王充又有意从深层文化的角度说明童谣的神秘象征意义:
天地之气为妖者,太阳之气也。妖与毒同,气中伤人者谓之毒,气变化者谓之妖。世谓童谣,荧惑使之,彼言有所见也。
言出文成,故世有文书之怪。世谓童子为阳,故妖言出于小童。童、巫含阳,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
看来,童谣之所以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与汉代社会复杂的信仰体系有多方面的关系。其中所谓“世谓童谣,荧惑使之”的见解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太公制作的“小儿”言
《论衡·语增》中又说到早于秦,然而发生于后来秦地的一则“童谣”故事。王充写道:
案周取殷之时,太公《阴谋》之书,食小儿丹,教云“殷亡”。
《论衡·恢国》的说法更为具体:
传书或称武王伐纣,太公《阴谋》,食小儿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殷民见儿身赤,以为天神;及言“殷亡”,皆谓商灭。
“小儿”以“天神”的身份,传布了“殷亡”的预言,成为“武王伐纣”的舆论准备。
“太公”“食小儿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即“阴谋”制作“童谣”的故事,发生在周人的根据地,亦为秦人后来东进基地的关中地方,可以为我们研究秦世“童谣”提供参考。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后来与周文王相遇,实现了很好的合作。“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西伯说:“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于是,“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周西伯猎”“遇太公于渭之阳”。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兹泉水源出岐州岐山县西南凡谷。《吕氏春秋》云‘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郦元云‘磻磎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太公钓处,今人谓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泽秀阻,人迹罕及。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次有磻石可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其投竿跪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磎之称也。其水清泠神异,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说苑》云‘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吕尚钓于“渭之阳”“渭渚”的传说,提示了一种文化定位。而“食小儿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故事的发生地点,也可以确知在渭河流域。
(本文摘自王子今著《秦人的信仰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