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1897年—1977年），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文物收藏家。章乃器曾将收藏的大量重要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201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曾举办“爱国情怀——章乃器捐赠文物展”，挑选了他捐赠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明清瓷器等130余件珍贵文物展出，从中可以充分感受到章乃器先生的爱国情怀。
记述章乃器从出生到逝世81年间生平的编年体著作《章乃器年谱长编》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出版。这部专著由潘大明担任主编与主要作者，青田章乃器研究会编。该书全面记录了章乃器生平与参与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澎湃新闻特选刊《章乃器年谱长编》 形成记与章乃器文物捐赠的介绍与条目。
2017 年“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章乃器旧影
《章乃器年谱长编》书影
一
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我主动要求从政府机关的秘书岗位调动到一家文化机构工作，为的是靠近自已钟爱的历史文化。自此，便接触到“七君子”事件和事件的当事人，对章乃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救国会建创时期、“七君子”事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何况在不少人眼中他不是纯粹的“文人”，以一个银行界人士的思维方法，写出一系列视角独特、语言尖锐、触及社会本质的文章，读来令人酣畅淋漓，而且他还是一位个性鲜明、命运多舛的历史人物。
记得那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地处沪上西南角的徐家汇藏书楼看旧书，阅读封尘已久的他编著的《新评论》《激流集》《中国金融货币问题》《救亡情报》等，中午以小铺子里卖的包子充饥。此后，特意出差到北京，住在大栅栏的小旅馆里，冒着酷暑采访了罗叔章、徐雪寒、吴大琨等人。记得采访章乃器女儿章畹是在她住的筒子楼里，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快人快语的她讲述了许多她与父亲的往事；采访孙采苹是在她家的客厅里，老人眉清目秀，一看便知系江南闺秀出身，她很少回答我的提问，许多由她的儿子回复——他声音不大，语速缓慢，一字一句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回到上海后，我相继发表了《真君子章乃器》《女中豪杰胡子婴》《从〈新评论〉到〈救亡情报〉》等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部专著《七君子之死》出版，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章乃器，书中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梳理。掐指算来，我把章乃器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有三十余年了，其间也有搁置，中途转行从事电视新闻第一线的采编，此项研究只能告一段落。不过，我依旧关注着七君子研究，公开的相关出版物和新的研究成果始终在我的视野中。
二
一晃过去了许多年，时值二〇一五年末，出版社的朋友来电说，明年就是“七君子”事件发生八十周年，你过去写的《七君子之死》可以做个修订本。这样，我又回归研究七君子的队列中。我在原书稿的基础上重新写的《长河秋歌七君子——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很快摆放到了编辑的面前，并列入选上海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出版后社会反响不错，认为以七人为集合体的独特视角，在丰富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和研究基础上，通过纪实文学与论述相结合的手法，把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融于一体，感性地还原历史，理性地揭示历史的必然，是一部可读性强的探索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著作。之后，又举办了研讨会。 值此，韬奋纪念馆负责人上官消波找到我，说是要办七君子的实物图片展览，此事正合我心意，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去青田、嘉兴、常州、安福拍摄一些照片，收集一些资料。
“七君子”等相关题跋
七君子在马相伯寓所前合影。前排左起为沙千里、史良、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后排左起为杜重远、章乃器、邹韬奋、沈钧儒
初春，到达瓯江畔的鹤城，天有些反常，出奇的闷热，我脱了棉外套，有点衣冠不整的模样，便走进政府大院。青田章乃器研究会负责人赵君皓还以为我们是来推销什么产品的，有些迟疑。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此后，便开始了数度合作：办展览，出图文录，开研讨会。
二〇一九年秋冬，我建议在青田举办章乃器研讨会，提前一天到达开会的地方，与新老朋友见面自然高兴，话题聚焦到章乃器研究上。我表示，现在一般研究者苦于缺乏新的史料，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书籍也缺，比如年谱，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简谱、大事记，有的还错误百出，如能做一本年谱恰合时宜。在一旁的不少朋友表示赞同，也有朋友表示没有精力完成。这样，我们也就不再议了，继续开研讨会。
三
回沪不久，庚子新冠病毒肆虐，我采取写作人在避疫时通常的做法，写字看书，几乎每天两点一线地从家里跑到办公室，作《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该书稿进入尾声时的某个傍晚，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俯瞰城市空落落的街景，突然想到上年末与朋友们的对话，于是与赵君皓联系，设定做十万字的《章乃器年谱》。春夏之交，年谱的立项工作已经完成，进入了实施阶段，我制定了编撰的方案、体例，做出样稿，明确分工；对自己长期积累的资料进行梳理、摘要，派出工作人员去上海图书馆查阅相关图书报刊。不久，十万字的《章乃器年谱》已成雏形。
事情总在发生变化，在走访民建、工商联研究专家王昌范时，他谈及新近出版的《施复亮年谱》大约在三十余万字，章乃器年谱十万字的容量显然小了。我的老友冯勤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持“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丛书的工作，他建议扩大容量，将“章乃器年谱”列入长编系列出版。
章乃器（右一）与同学合影
由于史良被关押在女监，无法与其他六人合影，当时的报纸、杂志在刊登照片时，把史良的头像加了上去
章乃器经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人生跨度八十年，一生跌宕起伏，又是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和参与者，留有数量不少的纪念文章、回忆录，且自身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又擅于演说，留有一部分演讲稿。纪念、回忆文章可以让今天的人了解他不同时期的活动；他的著作文章、讲话，清晰的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脉络、人生追求，做成长编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同时，充分使用好这一个题材，不浪费大量的珍贵史料，以年谱长编的形式反映这位历史人物较为完整、真实的面貌，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肩负的责任。
这样，我把朋友们的建议、自己的想法，与赵君皓沟通，在达成共识后，依照年谱长编的要求去做。
四
做年谱是一桩花死力气的事情，不查阅大量资料榨不出满满的干货。而且，容不得半点的想象和假设，只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排列、比对、分析、判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探寻最接近真相的历史。
这一个活做起来蛮是枯燥，为了求证章乃器某一天的活动，需要查阅不同的资料。如果没有当初对这一位历史人物的偏好，就无法继续。例如，对于他的文章的写作、发表日期，需要考证。除了收录集子已标明发表或写作日期的外，还有一部分仅标明发表在某某周刊、月刊的第几辑上，需要考证当期的出版日期，或查阅原发表的杂志刊物，或对周刊、月刊出版日期进行推论。当然，每次枯燥乏味的考证过后，能够得以验证、发现新的史料，亦足以令人开怀。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由重庆返沪的时间，以往不少回忆录都认为在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份，据我掌握的史料分析，应在四月中旬。四月十二日民建中央迁至上海，召开了迁沪第一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四月十八日《华南报》报道了章乃器参加《上海文化界声援南通惨案，向当局抗议提五项要求》的活动。确认为四月中旬似乎无可非议。但是，是否可以再准确一些呢？ 我便电询王昌范，章乃器是否参加了四月十二日民建在沪召开的会议？他查阅了《黄炎培日记》和相关史料，均没有出席人员的名单，反倒在《黄炎培日记》四月十二日的记载中发现了四月十日上午，黄炎培和章乃器一起，与周孝怀等人进行长谈的记录。这样，确定了章返沪的相对准确时间，修正以前的说法。
年谱还新发现了一些章乃器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初，他由香港赴安徽就职，在武汉做停留，参加了由马相伯、邹韬奋等人发起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为理事。这在以前的传记、回忆文章中没有写到过。
李公朴、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邹韬奋（左起）在狱中合影
章乃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年谱以年、月、日纪事，这样可以自然而然屏蔽掉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原历史真相；也可复原被研究者、回忆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有意无意回避的事实；矫正因当事人模糊的回忆而引发的错误。因为，时间的顺序不容忍事实存在的抵触。例如，过去常有回忆文章说章乃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毛泽东、周恩来去了苏联访问，但我发现毛泽东等在苏联期间，章乃器依然在北京活动。他到底是何时去苏联的？许多资料并没有确切的表述，他的回忆录也没有涉及这一点。我在查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出访苏联的代表团资料时，终于搞清楚他去苏联访问的时间、原因、身份……
五
这部年谱长编尽量收集章乃器在各个历史时期公开发表出版的文章、著作，以此为主要依据，进行概述或摘要，重要的文章“双管齐下”，既做概述又做摘录，不做评说，力求客观、准确、完整地反映他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点发展和变化，让读者对这一过程有充分的了解；以他的社会活动为主线索，辅助于生活状况的表述，以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具体事情进行体现。我在查阅大量相关史料时，发现不同时期的回忆者、写作者或褒奖或贬抑，编者仅取事实部分，删除褒贬，以求客观。
1936年，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
书稿送交出版社后，他们认为它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的特点，是首部反映章乃器一生经历的年谱长编，并申报2021年度上海市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获得成功，这更激发我们努力做好编撰工作的热情。为什么说是“我们”呢？这本年谱大部分内容由我撰写完成，也有朋友百忙中抽出时间参与，更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年轻的学子在他们导师的推荐下加入撰写团队，有复旦大学马院、兰州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他们整理、摘要了章乃器在《新评论》、重庆《大公报》《华商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相关报道，我根据年谱的要求进行取舍和编写，他们的认真劲，让我看到这一研究后继有人。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他们中有的已经毕业了，尚没有出版。现在六十余万字的《章乃器年谱长编》终于问世了，曾经的遗憾成了过去。
附：章乃器捐献文物精品选
青铜臣辰父乙卣
青铜臣辰父乙卣。商。 通 高 42.8 厘米，最大径 19.8 厘米。直口，长颈，腹下垂，圈足。兽头绳纹提梁。盖沿、颈、足各饰有两组兽面纹。此卣造型精美，纹饰简单、工丽。河南洛阳出土。
青铜亚口父癸鼎。商。高24.8 厘米，宽 20.8 厘米。体圆，深腹，三柱足，双立耳，方口沿。颈饰涡纹间饰夔纹，腹饰蕉叶纹。铭文“亚□父癸”4 字在器内壁上。
青铜亚酗父丁鼎
青铜亚酗父丁鼎。商。通高22.7 厘米，宽 18.3 厘米。长方体，平口折沿，上立双耳，深腹，平底，四柱足。足根部饰饕餮纹。
青铜□簋
青铜□簋。商。通高 14.2厘米，口径 19.7 厘米。折口，直壁深腹，双耳，圈足。颈饰兽面纹一周，间有凸起牺首两个。圈足饰兽面纹。耳上部饰兽头，下有垂珥。器内有铭文。
青铜兽面纹斝
青铜兽面纹斝。商。通高 34厘米，宽 27.5厘米。体形较大。通体纹饰精细。
青铜蟠虺纹戈
青铜蟠虺纹戈。商晚期。通长 26.6 厘米，宽 8.7 厘米。有阑曲内式，援呈长条牛舌状，有上下阑，内弯曲幅度较大。铸造精良，内上蚕纹生动、写实。
青铜兽面纹鼎
青铜兽面纹鼎。西周。通高 62.9 厘米，宽 49 厘米。口径 45 厘米。圆式，立耳，平沿外折，柱足。口下及足根部饰兽面纹，另有扉棱作装饰。
青铜越王剑
青铜越王剑。春秋。通高 25．8 厘米，宽6.4 厘米。剑残。两从平行，厚格呈凹字。鸟篆书铭：“戌王州句，自作用剑。”此剑非常精美。
半山型彩陶罐
半山型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高 14 厘米，口径 6 厘米，底径 5.4厘米。红色胎土，器身黑彩绘网格纹和菱形纹。
青釉三系罐
青釉三系罐。隋。高 17.6 厘米，口径 4.5厘米，足径 6.5 厘米。器身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外部施釉不到底，有垂釉现象，釉面开细碎纹片。底无釉。
竹雕竹林七贤图笔筒
竹雕竹林七贤图笔筒。清。高11.9 厘米，径 5.9 厘米。筒身较细瘦，圆口，三矮足。外壁光洁红润，色如蒸栗。纹饰主题为竹林七贤并童子共10 人，分作二部四组。
沉香木雕山水人物纹银里杯
沉香木雕山水人物纹银里杯。清。最高 6.1 厘米，最大口径 5 厘米。此杯为一套 10 件．杯内镶一层银里。纹饰刻画粗朴中别具一种韵味，是沉香木雕中的优秀作品。
《章乃器年谱长编》中的收藏捐献条目
1948 年（民国三十七年） 52 岁
8 月 16 日 资助史学家翦伯赞在舶寮岛主持考古活动。该活动由章乃器创办的香港南方学院主办，香港大学教授马鉴、侯宝璋，香港史地学家叶灵凤，香港达德学院教授邓初民，南方学院院长林焕平及学生六十多人参加了发掘，《华南日报》《华侨报》的记者也到场采访。考古获得了石斧、陶片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1949 年 53 岁
4月9日 章乃器等三百二十九名北平文化界人士发表联合声明，声讨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盗运文物的罪行。
公余之暇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
1950 年 54 岁
2 月 11 日 晚，邀请郑振铎、宋云彬、赵万里等吃饭。席间，展示收藏的《李龙眠阿房宫图》，说：“此非赝本，大可观赏。”
1953 年 57 岁
12 月 9 日 致函郑振铎。
摘要 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为图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将我的一批文物接收过去。否则，一起搬过去，将来又搬您们那里去，十分费力，放在原处过久不放心，占了别人房子问题也多。如何先请考虑，不久将面谒作决。
12月 17日 致函上川企业公司董事长李桐村，表示：“我所支用之款，全数购买古物；年来工资收入，用过有余，亦均投入古物。现拟定全数赠送中央文化部。”
1954 年 58 岁
1 月 郑振铎从故宫派来六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 1100 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巳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唐邢窑白釉瓶、宋龙泉窑青釉五管盖瓶、清代竹雕、饕餮纹三足双耳鼎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
1955 年 59 岁
是年 向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捐赠一批文物。
1957 年 61 岁
11 月 5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上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原股东起诉章乃器，要求判令被告“清算上川企业公司账目”一案首次开庭。
原告以“抗拒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逃避工商管理”“偷税漏税”“私放高利贷”“破坏外汇管理”“隐匿逆产”“进行囤积投机买卖”“侵561占公司资金”等进行起诉，并要求法院冻结章乃器的存款、查封收藏的文物。“父亲在法庭上据理陈述，对方语塞。当时法院曾出面调解，但原告反对。”
1963 年 67 岁
5 月 29 日 “个别人根据某些片面之词”，具状给原审法院，“谎称父亲已将家存文物取出换掉”。
11 月 11 日 原审法院再度做出裁定，将章乃器家存文物全部予以清点，就地查封，并暂先执行。章翼军写道：“当天，由副庭长率领审判员、书记员、法警、民警、街道干部等约 20 人以袭击方式突入父亲住宅，胁迫父亲同意立即查封，被拒绝。父亲婉转地陈述了理由，并请求不要暂先执行。他们置若罔闻，就开始点文物，就地查封。”
1964 年 68 岁
6 月 16 日 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再次申述理由,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8. 关于捐献文物曾否经过协商问题。原告中不少人都是很清楚的。当时上川公司董事长李桐村是完全知道的；公私合营银行负责人资耀华也是同意的。
1986 年
5 月 15 日 “征集文物展览”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展出的三百多件文物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多年来收购和接受私人捐赠的五千多件文物中精选出来的，其中不少文物由孙照、章乃器两先生的家属及其他人士所捐赠。如倪瓒《水竹居图轴》、徐有贞《桃花书屋图轴》、周臣《沧浪亭图卷》、文徵明《真赏斋图卷》为孙照先生的家属捐赠；新石器时代的青玉回纹环、商代人面夔龙纹铜弓形器等为章乃器先生的家属捐赠。
2007 年
9 月 29 日 下午，章乃器先生捐献文物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景仁宫举办。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中，有一千一百九十二件来自章乃器的捐赠。这些捐赠文物分为青铜器、陶瓷、石器、雕塑、玉器、货币、竹木牙角和漆器等几大类，可谓种类繁多，数量可观，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席开幕式的有耿宝昌、胡德平，以及李济深、黄炎培、章伯钧、程潜、马叙伦、胡子昂、卢作孚、沙千里等的后人。展览至翌年四月二十六日结束。
2010 年
7 月 故宫博物院编、李米佳主编的《捐献大家章乃器》，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2017 年
12 月 28 日 “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示的一百一十余件文物是从章乃器及其家属捐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中精选出的，分为吉金重宝、照鉴古今、玉器之美、陶风瓷韵四大部分，包括青铜器、铜镜、玉器、陶瓷等，上至新石器时代，下到清朝。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说，国博特别策划这个展览，以纪念章乃器“变家传之宝为国传之宝”的爱国情怀，并表达对一直以来为博物馆事业无私奉献的文物捐献者们的敬意。展览将持续至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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