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是冷兵器时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兵种之一，由于中国历史上重装步兵的缺位，骑兵在平原地区可谓无往不利，而马是骑兵最重要的装备。“太仆”一官具有悠久的历史，太仆寺在唐代便存在，明代属兵部，到了清代依然是管理国家军马的主要部门。清朝战马总计约20万匹，驻防八旗在驻防各地设有牧厂，牧放八旗战马；绿营兵也有自己的牧厂。太仆寺所辖的牧厂包括直隶口北地区的左、右两翼牧厂和盛京的大凌河牧厂。
清季太仆寺设于顺治元年，至雍正三年建成本寺专属衙门，设太仆寺卿满、汉各一人，少卿满、汉各一人，员外郎八人。至乾隆六年时，分为左、右二司，左司管理巡幸及分拨牵领马驼等事，嘉庆六年以前，口外两翼马厂均齐、赏罚则归右司承办。
太仆寺牧厂
一、规模和官制
太仆寺口外两翼牧厂的建立经过了一个逐渐增群的过程。两翼牧厂初建时可能仅有不到50个马群。晚清时期，两翼牧厂的额定马群数大致固定在120个，马匹数3万-4万余匹。相比内务府的口外牧厂，晚清以降太仆寺口外牧厂的亏马现象更加严重，最坏的情况下，实存马数刚刚超过额定的1/4。按照规定，左、右两翼群数相同，马数亦应大致相同，但乾隆末期以后，随着右翼牧厂牧地放垦，马群连年迁移，两翼牧厂的马数开始有差距扩大的趋势。
太仆寺两翼牧厂的官制，在各类史料记载中非常混乱。综合来看，乾隆中期之后，两翼牧厂内自上而下设有总管、翼长、协领、护军、护军校、委署笔帖式、牧长、牧丁等缺。两翼总管分别驻于本翼适中之地；翼长驻于所管马群适中之地；协领驻于该旗适中之地；护军校和护军，以及乾隆中期被裁以前的两翼副总管、防御、骁骑校等人，各在本翼各旗内巡逻。每群牧丁数为8-12人，除少量例子外，一般于察哈尔八旗内按旗选补。从太仆寺两翼牧厂的群数和平均每群牧民数估算，再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整个牧厂中约有近2000名牧政管理人员。与内务府牧厂一样，太仆寺牧厂中的人员配置也体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
两翼牧厂总管，康熙年间由京城小京官中派出。雍正元年后，两翼总管停用在京人员，改为在察哈尔佐领等官及世爵内拣选一人，在马厂翼领等官内拣选一人，拟定正陪，由太仆寺引见补授。在察哈尔都统设立之前，察哈尔八旗由京中蒙古八旗都统兼管，故而每逢牧厂选官，是由蒙古八旗都统咨取职名的。之所以要在察哈尔旗员中拣选总管等，可能是因为太仆寺牧厂中的牧长和牧丁最初大量出自察哈尔各旗。但是在察哈尔旗员与牧厂官员之间，太仆寺明显倾向于提拔后者。由牧厂翼长补授总管，不必拘定于本旗，一旦翼长受到处分，则自动丧失保送引见的资格。嘉庆四年时，清廷议准将补放总管先试用三年，如果合适，再奏补实授。十三年时又议定，凡是由本牧厂官员内补放之总管，停其试用；如由察哈尔官员补放者，仍戴原衔顶戴，先署理三年。翼长缺出，由协领补授，但同样要拟定正陪，由太仆寺带领引见。协领以下未见有带领引见的规定，说明可由总管在牧长、牧丁等人内自行拣选，报太仆寺批准即可。
乾隆三十一年时，清廷将口外牧厂所设委署笔帖式裁汰，由太仆寺派往笔帖式一人、主事一人承办牧厂事务，五年期满，以应升之缺升补。与内务府牧厂选授笔帖式和主事不同的一点是，太仆寺所派值年主事、笔帖式期满后，由总管出具考语，咨送原衙门带领引见，不再留于本处。从牧厂官员的视角看，这一点有人员更迭频繁之虞，故而光绪二十七年后，太仆寺牧厂值年主事、笔帖式选官之制，开始比照商都等处划一而行。两翼牧厂中的察哈尔牧丁，理论上似还可通过升阶回到本旗中任职。
太仆寺两翼牧厂官员和牧丁钱粮，在康熙四十五年至雍正元年间，为三年连闰一次总给。此后改为每年春、秋二季，由太仆寺咨户部支领。乾隆二十九年后，两翼总管和翼长各给公费养廉银。察哈尔都统设立后，发放俸饷之事由该都统全权办理。咸丰四年时，太仆寺牧群官兵一年的俸饷银两在3.05万两上下。遇到自然灾害时，清廷一般通过预借官兵俸饷，再分年扣还的办法来赈济牧民。两翼牧厂和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合计有清廷发给的生息银5万两，由宣化府属当商按一分生息营运，至乾隆三十四年时已全部扣完本银，所得息银即用作各项办公经费。
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后，太仆寺被裁，军马管理并入陆军部，两翼马厂改归陆军部所属，但乾隆二十七年后察哈尔都统兼辖牧厂的状况没有改变。光绪三十三年时，两翼牧群中被发现存在大量马匹亏短的现象，光是为弥补亏空，就预支了未来数年的12万两俸银。陆军部认为察哈尔都统已没有兼辖两翼牧群的能力，请求由清廷特拣大员，专司两翼牧政。陆军部的建议很快被清廷采纳，由此，察哈尔都统不再管理两翼牧厂事务，牧厂马匹的用项也被严格限定为供编练新军之用。宣统二年时，陆军部又想将驻口之值年主事、笔帖式裁撤，但是相关的改革并不彻底，其具体成效，因距离清亡时间太近，也难以评价。
二、检查规则
与内务府牧厂一样，清初兵部定有查勘其口外马群的规则。在兵部大库和种马厂并入太仆寺后，每年春季太仆寺派遣满堂官一人，至口外将马驹验骟，秋季再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马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由太仆寺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另派员外郎一人，每年春季往口外稽查孳生倒毙数目，逐一烙印；秋季再往口外验视肥瘦，两季中均要训练马驹。遇到均齐的年份，太仆寺卿将衙门所有满汉堂官职名缮写绿头签，一并呈进，由清帝亲拣一人前往。根据兵部官员考察的具体情况，太仆寺堂官对本衙门人员进行考核。在清代早期，太仆寺官员查马时似乎还附有相应的人事权力和责任。直到乾隆四十八年，经察哈尔都统奏请，太仆寺停止每年派遣堂官查验之例，改为三年一次派员均齐。在太仆寺官员出口查群和均齐时，两翼总管须留在牧厂之中以协同太仆寺官员工作。从康熙四十一年清廷制定的考牧则例来看，太仆寺口外牧厂总体上与上驷院牧厂的查群和均齐规则相同。在太仆寺牧厂中，对牧群官员的考核同样严厉，但也有将牧群官员破格提拔的特例。
三、牧厂的职责
军需牧马和调马是太仆寺两翼牧厂的最主要职责。清廷对军马的牧放格外小心。康熙三十五年的一份谕旨，要求太仆寺口外牧厂官员尤其注意保护可骑用之无孕母马及四岁马驹。但在现实中，因前近代国家皇室需用和国家财产区分并不严格，故由上驷院牧厂中调用军马的行为也不在少数。按清代中期时人可能有些问题的说法，兵部所调口外牧厂之马，有四成来自太仆寺两翼马厂。但是由于上驷院牧厂的马群规模远小于太仆寺牧厂，故而后者依然要为军马的调拨做百分之百的准备。
太仆寺口外牧厂供给军需牲畜，多发生于军兴时期。清中前期清廷需用牲畜时，一般采用官买的方式，但对于牧厂中军需牲畜，则经常用直接“调拨”的办法。到晚清时期，牧厂向军营补充军马，主要以发价采买的方式进行，但不是由市场调节价格，而是用行政指令定价，并在进张家口关时给予免税的优惠。如果买马不及时，清廷依然会调拨官马补充军营。尤其在遇到紧急军事行动需要迅速凑齐军马时，采买的原则即被置之脑后。有时各牧厂之马虽不直接调入军营，但本质上依然是对军马的一种补充。因有地理之便，口外牧厂向直隶驻防和绿营供马尤多。咸丰年间正值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该时段是口外牧厂供给军马的高潮时期。短期内大量的调马造成马厂所存马数急剧下降，间接导致了口外马厂暂停均齐。对于调用军马膘分不足的现象，清廷则将责任简单地归于牧群官员管理不善。
太仆寺虽在理论上和兵部联系更为密切，但因像木兰秋狝一类的活动本身即有练兵之意，故而两翼牧厂也须为皇室用马提供服务。巡幸用马的大宗虽调自上驷院牧厂，但因历年拨调，有不敷之虞，故在乾隆五十年时，改为将每年进哨官兵乘骑官马，除用直隶畜养官马外，不敷者在上驷院和太仆寺两翼牧厂中轮班调用。且因牧厂马匹日见缺额，用毕即照原数拨给赶回牧厂。出哨官兵有愿在热河交回马匹者，即照所调牧厂马数就近交还。该年调用的就是太仆寺两翼之马。乾隆四十八年至盛京谒陵官兵骑乘所需马匹，也于太仆寺牧厂内调给40%。
按照清制，遇有战事，各盟旗有派军出征的义务。清代前期，凡急需军马时，中央会主动向盟旗买马，归于口外牧厂中牧放。清中期以后，中央对各旗的控制力加强，已少见动帑买马的情形，反而是各旗主动“捐马”的现象越来越多。即便是未被征调的旗，往往也会捐纳以表忠诚。盟旗捐输之马，即常交太仆寺牧厂牧放。但这时所谓的捐马，实已带有强制的性质。光绪中期养息牧牧厂逐渐放垦后，哲里木盟捐马也常被解交商都、太仆寺牧厂牧放。盟旗最后一次因军需“报捐”牲畜大约发生在光绪二十七年底。各王公大臣进贡的牲畜，有时也被交于太仆寺两翼牧厂中牧放。
太仆寺口外牧厂与京中各部院及东北牧厂有一定的关联。康熙年间兵部额设馆马，遇有倒毙，即于口外种马厂中拨补。道光二十二年时，清廷令将察哈尔领放直隶牧青马全数调回京师，并于商都、太仆寺牧群内挑选马2000匹（其中从太仆寺两翼马厂中选马800匹），解至京中南苑牧放，但第二年又将八旗各营出青马及直隶各镇协营出青马全部裁撤，交回察哈尔牧群。在东北，庆丰司的养息牧牧厂和上驷院的大凌河牧厂牲畜主要供东北地区皇室及驻防军队需用，它们与太仆寺口外两翼牧厂间也有互相调剂牲畜的现象。
礼部牧厂
礼部牧厂的情况，目前依旧所知甚少。虽然有人依据外国传教士的记载，推测直隶口外的礼部牧厂有相当大的规模，但其引用的原始资料很可能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没有哪一种版本的记载说得上比另几种更准确——也许都是真实的，也许都不是，但巨大的差异令研究者无法做出合适的处理。唯一能确定的是，在康熙中期，礼部牧厂确实存在于张家口外一处叫作“薮积布拉克”的地方（今察汗淖附近）。关于礼部牧厂的设立时间、编制、官制和管理方式，礼部的则例中毫无记载。
对礼部牧厂的规模和职责，只能进行大致的推测。按康熙朝会典所载计算，在顺治至康熙初年，口外礼部牧厂分为两翼，共设牛18群，有牛1800-2200头；羊16群，有羊1600-3900只。每翼设翼长一名，每群设牧长一名、牧副一名。如果这些数字真的准确，那礼部牧厂的规模就实在太小了。其均齐的原则，应与内务府和太仆寺牧厂基本一致。
礼部牧厂牛羊主要供应礼部牛羊馆祭祀和筵宴。康熙十四年题准，礼部所用牛羊均在张家口外各群内取用，如不足，则交两翼税官采买，由户部给发银两。但自乾隆元年始，由礼部札行两翼采买的陵寝祭祀所需乳牛，改从庆丰司三旗牛群中拣选；同一年马兰峪等处陵寝所需祭祀羊只，由该处派员在张家口一带采买，也没见到任何从礼部牧厂中调取的证据。礼部牧厂似乎被并入了庆丰司所属的三旗牛羊群中。嘉庆时编纂的礼部则例没有口外礼部牧厂的任何信息，我想要么是因为礼部牧厂面积实在太小，发挥的作用不大，重要性不高，要么是因为当时的礼部牧厂已不单独存在。礼部及东西两陵所需祭祀牲畜，或由三旗牧厂内拨给，或发价仍由当地税官采买。
余论
无论是太仆寺牧厂还是礼部牧厂，在直隶口外都是一个较为“弱势”的政府，其牧厂的规模较内务府上驷院和庆丰司所属来说相对较小，在太仆寺右翼牧厂连续开垦、东迁的形势下，这一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礼部的影响力似乎在乾隆以后就完全消失；太仆寺则在察哈尔都统设立后，逐渐向一个文书档案保管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的合体转变。更重要的是，在道光十一年察哈尔都统负责口外均齐，尤其是咸丰四年均齐彻底停止后，连太仆寺和礼部自己都不怎么清楚其口外牧厂的实际情况，北京的衙门只是靠被动接收察哈尔都统汇报的信息，对牧厂官员进行评价。如果不是清末察哈尔都统爆炸性的披露，根本没有人关心太仆寺口外两翼牧厂的亏额已经到了3/4的程度。礼部牧厂的持续存在，在清代庞大的文书体系中竟找不到任何证据，我推测，清廷自己就没有进行过广泛而彻底的普查。而历史进程已然行进到今天，想要回头了解更多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了。某种意义上，此时矛盾比统一更有价值。
（本文摘自陈肖寒著《七重奏：清朝统治直隶口外之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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