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不平等、经济困难与社会孤立：日本女性的精神健康危机

【编者按】：对许多日本妇女来说，社会孤立源于深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不平等，而日本效仿英国设立的孤独部永远不会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原载于《The Nation》，作者Karina Piser。

2023年2月，作者Karina Piser在神户郊区的一个社区中心见到了现年73岁的正井玲子（Reiko Masai），后者是日本性别平等的终身倡导者。自2011年以来，正井玲子每周六都会来到社区中心，为处境困难的女性提供开放咨询。

前来咨询的女性大多是面临经济和情感困境的单身母亲或离婚人士。这些标签意味着社会的耻辱，她们在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一些女性带着孩子前来咨询，在孩子们玩拼图和积木时，母亲们在办公室里与法律顾问和心理健康顾问会面。与此同时，志愿者们准备了装满大米、拉面、咖喱和饼干的杂货袋，供妇女们带回家。

玲子在2011年创立了神户妇女之网，这是日本第一家在“3.11”地震和海啸后呼吁关注性别暴力的非营利组织。在灾难发生后，日本的家庭暴力激增，报告显示承担照顾责任的女性比男性出现了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玲子告诉我，“不论何时，只要某个事件或特殊时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女性总是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

日本东京，晴空塔点亮紫色霓虹灯，呼吁根除针对女性暴力。

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率排名居高不下。妇女在政治、高等教育和劳动力方面的代表性较低，并且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严重。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但她们主要从事不稳定的兼职工作或非正式的合同员工，这使她们在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中无法获得稳定的职业道路。

2020年新冠病毒病来袭，将女性进一步推向了边缘。大流行造成的失业对日本妇女影响极大，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

与玲子合作的许多女性中的一部分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们很难找到工作。甚至在2020年之前，日本的单身母亲就已经处于困境。56%的日本单身母亲生活在贫困中，这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是最高的，超过了美国的33.5%。神户的女性表示，根深蒂固的耻辱感把她们挡在了劳动力市场之外，让她们几乎难以维持生计。

一名化名为Sachaa的妇女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在10年前离开了一段虐待关系，独自抚养当时3岁的儿子。由于年轻时结婚生子，且工作经验有限，导致她在离婚后找不到工作。但她表示，申请政府福利是“不可能的”。据玲子说，大多数苦苦挣扎的单身母亲都竭尽全力避免政府援助，担心这会影响她们的就业前景，甚至影响她们再婚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根据2021年3月前的一项政策，福利官员在决定是否发放福利前会联系申请人的亲属，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经济援助。Sachaa因为离婚与父母的关系恶化；一想到福利办公室会联系自己父母，她就感到羞辱。

一家职业介绍所为她安排了一系列面试，在面试中，面试官针对这名单亲母亲的育儿情况连番发问：在她上班的时候，谁来照看她的儿子？如果儿子在日托中心生病了，她该怎么办？“我撤退了，”这位45岁的母亲告诉我，“我呆在家里，我没有社区支持，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孤立自己。”朋友们给了她支持，但她却充满内疚，“我不想出去社交。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她的经历反映了性别歧视和社会孤立之间毁灭性的相互作用。然而，在对日本心理健康危机的全面报道中，这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因素。报道更加关注不快乐、过度工作的年轻人，以及大量出现的孤独症，逃避社会的隐居者（也被称作蛰居族）和孤独死亡的老年人数量激增。据报道，日本有着发达国家中较高的自杀率。大流行期间，日本女性的自杀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促使新政府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尽管总体自杀率（从2020年开始飙升）随着疫情管制的放松趋于平稳，但女性的自杀率仍然居高不下。2019年至2020年期间，自杀的女性人数上升了15%；这一数字在2021年继续增加，共有7068名女性自杀，比前一年增加了42人。相比之下，死于自杀的男性人数下降了116人，降至13939人。这个数字依旧令人非常不安，但男性的自杀人数已经连续12年持续下降。“自杀一直是男人的问题，”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研究日本自杀问题的副教授Michiko Ueda-Ballmer说，“在大流行期间，妇女的痛苦突然变得如此明显。政府首次被迫使用此前只用于中年男性的自杀预防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

过去20年里，日本的经济改革虽然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却把女性推向了边缘。据74岁的社会学家和著名女性主义评论家上野千鹤子说，促进女性经济机会的政策，尤其是2013年前首相安倍晋三推出的“女性经济学”，帮助巩固了经济上针对女性的剥夺。

上野呼吁女性回避结婚生子，这引起了日本当权派部分人士的不满，但她并不否认女性在自己职业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这些成就掩盖了另一个现实：女性占到“非正规工人”的70%，她们短期、低薪的合同几乎毫无稳定性。

即使在推动女性就业有所起色，但严格的性别角色也延缓了变革的进展。女性仍然倾向于呆在家里带孩子——近三分之二的女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离开了职场；日本公司经常给家庭主妇的丈夫发放奖金，税收制度也更有利于单一收入家庭。

上野将日本逐渐远离“拥有真正中产阶级的社会”的原因归咎于安倍的经济政策，一系列的改革对改善经济生计几乎毫无帮助，并加剧了不平等。根据2020年的数据，日本的贫困率在七国集团中排名第二，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九；从2012年到2020年，名义工资只增长了1%左右；从2014年到2019年，平均家庭财富下降了3.5%，而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却变得更富有了。

上野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试图让女性融入经济，却把她们贬为“下层阶级”。“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你不可能实现社会团结”，她在位于东京郊区的办公室里对我说。女性要么被迫从事低薪工作，要么被“完全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被限制在照顾孩子或老人的角色上。“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是政策造成的。”

在安倍执政期间，他削减了日本过去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削减了对贫困家庭（包括对老年人、单亲家庭和残疾人）的保护。尽管他的继任者、同样来自保守自民党的岸田文雄发誓要扭转疫情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并采取一种被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方法，但他对安倍的经济模式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比如，在他上任后不久就宣布放弃此前承诺的征收资本利得税。

上野将女性在经济上的边缘化与她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联系在一起。她说：“贫穷和耻辱使妇女陷入孤立。”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关注自决和个人责任的概念，这使得社会边缘的人很难获得支持网络或社会团结力量的帮助”。

单身母亲论坛主任赤石千惠子（Chieko Akaishi）表示，围绕心理健康和母性的双重耻辱阻碍了提高女性遭遇社会孤立意识的努力。在疫情期间，她的非营利组织对其成员进行了调查；大多数女性报告称经历了严重的抑郁和焦虑。但她不愿公开这些发现，担心这样做会加剧成员所面临的歧视，因为社会将把单身母亲的身份与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用这些结果来引起政府的注意，我们担心这只会加剧对单身母亲的社会耻辱。所以我们不能强调这些结果。我们不得不隐瞒这些令人不安的信息，这是荒谬的，但这就是现实。”

关注单身母亲及其子女的非营利组织Little Ones的首席执行官小山国久表示，在女性面临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上（比如产后抑郁症），禁忌已经减少了，但在其他问题上禁忌依旧存在。他将此归因于政府对于日本不断下降的生育率的担忧，而非对女性福祉的关注。“对许多女性来说，孤立和孤独是持续存在的，但政府只关注怀孕期间发生的事情”，他描述了一种对待女性问题的“划分”方式：政府可以把重点放在就业或母性上，但“他们永远不会从整体上看待女性在整个社会中的处境。”

因此，对抑郁和孤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男性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蛰居族（hikikomori）就是一个例子。蛰居族是一种极端的隐居者，会将自己隐藏多年。虽然调查显示，大约70%至80%的蛰居族是男性，但专家表示，这些数字忽视了许多女性的社会孤立经历，并将她们排除在外。

堀口七子

东京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研究蛰居族的人类学教授堀口七子（Sachiko Horiguchi）在她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遇到被挤出劳动力市场后变得孤立的家庭主妇。她解释说，从本质上讲，这些女性变成了“蛰居族”，但从来没有人这样描述她们。社会期望女性应该呆在家里，处理家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孤独是理所当然的。堀口七子说：“对男人来说，婚姻是打破孤立的方式；而对女人来说，婚姻是孤独的驱动因素。”雪城大学教授Michiko Ueda-Ballmer则简洁地说：“女性不称自己为‘蛰居族’。她们自称为家庭主妇。”

堀口说，男性不会因为抑郁或社会孤立而面临同样的耻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男性心理健康的看法受到职业生活的影响。“对于男性来说，孤独危机被视为过度工作的结果；抑郁症已经成为工作过度的标志，对中年男性而言尤为如此。”因此，男性的心理健康危机成为一个“风险更高的问题，不仅威胁到经济，而且威胁到男性气质和男子气概”。堀口解释说，如果男性被孤立，“如果他们因过度工作而患上抑郁症，那社会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这像是一种牺牲。就像他们在为日本工作一样。”

然而，2023年3月发布的一项政府调查颠覆了孤独主要是男性问题的观点：调查显示，40%的“蛰居族”是女性。前蛰居族、成立“蛰居族女性”支持团体的林恭子（Kyoko Hayashi）表示，此前的政府调查并未将家庭主妇和家政工纳入样本。

林恭子的支持小组已经组织了超过5000名女性参加的会议。虽然她说目前还没有明确这些女性的主要特征，但她所接触的女性中许多人都面临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社会压力。“有一种感觉是，你需要做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除此之外，政府还说，女性应该发光，她们应该更多地工作，她们也应该有事业，”她说，“对许多女性来说，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认为如果不能完成所有事情，她们就不够好，会感到内疚。”

大流行期间，日本政府效仿英国成立了孤独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孤立问题。虽然很多人告诉我，该机构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它的工作一直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

对许多女性来说，孤独源于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日本厚生劳动省顾问Ren Onishi告诉我：“政府未能很好地解决孤独和孤立的问题，疫情是政府第一次面对经济困难和孤独之间的关系，但政府部门在触达目标人群方面遇到了困难。尽管该部门建立了一个网站，通过聊天机器人为人们提供服务，但它没有记录有多少人接受了帮助。”Ren Onishi补充说，旨在帮助人们的调查问卷用过于正式、难以理解的语言编写，这几乎肯定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在解决女性的社会孤立问题上，该部的努力不尽如人意。

这是因为，对许多女性来说，孤独源于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仅凭建立新网站或单一的政府机构无法解决这些问题。Ren Onishi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日本首先必须减少性别暴力和不平等。性别不平等是任何有效解决孤独问题政策的主要障碍，但解决家庭暴力率或女性就业等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优先考虑。这届政府并不善于认识到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