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现代性与全球环境危机

人类世是个尚未得到专业科学界正式认可、但已广为流传并似乎约定俗成的热词。在学术界，人类世概念自2000年由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提出以来，不但得到国际地层学委员会、第四纪地层学分会的重视，而且其影响几乎触及所有分支学科，各种探索性论文和观点层出不穷。由于人类活动已经超过地球营力成为推动地球环境变化的主要动力，因此，科学家认为地球环境已经进入到与先前的全新世不同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被称为人类世，以彰显其特点。2019年5月21日，“人类世工作组”以88%的支持率通过地球环境在20世纪中期进入人类世的提议，尽管直到2023年2月还未能在12个候选的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Global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GSSP）中确定一个作为划分全新世和人类世的金钉子，（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Newsletter of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Vol.12: Report of Activities 2022], Feb. 2023, p.3.）但人类世大概率是可以成立的。即使如此，仍然有学者认为人类世不能反映社会的复杂性，建议以更能反映时代特点的资本世（Capitalocene）取代；也有学者认为人类世过于强调了人的独特作用而小看了其他环境因素的作用，建议取而代之以更具包容性的克苏鲁世（Chthulhucene）。不管名称怎么变化，人类世的内涵不断深化，外延迅速扩大。从内涵上讲，由单方面强调人类活动的作用转向客观认识地质营力和人类活动的作用；从外延上讲，由主要关注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变化转向全面重视地球环境系统的变化。换言之，人类世概念由于地球环境系统科学和人类系统科学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包容和整体化。虽然尚存“金钉子”到底在何处、是什么的争议，但人类世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地质时代的共识。总括起来，这些争论背后隐含的是：人类世的本质是什么？人类世的过去和未来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需要重新认识现代性，进而对未来地球环境和人类系统的关系做出全新判断。

工业革命时代的纺织工厂

由于人类世所涉及的大体上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地球环境变化，因而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业或现代社会的核心——现代性形成颠覆性冲击。现代性总括人类历史自启蒙运动以来、进入工业或现代社会以后的本质状态。一般情况下，现代性在思想上指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线性进步的观念，在政治上指以自由、平等和民主为基础的法治国家构建的实践，在经济上指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自由市场和效率至上的价值实现，在社会生活中指世俗化的、公私分明的新生活模式。毫无疑问，现代化是从西北欧地区率先启动的，现代性自然也带有这一区域的底色和特点。但是，把这一区域的现代性普世化就犯了以偏概全或过度普遍化的错误。其实，现代性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概念。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现代性概念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受到挑战。在横向方面，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经济体的崛起，以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和哲学家杜维明等为代表在总结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强调现代化的文化基础，挑战一元现代性观点，提出多元现代性理论。（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129, No.1[Winter, 2000], pp.1-29. S. N. Eisenstadt,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Brill, 2003. 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在纵向方面，随着先发工业化国家进入福利社会，以社会科学家贝克和吉登斯等为代表在总结欧美先发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阶段性特点基础上，强调社会的风险特征，指出现代化已从经典工业社会升级为风险社会，现代性也从简单现代性转化为自反性现代性。（乌尔里希·贝克著，张文杰、何博闻译，《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译林出版社，2018年。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著，赵文书译，《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当然，也还有各种强调断裂性的后现代理论。由此可见，现代化和现代性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概念，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人类世对现代性的冲击，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内涵而言，都远超其先前的自我更新。

《人类世与全球环境危机》是由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和弗朗索瓦·格默尼(Fran?ois Gemenne)以及克里斯托弗·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共同编辑的论文集。（Clive Hamilton, Fran?ois Gemenne, Christophe Bonneuil, eds.,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Routledge, 2015.）它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人类世的概念和意涵，人类世中的灾变论，反思政治学。第一部分从历史、政治、和未来等视角探讨了人类世的内容及其启示，第二部分从环境角度分析了人类世中蕴含的灾变论和末世论，第三部分从政治视角探讨了人类世可能的走向和浮现的问题。

《人类世与全球环境危机》

该书在三个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人类世概念挑战了传统的简单现代性；二是人类世概念挑战了传统的学科分野和研究方法；三是人类世概念对认识未来提供了多种变数。简单现代性内容丰富，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中最基本的是把人与自然或环境二分，把环境变成外在于人的、祛魅的客体，人通过科学研究理解、征服、改造和利用环境，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然而，人类世概念提出后，一方面，在地质分期序列中，人类活动变成了一种地质营力，是与自然营力一样的推动地球环境变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人类世虽然有别于全新世，但自然或环境不能再被看成是历史发生的背景或舞台。因此，现代性概念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应对人类世概念对其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冲击。对已经“约定俗成”的简单现代性需要反思和重构，对仍在发展中的反思性现代性需要在人与自然一体基础上“否思”其欧美经验基础，进而建构出整合了地球系统与人类系统的、兼顾地质纵深和社会当下的、新型现代性。

由于人类世把地球系统和人类系统有机整合，研究人类世也不能再沿用先前的不同学科各行其是的方法，需要能够涵括这两个系统、整合三大文化的综合方法。自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研究逐渐分化成关注对象不同、证据来源和基本概念不同的三种学科和文化，分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毫无疑问，这三种学科的发展极大推进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其成果转化成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动力和工具，提升了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然而，这三者毕竟是不同的，彼此甚至形成很难弭平的鸿沟，影响了对未知世界的整体认识，据此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多是专家而非通才。进入人类世后，这样的学科分野显然不利于准确认识地球系统与人类系统合一的现实。只关注自然过程、尽量减少关注历史文化和道德价值影响的自然科学无法正确解释人类世相对于全新世的特点，只关注社会性的人及其社会的概念联系及道德理想、反对过于夸大人的生物学基础及其影响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很难说清楚地质营力的重要作用。（杰罗姆·凯根著，王加丰、宋严萍译，《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第3页。）换言之，现有学科分野阻碍了对与先前的地质时代既有一致性又有独特性的人类世的认识，认识人类世需要新的学科体系。

自科学革命尤其是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以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及其社会都被看成是按照单线进步的模式运行的，但是进入人类世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可能会造成人类社会的崩溃，从而把地球环境系统重新纳入人类不能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轨道。在线性进步论中，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都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混乱到有序地持续演化。显然，其中包含着明显的单一动因和目的论，用这样的理论分析复杂的自然和人及其社会无疑具有削足适履之嫌。进入人类世后，过量温室气体排放有可能导致地球环境进入某个临界点，使其进化发生中断甚至逆转，从人类世发展到一个类似于全新世的时代。在这个进程中，虽然末世论不可取，但灾变论或可大概率发生，未来无论从理论推理还是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都将呈现出新的、非常态的样貌，建立在先前的单线进步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系都将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对地质营力和长时段变化的判断和应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简单现代性时代的民主政治、全球治理等等这些仍然局限于人类经验的实践都不能应对人类世的新变化，无法趋同但又相互缠结的地球系统时间和人类系统时间要求新的治理结构和模式。

确实，人类世概念和时代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人类并未做好准备。《人类世与全球环境危机》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为认识人类世及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开辟了通道，发出了警示。当然，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对相关论题继续进行深入思考。人类活动不仅受制于理性，还受制于道德和伦理。对应然状态的赞赏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及其社会成长的目标。尽管不同宗教和文化具有不同的道德和伦理，但都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规范。不过，这种道德伦理建立在人与自然两分的基础上，是对作为社会性的人的规范，很少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即使是儒家伦理涉及环境，那也是为了成为圣人或圣王而做出的安排。显然，在进入人类世后，这样的道德和伦理落伍了，不能适应人类活动作为地质营力和环境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新形势。换言之，如何从道德伦理角度规范作为地质营力的人类活动以及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环境，无疑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课题。

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把地球系统和人类系统整合起来的人类世，从理论上可以说清楚未来可能发生的许多新变化，但是如何在现实中应对这些变化或推动现实发生相应变化却是个难点。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对僵化的自身进行改变并不容易，更何况要做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巨大变化。如果不能把地球环境作为自为力量融入人类系统、或者创造一个统摄地球系统与人类系统的新的、综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那么，面对人类世的严峻挑战，人类只会贻误战机或被动受困。从全球思考易，从现在和脚下做起难。我们必须走出一条稳妥的、通向人类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