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性的策略考量
人们相信谶言，本应该是因为它具有神秘难测的预言能力，因而成为传达天启信息的超自然符号。但既然它与政治沾上边，在权力斗争中拥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力，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牵涉种种利益。许多政治势力和个人，在面对谶言时，难免产生实用主义式的策略考量。
王莽步上最高权力的符命之路的第一块垫脚石，来自武功白石：
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命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听许。
王莽封禅玉牒
王太皇太后虽然重用王莽，但作为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母亲，她对刘汉皇室保持忠诚，并无转移汉祚的居心。废除汉室，也不符合她的个人利益。白石丹书出世，她立即明白，这种作伪手法岂能骗过天下人？但王莽在朝野经营数年，羽翼已丰，“事已如此，沮之力不能止”，王莽当时又“非敢有它”，“称摄”而已。王太皇太后在无可奈何之下，同意王莽称摄。此步一退，王莽步步紧逼，汉运之衰，一叶知秋。
从史书的叙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朝野上下都心知肚明，王莽推动的一系列“符应”多属伪冒假劣。但太皇太后装聋作哑，“群公”纷纷为之背书，地方官及民间人士抢不迭地争献符命，博取利禄。“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就连王莽亲信大臣司命陈崇也看不下去了，对王莽说：“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
王莽曾自比周公（山东出土汉西王母、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前面提到，新莽末年，割据陇西的隗嚣立庙奉祀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以示效忠汉室。隗嚣的这一举措，受教于他的军师方望：
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
隗嚣欲以尊崇汉室的方式，笼络人心，展示其“辅汉”反莽的立场。这则“神道设教”的权宜设计，与王莽以伪造符命建构受命论述的心态，大同小异。
东汉光武帝凭借谶言赢取舆论支持，即位后，曾因谶文有“孙咸征狄”，“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令“众咸不悦”。后光武帝又因《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越级提拔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东汉当局对谶纬的推崇和提倡，不仅令热衷仕途者心存侥幸，连智识界人士也趋之若鹜。“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后世争为图纬之学，以矫世取资。”
学者尹敏直斥谶纬之妄，光武帝不为所动，结果前者也乘编校谶纬文本之便，私自增加文字“君无口，为汉辅”，意图博取升迁。
新莽时期出土诏版拓片
谶言信仰心态试析
观察汉代社会中谶言的出现、流传和应用，处处可见策略性的盘算、现实政治的考量、人为操弄的痕迹，以及荒诞无稽的迷信。当时的智识界也不乏对谶言的理性批判和质疑。但仅从政治功利或荒诞迷信角度分析汉代的谶言信仰心态，未免简单化了。就算多则谶言是伪冒产品，但作伪之必要以及谶言在当时政治斗争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已经显示出谶言在争取当时人心理认同中的特殊价值，也就是说，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广泛的谶言信仰。
即便是作伪者和心存侥幸者，仍然可能对谶言存有信仰或敬畏之心。如王莽的受命论述，是由无数人为操作的“符命”建构而成，王太皇太后指其“诬罔天下”，他自己心里其实也很明白。但他废除刀币、禁佩刚卯，“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以王况谶言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欲厌之，乃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为大将军、扬州牧，赐名圣，使将兵奋击”。在在显示他对汉字乃至谶言的神秘象征能力，确实心怀恐惧。地皇四年（23）六月，新朝大军败于昆阳，“莽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王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十月，赤眉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群臣扶持下，避入未央宫渐台，临死之前，“犹抱持符命、威斗”。王莽自己伪造的“符命”，最后真的成为他虔诚信仰全心依赖的天命象征。
谶言在光武帝刘秀受命论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光武帝不仅凭借谶言赢取舆论支持、强化己方的信心、说服群众，也依赖谶言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情，包括据谶言任用高级官员。
“闻道术之士西门君惠、李守等多称谶云：‘刘秀为天子。’自光武为布衣时，数言此，及后终为天子，故甚信其书。”据史籍的叙述，光武帝真心信仰谶言，而且学习谶言文本的态度极其认真。建武十七年（41）二月乙未晦，日食。“上以日食避正殿，读图谶多，御坐庑下浅露，中风发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马史，病苦如此，不能动摇。”光武帝不但自己苦读谶书，还与亲信臣属共同研读。
光武帝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一般被认为东汉帝王提倡谶纬的证据。但图谶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在社会上已流传极广，专攻的学者也很多，何须“宣布”然后才能推广于天下？实际上，光武帝即位后就令薛汉、尹敏等人“校定图谶”，删除新莽时期骑都尉崔发等为王莽编辑著录的符命谶言，对不利于东汉皇室的内容加以删削、修订，三十年后才把整理好的内容“宣布于天下”，目的是要令谶纬文本定型化，从而杜绝伪造谶文图谋不轨的流弊。这也从反面证明，光武帝面对谶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信服与恐惧心态。
《后汉书·张衡传》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从史籍看，明、章两帝之善谶，又不止“祖述”而已。
《东观汉记·明帝纪》：
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经学，即位，删定拟议，稽合图谶，封师太常桓荣为关内侯，亲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是时学者尤盛，冠带搢绅游辟雍而观化者以亿万计。
《后汉书》所载明帝、章帝的诏书，也经常引述谶纬作为其政治、礼制论述的依据。明章之后，如和帝（88-105年在位）去世后被尊为皇太后的邓绥（81-121），临朝听政，摄政达 16年。她“自入宫遂博览五经传记，图谶内事，风雨占候，老子、孟子、礼记月令、法言，不观浮华申韩之书”。安帝永初三年（109），太白入斗，洛阳大水，邓太后派中常侍咨询谶纬名家杨厚。杨厚建议：“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邓太后听从他的建议，太白星寻灭不见，大水也如期消退，皆如杨厚之预言。永初六年（112），邓太后又通过安帝下诏，以“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谶记有征”，“而或至乏祀”，令“二十八将绝国者，皆绍封焉”。
东汉出土的讲经画像砖
新莽末曾与刘秀争夺天下的公孙述和东汉末与群雄逐鹿中原的袁术，都是谶言的虔信者。破译隐语式谶言如“废昌帝，立公孙”和“代汉者当涂高”时，他们都有自我对号入座的心理倾向。东汉初，新城有“山贼”张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建武三年（27）春，征虏将军祭遵（？-33）破其城，擒张满，张满大叹：“谶文误我！”张满所信谶文，内容已不得而知。既然事败，则谶言无验，只能算作妖言，或者是张满误解了谶言。但张满信仰谶文的诚意，毋庸质疑。
谶言信仰不仅在高层权力争夺中流行，在社会生活中也很普遍。新莽末年，有北海人逢萌，家贫，曾任亭长，后去长安，习《春秋》。逢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于是头戴瓦盆，哭于巿曰：“新乎新乎！”与此故事异曲同工者，东汉末董卓应大将军何进（？-189）之邀，入洛阳兵谏。他进京后，废立皇帝，独揽军政。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及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类似的传言在社会动乱时常会浮现，尤其是作为重大事件过后的一种“解释”时。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史家将它们视为隐语式谶言，著录于史册。
东汉上层社会的宴饮画像砖
东汉建武初，匈奴不断南侵，光武帝令：“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人们见到后，相互交谈说：“谶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至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向汉廷示好，“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二十五年，南匈奴大败北匈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人们认为，“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的谶言至此应验。
山阳人单飏，明天官、筭术，曾任太史令、侍中、汉中太守，后拜尚书，卒于官。灵帝熹平（172-178）末年，有黄龙见于谯——
光禄大夫桥玄（109-183）问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龙当复见，此其应也。”魏郡人殷登密记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龙复见谯，其冬，魏受禅。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卒，汉献帝禅位于曹丕。熹平末至建安二十五年，时隔约四十余年。
《天发神谶碑》，三国吴天玺元年(267)刻，吴末主孙皓因天降符瑞而立碑记功
董扶，汉末蜀地谶纬学大师，曾师从同郡杨厚，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灵帝时，曾征拜侍中，甚见器重。董扶私下对宗室、太常刘焉（？-194）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相信他的预言，遂求出为益州牧。一年后，灵帝崩，天下大乱，刘焉乘势割据益州。只是“天子气”最后并未应验在刘焉，而应在刘备。
这些谶言在民间或私人之间流传多年，各有其信众。记录东汉灾异妖变的《后汉书·五行志》，常以谶言结合政事，解释灾异发生的原因，也视灾异为谶言的验证，如：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虣出，突坏民田，坏处泉水出，深三丈。是时司空周章等以邓太后不立皇太子胜而立清河王子，故谋欲废置。十一月，事觉，章等被诛。是年郡国四十一水出，漂没民人。谶曰：“水者，纯阴之精也。阴气盛洋溢者，小人专制擅权，妒疾贤者，依公结私，侵乘君子，小人席胜，失怀得志，故涌水为灾。”
……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国十三地震。《春秋·汉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将以是受祸也。后五日，诏收宪印绶，兄弟就国，逼迫皆自杀。
范晔《后汉书》诸志并未完成，今存《后汉书》诸志乃梁刘昭取自西晋司马彪（243-306）《续汉书》，而其《五行志》乃将应劭、董巴、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合而论之”的产物。所以上引论述，反映出东汉后期至魏晋史学界、谶纬学界有关谶言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认识，及他们对谶言预警和象征能力的认可。
另一位东汉末的大学者——经学、纬学大师郑玄，于献帝建安五年春，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可知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之外，谶言信仰也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
新莽末，占据河西的窦融主动放弃割据，于建武五年（29）归附光武帝，深得光武帝的赏识。窦氏一门贵宠，号称“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窦融揣摩透了光武帝信谶、重谶而又不愿贵臣世家通谶的复杂心理，向光武帝表白自己不许儿子“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以此邀宠避祸。而光武帝也并没有像对尹敏、郑兴那样斥责窦融，此中的奥妙是可以想见的。
上文提到过最早破译“代汉者当涂高”谶言的蜀地谶纬学家周群，自少从父亲周舒（杨厚弟子）学习谶纬和占星，“专心候业。于庭中作小楼，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才见一气，即白群，群自上楼观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气候，无不见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成都人杜琼为杨厚的再传弟子，也同是纬学大师任安的高足，“精究安术”，“虽学业入深，初不视天文”，然而“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他曾对后进的纬学大家谯周言及此中的苦衷：“欲明此术甚难……晨夜苦剧，然后知之，复忧漏泄，不如不知。”
由此可知，在东汉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谶言既信仰，也畏惧。学习和破译谶言中的预言信息，是一种非常严肃、艰巨而又有政治风险的事业。
西周形成的天命观，涉及国家及个人两方面的命运。其涉及国家政治前途的观念，经过两汉儒家的丰富，再经谶纬家的敷衍，发展出一整套极具系统性的政治符号。这一符号系统，为中国古代最高权力形式上的合法交接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仪式，有助于凝聚和整合社会力量，减少皇朝更迭必然带来的社会震荡。但符号的意义和神圣性是人们赋予它的，一旦人们撤回赋予它的意义，整个仪式就会成为可笑的形式。谶言、符瑞等都有作伪的可能，许多时候也确有作伪的形迹，有些学者因而强调谶纬在当时作为政争武器的欺骗功用。但如果人人作伪，毫无信仰，只重实用，谶言必成为笑柄，决无神圣性可言。它的符号象征意义又何在？它怎么能在政争中发挥影响？
史书中所记谶言，不少是事后补作的。当时的人们明知如此，却对谶言的兴趣和信仰不减，有其原因：时局愈不安稳，信心愈不足，愈想预知未来的结局。谶言中的西贝货固然不少，毕竟仍有灵验的真预言。有趣的是，越是流行的谶言，信仰者越多，越有应验的可能。谶言不同于上古皇室占卜神谕之处即在此：占卜是黑箱作业，结果只允许由极少数人诠释；谶言无论最初的作者是谁，必须在流传过程中受到考验，大家不愿信仰的谶言很快被淘汰，大家愿意信仰的谶言迅速流行，从而影响政治力量的对比。谶言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有其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因此受到当时朝野上下大多数人的诚心信仰。
（本文摘自吕宗力著《汉代的谣言》修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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