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nothing: How to Break Away from Overworking, Overdoing, and Underliving, by Celeste Headlee, Harmony, March 2020, 288pp
有一类人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每天清晨闹钟响前已经醒来，假日就算关了闹钟也无法睡到自然醒；还没起床就在手机上查工作邮件，睡觉之前也要回复了工作邮件才安心；上班时忙着处理各种事情，水不敢喝怕上厕所，但咖啡提神还是要灌几杯下肚；病了不敢请假，不舒服只能吃止痛药缓解；吃饭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几分钟搞定；下班路上不断刷社交媒体生怕遗漏各种新闻动态；擅长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但五分钟全心全意都没法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停步就觉得对不起全世界，想休息又觉得自己不值得；虽然新年愿望是躺平躺赢，但好不容易做完手上一件事之后，又开始计划下一件，心中窃喜：忙完这一阵，又可以忙下一阵了！
美国著名记者、公共演讲家、美国公共电视网（PBS）主持瑟列丝特·海德利（Celeste Headlee）2020年出版的畅销书《失控的努力文化》开头描写的就是过度工作、做得太多、活得太少的现代社会芸芸众生：
周日晚上我们还在回复工作邮件。我们不停阅读各种文章希望找到提升脑力增加效率的方法。我们把自己的照片剪切妥当用上滤镜才发上社交媒体让大家赞好。看到有趣的文章我们也只读最前面的几段，因为根本没时间看完。我们加班加点超时工作，压力山大，总是不满，不断追求越来越高的目标。我们是效率邪教的成员，我们正用生产力来杀害自己。
“效率邪教组织”（the cult of efficiency）的说法来自英国哲学家罗素。此书导言首先引用了罗素散文《赞美闲暇》（In Praise of Idleness）中的这段话：
有人会这样说，稍事闲暇虽然令人愉悦，但如果人们每天二十四小时只需要工作四小时的话就不会知道怎么打发时光。在现代世界里这种情况的确属实，这是对我们这代文明的谴责，更早时代情况不至于此。当时人们曾经能够轻松游戏，现在这种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效率邪教抑制了。现代人以为完成所有事情的目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而不是为了这些事情本身。
在导言里，海德利告诉我们，罗素说的“效率邪教”早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发生。经历几个世代之后，我们已经丧失了轻松游戏的能力，变得寂寞、病态、有自杀倾向。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调查报告显示自我隔离、抑郁沮丧的人数比前一年更多。海德利认为，现在大家不应该放弃绝望，应该好好反思这个社会哪里出了毛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一辈子都在“奋发进取”（driven）。“奋发进取”这个词并不总是褒义的，尤其在形容女性的时候。而所谓的“进取心强”者，终身致力于提高效率，而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效率只是一个假象。
此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何谓“效率邪教”，第二部分提出六个步骤，脱离效率邪教，重新掌控人生。
何谓“效率邪教”
在第一部分里，海德利从亲身经历出发，解释何谓“效率邪教”。她是一位全职工作的单亲妈妈，独立抚养儿子，打几份工，勤勤恳恳，但还是活得拮据，入不敷出。2016年时，四十六岁的她以“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话”为题做了一个TED Talk，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好评不断。这个成功给她带来了丰富的经济收益，不至于每个月都担心交不起房租。回顾这些年的经历和人生变化，她坦白承认金钱非常重要，但也深深感到钱买不到快乐。
瑟列丝特·海德利
海德利回顾人类历史，指出以蒸汽机发明开始的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今天加班加点超时工作的生活模式。在十九世纪之前，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蜡烛，可以晚上照明，所以人们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雅典为例，夏天的天亮时间是十四小时，而冬天则只有十小时。英国历史学家罗杰斯（James E. Thorold Rogers）研究发现，欧洲中世纪农民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而每年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休息，庆祝各种圣人节日和其他特别日子。瓦特发明蒸汽机，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模式，标志着我们进入工业时代。人们开始在城市聚居，工人在工厂领取时薪。“时间就是金钱”的价值观由此而生，守时高效成为新的时代美德。蜡烛、电灯等室内照明设备使人们可以夜班工作，挑灯夜战成为工人日常。十九世纪中叶，欧美工人开始要求降低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英国纺织商人欧文（Robert Owen）致力于改善工厂设备，提高工人待遇，提出口号“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娱乐，八小时休息”，流传至今。
海德利综述了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论著，探讨现代社会中提倡的“工作伦理”为何与高效率、生产力紧密结合。“工作伦理”一词出自韦伯（Max Weber）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与北欧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教工作伦理，还引用富兰克林名言“记住时间就是金钱”来提醒我们，如果虚掷光阴，就是浪费金钱。富兰克林的这句名言激励了更多美国人勤奋工作，白手兴家，打造更多的美国梦。而韦伯的这本著作也使得更多人相信超时工作可以促进生产力。不过该书结论部分也提出对机械化、工业化的批判反思，认为人类很有可能困在工业化的“铁笼子”里无法脱身。韦伯的顾虑不无道理。事实上，以汽车大亨福特（Henry Ford）为代表的企业家们大力宣扬“工作伦理”，福特甚至将此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地位：“工作让我们精神正常，自我尊重，自我救赎。通过工作，只有通过工作，我们才会确保自己拥有健康、财富和幸福。”福特时代的工人宁可不去教堂做礼拜，也不想少上一天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他们对美国梦仍然很有信心，哪怕是经济大萧条也没有让他们悲观失望。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在193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机遇》（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预测说在2030年之前，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十五小时，就可以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他说：“从人类诞生开始，我们首次遇到这样一个真正的，永恒的问题：无需担忧经济状况之后，怎样运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海德利认为，凯恩斯的这个预测似乎有点太乐观了，但也总是有可能发生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够减少工作量，赚取同等的财富。
海德利也探讨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问题。虽然我们可能减少了工作时间，但很多人会带工作回家，或者在上班时间上网处理家事。这样一来，家和办公室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设在堪培拉的澳洲研究院（Australia Institute）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被污染的时间”（polluted time），用来描述下班以后还要继续处理工作任务的时间，这也和所谓的“弹性工作”相关——如果你可以在上班时间处理家务的话，也可以在周六早上回一个工作邮件。
“最忙的性别”——海德利如此形容现代女性。究竟男性还是女性更擅长同时开展多项任务呢？一般人都会认为是女性。而海德利则认为，女性并非擅长同时开展任务，而是擅长迅速切换任务。事实上，“多任务管理”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性别色彩，因为女性被赋予更多的职责，比如说抚养子女，照顾家人，还要全职工作。调查表明，男性在照顾孩子时，往往同时会做一些更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带孩子们去踢球、玩耍，即使有家务也不是日常家务，而是给汽车加油、修理草坪等。而女性则多数是在一边照看孩子，一边负责煮食清洁购物等每天都要完成的任务。效率邪教所提出的时间越长、效率越高的说法，对全职母亲更加会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在工作场所要超时加班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在家陪伴孩子又要用时长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效率邪教为我们洗脑，让我们相信，工作是人生的目的。但是，海德利希望我们反思：难道我们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的吗？神经科学家格拉瓦涅雅（Nicole Gravagna）列出人类生活的六个基本需求：食物、水、住宿、睡眠、人类之间的交流、新奇之物。如果要满足前三项，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超时工作。如果我们不需要工作来维持生计，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呢？海德利相信，努力工作是为了在群体中获得认同感、归属感，人类的普遍天性在于共情，而正是共情才会激发利他主义，这是团体合作工作的基础——一起求生，一同发展。
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我们的生活圈子其实并不大。现在我们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似乎拥有成百上千个朋友，但其呈现出来的各种形象都是可信的吗？很多人都在怪罪现代科技，觉得不用智能电话，用一部旧款折叠电话就好。海德利也曾经试过各种戒除智能科技的途径，不用各种APP，看电视而不看Netflix，听CD而不听数码音乐，打电话而不发短信，每天只用五小时电脑。但是，这些方法都不奏效。关于自己超时工作低质生活的状态，我们应该怪罪科技吗？海德利认为，科技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来自我们对科技产品的过度依赖。
脱离效率邪教，重掌自己人生
海德利提出了六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一，挑战你的认知。
海德利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人生阶段：为了提高效率，更好生活，她用了各种方法安排任务，记录时间，定期运动，辛勤工作，但却总是焦虑、易怒、疲累不堪，即便收入大幅提高，也无法改善她的困境，反倒令她觉得更糟。实际上，她越成功，就越焦虑。她用了很多年时间试图理解分析这个困境，找到解决方案。她发现，这与商业社会的效率原则有直接关系。很多人只关注效率目标（efficiency goal），也就是要适应已经存在的环境，却忽略了韧性目标（resilience goal），也就是要适应环境中的变化。在这个工业化世界上，许多人有一种“忙碌幻觉”（busyness delusion），也就是一种错误信念，认为我们要比自己实际情况忙得多。很多人会以为自己工作时间比实际工作时间长，为此，海德利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个工作时间日志，记录自己每天真正用在工作上的时间。2009年一项研究报告证明，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有更多时间可用，就会觉得更健康，更快乐。换言之，我们要创造一种“感觉”（feeling），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与此同时，也可以善用闲暇时间，让自己拥有真正的快乐。
第二，把媒体与社交分开。
如果我们只通过社交媒体来观察自己亲友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活得精彩，无比忙碌，自己只能相形见绌。海德利认为，这种比较，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遥距开展的比较，造成“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使我们更加焦虑。这种压力会让我们身心俱疲。心理治疗师也告诫我们，完美主义标准和良好的心理健康是相互排斥的。四十年前，凡事要求尽善尽美的完美主义开始在美国兴起，父母对子女们的高标准严要求，造成1999年来美国青少年群体自杀率不断攀升。海德利采访了一位育儿专家，问她完美主义问题有多糟糕，后者回答：“作为家长和育儿专家，我自己都有点恨自己了。”针对这个情况，海德利提出建议，让我们不要再看亲友社交媒体上发的各种照片，和他们比较自己是否过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多。比较本身不是问题，也可能是进步的动力。但如果真的要比较，就只和身边亲身接触的邻居或朋友比较吧。
第三，远离你的工作台。
海德利回忆自己当年在亚特兰大主持日间电台节目时，总是让自己的雇员赶紧回家，但他们都没这样做。即使是老板走到他们的工作台边让他们出去吧，回家吧，这些雇员们仍然选择加班加点。这种情况在许多公司也极为常见。这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果你是好员工，是个好人的话，就会超时工作。海德利劝告我们，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的工时，不要再加班加点。别再留恋自己的工作台。当然，如果你是底层工薪一族，看到这样的建议可能会觉得不切实际。但如果你不至于担心衣食住行，有弹性上班时间的话，海德利的建议是：少赚一点，其实幸福感会更多。海德利坦言承认，自己每天只能专注工作四小时，而且每周至少要休息一天到两天，否则的话就会变得无法专注，更加焦虑。她评价自己是一位“活得投入的单身妈妈”（very engaged single mother），生产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不到三年时间里写了两本书，同时在主持一个日间电台新闻节目，还在世界各地做了两百多场演讲，社交生活也多姿多彩，节目丰富。她建议，我们应该为自己创造不被打扰、可以专心工作的环境，让自己在更少的时间里完成任务。这要比在工作台前长坐打发时间好得多。打卡上班计算工时，是最为扼杀生产力、危害健康的做法。应该站起来，走出去（Get up and get out）。
第四，享受闲暇时光。
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我们工作是为了享受闲暇，唯此方有快乐。”海德利反省认识到自己曾经深受企业效率至上价值观的影响，对多线程工作乐此不疲，每天日程都是在电脑上工作、安排会议等，完成一项任务又有下一项任务。她认为，这种日程安排不适合自己的大脑运作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不受干扰地工作，完成任务的时间会减少百分之四十，这就足以让你有时间出去走走，做点其他事情，让自己的大脑可以休息一下。这种大脑的“关机时间”（downtime）对于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在工余休息时间，如果你要找朋友或者爱人见面，不要谈工作，说点别的。每天都要给自己设置一段放空时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到大自然中漫步，和朋友同游。放松之后，她也会自己设置一个“不可触动日”（an untouchable day），周一不听电话，不回信息电邮，全心全意投入到写作中。生活平衡在于合理安排时间，既有闲暇，也有忙碌，还要有与家人朋友见面的互动时间。
第五，建立真实联系。
海德利指出，专注于自己，反思自己所需固然重要，和朋友见面，增强社交也同样重要。如果你每天只有两小时的社交能量（social energy），与其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一两个小时，还不如约朋友出来喝杯咖啡，或者听一场音乐会。作为有效沟通的专家，海德利特别提醒我们，发短信并不是真正的对话。面对面的谈话，有更多的感情起伏，也能为我们的情绪充电。要维持一段长期关系，就要保证双方之间有足够的沟通互动。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要和亲友共度时光。与此同时，在工作场所开展团队合作，做一些表达善意的友好行动，这些都是提升人际关系、自我增值的方法。
第六，从长计议。
海德利提醒我们，所谓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只是一套功能系统的副产品，而非目标本身。生产的过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她认为，没有人的人生目标是在二十分钟之内回复每一封电邮。如果你在晚上九点还要拿起手机或者平板装置来查收件箱的话，就要问一下自己最后要的是什么。清早或者晚上回复邮件，只是一个手段而绝非目的，这些手段都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比如说提高生活质量，或者是让世界变得更好。可惜的是，许多人身心俱疲之时，忘记了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营营役役。如果你不在晚上或者周末工作，那又会怎么样呢？海德利提出这样的建议：
从此刻开始，不要再把自己的下班时间视为潜在的赚钱时间。这不值得。你无法为自己的自由时间标上价格，因为你付出的是身心健康的代价。
不要让企业价值决定你怎样度过每天，决定你的优先事项。你是一个脑力充沛的社交动物，目前被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期望所捆绑。你的视野长期被限制在你的工作和市场价值上，但比起你作为劳动者的赚钱能力而言，你的个人内在价值与你在自己身处社群中的位置更为相关。
别再试图向别人证明自己。重新掌握自己的时间，掌握自己的人性。
在此书结论尾声，海德利对现代社会的工作价值观进行反思，指出我们哪怕是稍微休息，都可能会被认为懒惰怠工：
笛卡尔说“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他没有说“Laboro ergo sum”，我工作故我在。
两百多年过去了，这些规则已被重写。现在是时候要把重写的规则再写一遍。
掩卷再思：这本书是否真的重写了规则呢？重写的是什么规则呢？此书标题虽然叫做Do Nothing，但海德利并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躺平拉倒。她也没有让我们放弃工作，无所事事。她提出的建议是让我们更聪明地工作（work smart），而非辛苦工作（work hard）。要专注工作，也要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为生活而工作；不要迷信效率，沦为工作的奴隶，为工作而生活。这本书最为重要的建议，在于聆听自我内心的需要，善用时间，重新找到自己的快乐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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