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只需要一个声音，就能打破沉默的共谋

【编者按】：这是一部关于创伤、痊愈与勇气的回忆录。作者瓦内莎·斯普林格拉以冷静、精确而坦诚的文字，讲述了自己十四岁时被年长她三十多岁的法国作家G引诱、控制，并发展出一段畸形关系的经历。关系破裂后，这段经历仍被G作为文学素材一再书写，他在文坛也声名愈盛，而瓦内莎仿佛被囚禁在文字中，失去了诠释自己人生的能力，永远停留在十四岁。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却对此报以纵容的态度。

“选中那些孤独、敏感、缺乏家庭关怀的女孩时，G就清楚地知道她们不可能威胁到他的名声。因为沉默便意味着同意。”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声音，就能打破沉默的共谋。

一天晚上，母亲硬是将我拉去了一场不少文化圈名人受邀出席的晚宴。一开始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我来说，和她那些朋友共处时不自在的程度不亚于和我的同班同学们一起，而我正愈发疏远后者。十三岁的我彻底变成了一个厌世者。母亲却坚持要我同去，恩威并施，说我不应该独自耗在书堆里，再说了，她的那些朋友也不会对我做什么，为什么我会不想见他们。最终我还是妥协了。

餐桌上，那个人坐在我四十五度角的方位，仪表堂堂。漂亮的男人，看不出年纪，头顶虽然全秃了，但因为精心打理过而颇有僧侣的气质。他的目光不停地打探着我的一举一动，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转身面对他的时候，他朝着我露出微笑，我下意识地将它误认成父亲般的微笑，因为这笑容既像男人看女人又像父亲看女儿，而后者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这个男人才思敏捷，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是一位作家，非常懂得如何迷住他的观众，并且对上流晚宴的那一套加密的规则了如指掌。他每一次开口，都会引起满堂的笑声，但他的目光总有意无意地落在我身上，含着笑，又让人好奇。从来没有任何男人用这种目光看过我。

我迅速捕捉到了他的名字，那听起来像斯拉夫人的读音立即激起了我的兴趣。虽然这仅仅是个巧合，但我的姓氏和四分之一血统都来自孕育了卡夫卡的波西米亚，而我最近恰好对他的《变形记》特别着迷；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处于青春期的我看来，它代表了文学世界的巅峰之作。一个俄文姓氏，一副佛教徒似的瘦削外表，再配上超乎寻常的蓝眼睛，他简直不能更吸引我了。

往常陪母亲出席这些晚宴时，我习惯待在隔壁的屋子里打瞌睡，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高谈阔论，看似心不在焉，实际上耳朵却比谁都尖。这天晚上，我吃完主菜就溜到餐厅正对着的小客厅里看起了带来的书，而对面奶酪正在上桌（菜一盘接着一盘，时有间隔但仍源源不断）。不过，我只是机械地翻着书页，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因为我能感受到坐在房间另一端的G的目光时不时扫过我的面庞。他说话时气息会微微擦着前颚，他的嗓音既不十分阳刚，也没有阴柔之气，在我听来格外迷人，好像有一种魔力。每一次声调的变化，每一个词语的倾吐，都好似是为了我，难道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男人仿佛无处不在。

到离开的时候了。我这一刻的暗自憧憬与忐忑，以及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被他人渴望着的这种不安，也很快便要结束。几分钟后，我们将会互相告别，我也再不会听人谈论起他。但当我穿外套的时候，我看见母亲正娇媚地和这位魅力十足的G说着什么，后者看上去也十分享受。我没有走过去。没错，我怎么会幻想这个男人对我——一个平平无奇，像癞蛤蟆那样令人生厌的小姑娘感兴趣呢？G和母亲又聊了一会儿，她笑起来，似乎对于他的殷勤很受用，突然，我听见母亲的声音传来：

“宝贝，你过来，我们先把米歇尔送走，然后再和G一道回去，他住得离我们家不远。”

上了车，G坐在了我的旁边，我们都坐在后座。一种奇妙的磁场在我们之间流动。他的手臂抵着我的，眼睛也盯住我，嘴角还挂着一丝捕猎者的微笑，像一只金色的巨型猛兽。任何话语在此时都显得有些多余。

那天晚上，我带去晚宴并在小客厅里读的那本书，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很久之后我才注意到这其中的文字游戏——书名和我即将参与的一场人间喜剧不谋而合：“少女的成长”。

[......]1974年，也就是我们相识的十二年前，G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满十六岁》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支持未成年人性解放的宣言，既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他声名大噪。这本极为尖刻的小册子的问世为G的文学创作增添了一丝魅惑的气质，人们对他的作品兴趣骤升。尽管这篇文章被G的朋友们视作一场社会性自杀，但却让他的文学事业广为传播，为更多人所熟知。

直到我们分开后很多年，我才读到它并且理解了它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里，G的主要论点是，由年长者对年轻人进行性启蒙是一件有益的事，社会应当对此表示鼓励。这种实践在古代就已十分盛行，还可以确保少男少女们拥有选择的自由和欲望的解放。

“年轻人是很诱人的。他们也容易被引诱。每一次接吻，还有亲热，我都从未哄骗或者强迫他们。”G在文章中写道。然而他忘了，这些接吻和亲热都是在一些没有严禁未成年人卖淫的国家用钱换来的。如果只看他那些黑色笔记本里的描写，人们甚至会认为那些菲律宾小孩纯粹是出于欲望对他投怀送抱。就像面对一个巨大的草莓冰激凌那样。（和所有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孩子们不一样，在马尼拉，孩子们是被解放的。）

《未满十六岁》呼吁彻底的道德解放、思想解放，当然，不是让成年人将未成年人当作享乐的“对象”，而是与他“一同”享受。这可真是“美好”的设想，抑或是最恶劣的一种诡辩？无论是这篇作品，还是G三年之后公开的请愿书，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所维护的并不是未成年人的权利，而是那些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却遭受“不公正的”指责的成年人。

G喜欢在他的书里扮演施恩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经由他的专业指导让少男少女们初次体会到性的快乐。他富有经验，更夸张点说，是个行家。而实际上，他的特殊才能仅仅是让对方不会感到疼痛而已。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强迫的话，当然，就算不上强奸了。他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遵守这条黄金法则，无一例外。肉体上的暴力会留下反抗的记忆。它虽然残酷，但起码是可见的。

性虐待，反之，是以隐蔽而迂回的方式发生的，往往不易察觉。而成年人之间是绝口不会谈论性虐待的。虐待是针对“弱小”之人的，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一个所谓的脆弱的人。正是这种脆弱性，让G这样懂得摆布人心的家伙得以乘虚而入，让同意这个概念被钻了空子。在性虐待或者是虐待弱小的情况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种普遍的对于现实的否认：人们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而且，再说了，当一个人无法否认自己是心甘情愿时，并认为自己也对这个急于利用自己的人产生了欲望时，又怎么能说自己是被虐待的呢？很多年来，我也一直对受害者这一概念感到纠结，无法从中认清自己的处境。

性发育、青春期，正如G所言，是给人带来爆炸性的感官体验的时期：性贯穿始终，欲望满溢，像海浪般席卷而来，它侵蚀着你，使你急切地需要得到满足，迫不及待想要与对方分享。但有些差距是无法消除的。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美好，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他的欲望是一个陷阱，只有未成年人才会困在其中，难以自拔。对自己的身体与欲望，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怎么可能会有同等的了解呢？而且，比起性的愉悦，一个脆弱的未成年人总是会先追求爱情。作为对获得爱意（或是家里缺的那笔钱）的交换，他同意成为玩乐的对象，也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成为他自身性欲的主体、主角和主人。

性掠食者，尤其是恋童癖罪犯，往往都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否认他们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们要么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被一个孩子，或是魅惑的女人所引诱），要么塑造成施恩者（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受害者着想）。

认识G之后，我把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读了又读，令人不解的是，里面的自白却与上述内容恰恰相反。临近审判，弥留之际的亨伯特·亨伯特在精神病院写下了供认书。对自己，他可是毫不客气。

洛丽塔多么幸运才至少获得了这样的补偿，她的继父，这个掠夺了她青春的人，明白无疑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可惜在那之前她就已经死了。

我经常听人说，像纳博科夫写的这种作品，如果是在今天这种所谓的“新清教主义时代”发表，必然会受到审查。然而，在我看来，《洛丽塔》绝不是对恋童癖的辩护，相反，它是这个主题之下我们所能读到的最深刻、最有力的批判。并且我始终对纳博科夫是恋童癖这一点持怀疑态度。显然，他对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主题的浓烈兴趣足以引人怀疑——他曾两次致力于相关主题的创作，第一次是用母语，取名为《魔法师》，很多年以后，又用英语写成了这部标志性的、风靡全球的《洛丽塔》。或许，纳博科夫也动过某些念头。对此我无从知晓。但是，尽管洛丽塔有着任性的天性，尽管她学电影女明星那样勾引和献媚，纳博科夫都从未将亨伯特·亨伯特塑造成一个施恩者的形象，更不用说是一个好人了。恰恰相反，他笔下人物对少女的激情，那折磨了他一生的、无法抑制的、病态的激情，纳博科夫却呈现得一清二楚。

G的作品当中没有丝毫悔恨，甚至连反省都没有。也不见任何的歉意和自责。就好像他生来的使命就是给予未成年人被这狭隘的社会文化所限制的自由，引导他们敞开心扉，表达欲望，培养他们满足他人和自我满足的能力。

这种无私真是值得人们为他在卢森堡公园立一座雕像。

【作者瓦内莎·斯普林格拉（Vanessa Springora），1972年3月16日出生于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现代文学硕士。2003年在法国国立视听研究院担任编剧和导演，2006年加入法国朱利亚尔出版社，2019年升任总监。2020年出版《同意》，讲述了自己从14岁开始与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发展出的一段畸形关系，引发法国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2021年退出朱利亚尔出版社的管理层，以独立出版人的身份继续从事图书事业。译者李溪月，索邦大学文学硕士。译有《消失的塞布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