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整齐划一
最近，一所大学的兄弟会组织受到了人们的指责，说他们对新成员进行身体虐待。这个兄弟会的发言人为此传统辩解称：“抹除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的各种缺点是必要的。”不管学生是被强制要求整齐划一，还是自愿选择这样做，他们都可能用“正直的标志”“学术才能”“品位”“个性”等特点来替换这里的“缺点”一词。当一个人成了房地产或汽车推销员或者企业主管的时候，他的这些特点最终都会被抹去，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抹除的过程开始得有多早，更让人震惊的是，有多少感到孤单和对未来充满不确定的孩子愿意被抹掉。
60家全国性的兄弟会附属于超过600所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但引人注意的是，兄弟会却和历史悠久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院校无缘。原因是这些院校建校远早于教育领域的西进运动，后者是受到1862年《莫雷尔法案》推动才开始的。这促进了“州立大学”以及农业和机械相关院校在新的西部地区的建立。而历史更久的东部的各个大学早已有了它们专属的男生俱乐部（坡斯廉俱乐部，骷髅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它们都受到人们的指责，说它们太过势利。
随着全国普遍对兄弟会做的事情（虐待式的打板子、折磨和强制灌酒）产生反感，人们继而渴望获得正直和有公民责任感的好名声。酒精摄入过度造成脑损伤而猝死，现在比以前更难隐藏了。但兄弟会成员似乎仍想抵抗长大这个自然的过程，这让一个评论者给他们的组织贴上了“成瘾组织”的标签。而我们可以从一位忠实成员给兄弟会（以及姐妹会）的辩护中看到当前商学院道德和风格的影响力：“兄弟会和姐妹会并不都是坏的，它们是为今后人生带来绝佳社交网络的组织。”欧洲的大学也建立了它们的统一性机制（德国的饮酒组织、法国的辩论小组），但这些组织的思想常常并不会渗透其成员今后的生活中。“相聚”几乎完全是个新世界的发明，而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会想，这种美国式的群体主义是不是独特的美国孤独感的产物。这里，社会身份（不同于欧洲仍然存在的传统）并不会被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人们必须为自己构建这样的身份，而且为了不成为孤家寡人，附属于一个由同类人组成的集体会有助于获得这种独特的身份。美国的大环境并非具有历史感，而且人们也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获得他们的个人身份。
但是美国的年轻男子并不需要扎堆儿躲进一个像兄弟会这样的群体里，冒着被人发现没穿制服的风险。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女性，或许我们可以允许她们在服饰上多一点创造性。兄弟会的男生们会做各种轻率的举动和恶作剧，但没有哪怕一个“兄弟”会想到穿着五颜六色的紧身衣出现在人们面前。成千上万的兄弟会成员都必须穿着他们所处年代的那种制服。起码在美国东部，制服曾经包括卡其色或者灰色的法兰绒裤子、纽扣衬衫、粗花呢夹克，以及乐福鞋。同样能够接受的还有水手领毛衣和灯芯绒裤子。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萨伊德教授回忆起他上幼儿园时以及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人们（所有人）的穿着：“我的同学们要么穿同样的衣服，要么尽量穿得差不多一样……所有人都穿同样的服装（绒面白皮鞋、纽扣衬衫和粗花呢夹克）。”穿对衬衫尤其重要，而且带纽扣的浅蓝色衬衫几乎是必需的。萨伊德教授还说，他曾经还见过工作中的两位同事为了获得那种人们喜欢的穿旧的样子，而故意用砂纸打磨他们新买的（当然是蓝色）衬衫的领子。
在英国，人人求同的情况更严重。在有些公立学校（其实是私立学校），学生们仍然穿着黑色燕尾服搭配带条纹的裤子、白色衬衫，系着有规定图案的领带，头戴圆顶硬草帽。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学校（伊丽莎白女王医学学校）要求男生们穿着18世纪的那种深蓝色夹克，配有那个时代的蕾丝花边领饰和黄铜纽扣。在较小的学校里，男生则被要求穿羊毛短裤搭配长筒袜，校服布雷泽西装，并在左口袋部位佩戴校徽，头戴短檐帽，帽子的款式介于人们当时所称的无檐小便帽和纳粹冲锋队戴的那种帽子之间。多亏了伊顿公学，这种模仿成年人的正式着装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被摒弃。
普通学生制服的变革可能在美国发生得更快，而现在，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替代的乐福鞋也很大程度上换成了“跑步鞋”，这也反映出当前运动能力强和“身体健康”的形象在人们心中的感召力。同样，夹克和毛衣也让位于派克大衣，就好像学生们每天的生活都涉及登山之类似的。出于这个目的，随处可见的背包装的不是书籍，而是去冒险所需携带的物品，像干肉饼或备用防滑鞋底钉之类。当然，曾经也流行过牛仔裤和牛仔夹克，而在美国西北部地区，彭德尔顿羊毛夹克也一度十分流行。但还是那句话，不管在别的方面多有勇气，还没有任何一个男大学生敢穿着五颜六色的紧身衣出现在人前。
起码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男大学生总是拥有一套西装（深色，用于面试）、一件运动夹克、卡其裤、牛仔裤和几件毛衣，而且在登山文化流行起来之前，还会有一双便士乐福鞋。这种整齐划一、严格退避“时尚”轮回的做法，说明18—21岁的美国人尤其害怕走错一步而惹人嘲讽和羞辱。他们谨慎为要，尤其当他们认为自己处在能够决定他们整个未来的环境里时，而在这种环境里，“成功”就是最终目标。他们讲话的时候总是看似用宣扬个性的方式在说，但几乎从来不敢去践行个性。太冒险了。等到长大一些，受一点生活的磨砺，他们可能就会在践行个性方面感到更安全，哪怕会有一点孤单。但现在嘛，还没到时候。
日本的制服文化
美国大学里那种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着装上受到批评的动机，主宰着海外的文化群体。这个文化群体就是日本。
即使在挑剔日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它曾经历过的种种不堪：日本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城市被摧毁，战败蒙受耻辱，并且整整一代人受到别人的颐指气使，这个人还不是自己的社会的一员，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他的名字叫麦克阿瑟。日本被禁止组建自己的军队，但本土却驻扎着大量的外国军队，其中包括很多喝得烂醉的美国大兵和从越南撤回来在此短暂停留喝酒嫖妓的海军陆战队员。日本在陌生人为它制定的宪法下运作，而它的政府也并不完全确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就是说，不确定什么是被允许做的，因为“保姆”一直盯着呢。
在被问到什么会刺激到日本的时候，一个长期观察员用一个词来回答—“不安全感”。他接着解释说，“这种普遍的忧虑……有助于每天动员几百万人”。另一个在日本女子大学教书的观察员注意到人们普遍确信的一点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是处在别人的注视之中。因此，一个人的外在和整体形象就变得无比重要，而在这方面，人们行为上的统一性就提供了别处得不到的那种避免被单独圈出来的安全庇护。结果就是，正如一个去日本访问的睿智的评论者所言，“在日本，地位在木匠之上的所有人都穿着某种制服”。有时是系白色武装带，通常戴白手套。一个很高兴像别人一样能穿上校服的学生说：“我们认为合作十分重要，而且‘中庸’会受到赞赏。”（有时我们若能花点时间想象一下，假如轴心国赢得了二战，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会有所启发：美国各地的建筑都会变得像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那样，所有人都穿政府发放的公共衣物，大家必须参加团体活动，等等。）
这位女子大学的老师很关注“规范着装的作用”，也很关注日本全民的统一性。如果说复兴真正的军国主义标识是受到禁止的，明显作为补偿的制服及其在大众识别中的作用则繁荣起来。年轻而野心爆棚的商人必须穿深色西装和白衬衫，并系夹扣领带。出租车和巴士司机则不喜欢被人们看到他们不戴白手套的样子。保安、导游和电梯员则穿类似于军装的制服。学校里年龄小一点的男生统一戴黄色帽子，背尺寸过大的背包，稍大一点的男生则穿海军蓝校服，而稍大一点的女生要穿海军蓝白套装，包括深蓝色短裙（裙褶的数量有严格规定）和带水手“翻领”的白色衬衫（日语中得体的女学生服装的术语为sera fuku，即水手服）。有些学校甚至会规定鞋带的颜色。而这种着装统一的习惯会一直贯穿至成年。在日本可没有什么“可以随便穿的星期五”，也几乎没有可以随便穿的场合。
学术礼服
对男教授而言，日常学术制服要么是西服套装（少见），要么是粗花呢夹克配灰色法兰绒（有时是条绒）裤子。但在庆祝性场合，就像在军队中一样，他们往往要按惯例穿更加华丽的衣服，在会议和毕业典礼上看到的全套学术服饰就等同于学术界的礼服。
在19世纪，你会穿寻常衣服去参加大学的毕业典礼，尽管大多数教职工毫无疑问会穿深色西服和裙装，以示对这类场合的尊重。但在1895年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一次有关学术穿着和仪式规范的全国性会议规定了当时授予学位时得体的统一着装，这三个学位是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每个学位都有对应的不同的黑色长袍。以下是详细规定，由美国教育委员会制定：
美国学位授予典礼上使用的长袍根据穿着者所被授予的最高学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学士服有尖尖的袖子，这种袍子必须系上扣子穿。硕士服有椭圆形袖子，在腕口处敞开……袖子以传统样式从腋下垂下……椭圆形的后襟是平直剪裁的，而前襟则是呈弧形剪裁的。硕士服可以敞开穿，也可以系上扣子穿。博士服则更复杂，前襟有黑色天鹅绒饰面，袖子上也有同样材质的三条条纹，这些饰面和条纹可以是学位及其对应研究领域的颜色的那种天鹅绒。博士服有钟形袖，既可以敞开穿，也可以系上扣子穿。
穿着者身后垂下的是一个兜帽，其颜色通常代表的是授予学位的机构。一个非正式的经验法则是，身后的兜帽垂得越长，穿着者的地位就越高。（“其实我的兜帽比你的长”，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此得多喜欢啊。）在有些大学和学院里，学士学位的获得者根本没有兜帽可戴，要么是因为他们学院的疏忽，要么是因为他们遵从一个戴兜帽的群体中的法则，也就是仅仅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应该受到鄙视，并因此受到鞭策从而继续追求更高的学位，直到他们也能获得更受人尊敬的可穿戴兜帽的地位。
学术礼服的帽子曾经很简单。头戴黑色学位帽是必须的（博士帽则有金色流苏）。但在过去大约50年的时间里，轻浮的习气也蔓延进学术界，现在人们必须选择要么戴标准的学位帽，要么戴顶上有流苏的造型搞笑的四角便帽。有些博士学位获得者则开始热衷于戴宽边仿“文艺复兴”天鹅绒盖帽。一个讽刺作家可能会强调说，当营销或者会计专业教授戴上这种帽子的时候，他们不只显得有点傻，还很可笑，更不要提农学教授了。这些偏离传统的帽子流行开来的同时，颜色丰富的（而不仅仅是黑色的）博士服也出现了。在这个问题上，哈佛大学必须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正是哈佛大学促进了现代学术礼服运动的兴起。哈佛大学赋予其“哲学”和其他专业的博士们特权，允许他们穿粉红色（在哈佛则称赤红色）长袍，袖子上有色彩对比强烈的黑色条纹。这种与经典黑色的背离打开了花样翻新的闸门。花哨的博士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而且很快，最差的大学给它们最不让人肃然起敬的博士们穿最闪亮的袍子就几乎成了不言自明的事。（这里有个原则，或许暗示着穿这些袍子的人也是莎士比亚风格的。）
既然五颜六色的学位服已经出现了，那么接着就会出现更多使人出离愤怒的东西。在博士服的前襟上，有两片天鹅绒饰面，在每一片饰面上开始出现小小的徽章、徽标和标记：大学的“纹章”和校徽，更糟糕的是，各种自吹自擂性质的徽章。哥伦比亚大学（前身是国王学院）的博士服在前襟上有两个能够匹配起来的王冠图样，而罗格斯大学的博士服前襟上则有两个小小的斜体Q字样（表示皇后学院之意），下方还有建校年份“1766”字样。密歇根大学则想出用两盏表示博学的小灯的主意，波士顿大学有毫无品位可言的校徽标志，等等。为新教神职人员制作袍子的人很快也想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商机，其中有些人就抢先一步，在他们生产的袍子的天鹅绒饰面上添加了丢勒绘制的那幅著名的双手合十虔诚祈祷的素描作品的复制品。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都是可悲的例证，是对一种非常成功而又尽人皆知的典范毫无必要的偏离（就像海军军服的改革那样）。尤其悲哀的是，它发生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除了教会之外）的历史和传统是最受人尊重的，而学术礼服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古韵正是其诸多意涵之一。给幼儿园的小孩子戴小盖帽、穿长袍则是只有美国才有的毫无品位的表现。
或许稍稍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并不是唯一有奇怪学术礼服的国家。英国近期甚至走得更远。在那里，至少在拥有悠久历史的诸如牛津大学这样的大学里，你不得不为了参加哪怕最寻常的学术活动，比如和你的论文导师会面，更不要说和你的道德导师见面了，而穿上黑袍。不穿袍子的话，你就不被允许参加期终考试。而且不只是袍子，还要搭配“sub fusc”穿，这是个几乎无法对译的术语，指的是黑色西服或裙子、黑色鞋子、白色衬衫，以及白色蝶形领结，而这些都会随着穿的次数多了而变得越来越脏。要在学校餐厅吃饭，也得这么穿。这些日常穿着规定的目的明显是给学术和相关活动赋予尊严，而如果你真心求学的话，这显然也是不必要的。这样的礼服也表明了对那些未被吸纳的人的一种排除，因而也就在提升和维护内行人虚荣的自我形象方面十分有用了。
（本文整理摘编自《制服：你穿什么决定你是谁》 保罗·福塞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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