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从考古发掘到历史梳理

编者按：我们始终无法只是生活在当下。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街道，或许都曾有一个久远的名字；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层累着许多的历史与故事；五千年源源不断的文明在流淌至今；同样的一轮明月照见古人照今人……

神游八荒之外，从这些书中阅读中国的故事。

《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

良渚文化，从1936年施昕更发掘良渚镇所在的棋盘坟等遗址，并于1938年出版大型考古报告《良渚》开始，就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梁思永首先把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遗存划归龙山文化的杭州湾区。20世纪50年代，随着江浙沪一系列相关遗址的发现，证明良渚遗存明显有别于山东龙山文化。夏鼐遂于1959年首先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

最大的突破发生在1986年。本书的作者刘斌从1985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即投身于田野考古，机缘巧合中，刘斌参加到反山12号墓的考古发掘中。之后，12号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和多件漆器，包括重达6500克被称为玉王的特大型玉琮。更加重要的是在其四面各刻画了两个神人兽面纹，线条之精细与表情之神秘莫不令人叹为观止。这座大墓也是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大墓，因而被称为良渚王之墓。

《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中，作者刘斌一方面对良渚古城遗址、良渚水坝、出土器物及良渚文明的影响等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另一方面也结合数十年考古经历，记叙了良渚古城发现过程中的思考与每一个标志性时刻的发生。

作者带领着读者回到考古现场，刘斌写道：“2015年冬，我们在位于莫角山宫殿区西侧的姜家山又发现了一处与反山同时期的贵族墓地，它正好处在反山的正南方，距离反山约230米。姜家山西坡在南宋时期破坏严重，表土以下多有厚薄不均的宋代生活堆积。在一座宋代建筑遗迹的边上，散落着一些韩瓶，我想这里或许是800年前亭市镇外最东边的一间酒肆。良渚古城的废墟像高低起伏的山丘，荒野森森，上面埋葬着许多的宋代及以前的墓葬。想象着这情境，让我想起武松走上景阳冈的样子。” 

《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当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共乐的《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书中即用比较的视野对中华文明的赓续进行了考察，书中包括如下的几个部分：文明与文明观、世界古文明的不同归属、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世界文明新形态的开辟，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的关键文化因素等。

以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的关键文化因素的展开来看，作者介绍，中华文明有着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汇聚的文化合力。中华文明既有农耕文明的内涵，也有草原和海洋文明的要素，同时还有吸收内化了的外来文化，是多元汇聚的结果；而在精神气质上，中华文明有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特性。

在比较的视野中，“从汉代以后，尤其是隋朝设立科举制度至清代，一般人通过科举就有可能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是和西方不一样的地方。西方普通人要获取政治权力主要靠的是财富，有财产的第一等级，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政治上的发展；中国人则是通过知识，通过个体努力考取功名等模式进入权力机构。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中国的开放性既有助于新生力量的成长和培养，也有助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作者写道。

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就是原生、多元的，有深厚的土壤和丰富的根基。众多史前文化的相互聚合、交融，催生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各历史时期多民族连续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唯物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推出了一本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刘同舫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书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进行了阐述，梳理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同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中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比较。

作者指出，作为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起点，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构建了当代世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唯物史观的理论智慧审思和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国宝流失百年祭》

19世纪初，一系列相关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的解读，促成西方学术界一门新学科——东方学的产生。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西方列强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势力瓜分。

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克齐到中国西北甘肃一带考察地质地理，无意中在敦煌莫高窟中见到精美的塑像与壁画。从此，这处中国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开始闻名于西方。

1899年9月，在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和诺贝尔家族的支持下，斯文·赫定进入塔克拉玛干，发现了湮废已久的楼兰古城，震惊了西方世界。

1907年，斯坦因在第二次中国之行中，从敦煌莫高窟新发现的藏经洞中获取了9000多卷古代写本和300多幅唐五代时期的佛画。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考察，从敦煌莫高窟获取了6000余卷古代文书与200多幅佛画，它们现藏法国巴黎的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种背景下，20世纪上半叶，大量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中国的古董商们也抓紧“商机”，主动向外国人献上自己搜集的文物。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破落贵族的败家子们、穷途末路的不法之徒等，也纷纷加入使不计其数的中国文物流往西方与日本的大军。就在这些合作牟利的活动中，近千万件文物流往海外。

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国宝流失百年祭》即展现这一阶段的历史，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散情况进行了整理与介绍。书中以“中国西部探险第一人”——斯文赫定开始，分十一个章节叙述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人在罗布泊、敦煌、黑水城的探险经历，以及他们掠走的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汉代简牍、敦煌文书等众多珍贵文物的情况。书中充满了经过考证的历史细节，是对百年中国流散文物的叹息与纪念。

《社区的实践》

说起“20世纪90年代”，你首先会想起哪些大事件？北京亚运会、三峡工程正式开工、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江淮大洪水……？这些可谓载入史册、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记”，而在此之外，还有被记录成书、与农村改革有关的大事情——乡镇企业和农民流动。

从理论预期上，乡镇企业和农民流动这两件事应与城镇有关，但实际上并未主要发生在城镇：统计数据显示70%—80%的乡镇企业办在村庄；农民流动也多落脚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学研究者的疑问，折晓叶与陈婴婴从1992年至1998年间深入调查了一些典型的超级村庄，最终写就《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最近，这本书由三联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再版面世。

所谓超级村庄，是一种结构十分复杂的非农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于在工业村基础上发生的自然城镇化过程中，其兴起历程体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自有逻辑、适应力和再造力。

全书以村庄为研究单位，主要确定在两个范围内：一是总产值超亿元的经济发达村庄，亿元村是研究意义上的超级村庄的雏形；二是发达村庄较为集中的地区，以我国东部和南部为观察区域。折晓叶与陈婴婴首先选择的是单个案例调查方法。1992年底，两人开始深入广东沿海沙田平原的丰村进行个案研究，对超级村庄有了一个定性认识，确定了其基本特征。但个案研究方法终究存在某些局限性，比如“难以从典型性的生活逻辑中提升理论特别是创新理论”，幸运的是，1995年，两人中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招标课题“超级村庄的兴起与新型城乡关系”。

得到研究资助后，她们在丰村调查的基础上，对地处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超级村庄进行调查，加入了苏南地区的联村、北村、塘村，闽南地区的畔村，中西部的贾村、义村等，并将这一专题从单个案例扩展到类型比较研究的阶段，尽可能全面反映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