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列文森：漫长的回家之路

《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刘文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即将出版

约瑟夫·列文森

托马斯·列文森

一、老虎，老虎！

这是我对中国最早的记忆：爸爸办公室三面墙都是书，弥漫着烟斗的味道。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在家里翻开其中一本书，总感觉仍然可以闻到一丝当年的烟味。

我心中最早的中国还伴随着野兽——其实就是一只做成虎皮地毯的老虎，当然还带着巨大的虎头。每当六岁的我走进那间办公室，都会胆战心惊地盯着它黄色玻璃般铮亮的眼睛，和那些可怕的牙齿，好像随时会被它一口吞掉。

这块虎皮地毯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位历史学家的办公室里。它背后还有个故事。总是有故事的：爸爸的人生就是在物质体验的瞬间发现意义。那老虎是我外祖父猎回的三只老虎之一——他送给三个孩子每人一只大猫。我妈不喜欢，不愿把它摆在家里，所以她丈夫就带到上班的地方，解决了问题。

爸爸待人接物总有一丝腼腆，同时又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所以访客进他办公室时多少都有点敬畏。这就是为何他把虎皮摆成那样——虎头刚好落在开门的弧线之外。有些紧张的客人过分在意坐在书桌后的那位先生，往往会忽视地板上潜伏的危险，被虎头绊到。爸爸就会顺势聊起他那神枪手岳父（不是个好惹的人），如何悄悄接近他的猎物，一、二、三……气氛融洽起来，访客大笑，开口提问，讨论漫长而复杂的中国历史。于是就这样开场：一段对话，一曲智性之舞，与我的父亲约瑟夫·里奇蒙·列文森一起思考中国。

二、爸爸的玩笑

爸爸喜欢玩文字游戏，忍不住要讲双关语，经常跨越两三种语言，发明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他把这种文字中的游戏感，把从中挖掘每一丝意义（还有幽默）的纯粹的快乐带到了我们家的日常生活中。每天晚上，他都会哄我和弟弟睡觉。他盯着我们上床，盖好被子，关上灯。然后是讲故事的时间。这是爸爸的天赋，（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他引以自豪的一件事：他从不给我们读寻常的儿童读物。每个故事都是他自己编的，用一个又一个悬念吸引我们，经常要花几个晚上才能讲完。我们有个规矩：每天晚上都要以双关语结束。（让我难过的是，现在真的记不清这些故事了，只记得有个故事源自日本民间传说，结尾用了美国1930年代的俚语，编了一个曲里拐弯的笑话，今时今日根本无法理解。）

但双关语和文字游戏并不只是用来逗孩子的语言玩具。他去世的时候，我只有十岁，还没有从他教我的东西里学到多少（或者说任何）深层次的教益。父亲过世后，我把读他的书作为了解他的一种方式，多年后才体会到，这种文字戏法是他作品的核心，几乎成了一种信条：他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中写道，“在时间之流中，词语的意思不会固定不变”。琢磨一个词或短语中多变的意义，给了爸爸一把精神上的刀子，用它来剖析的不是思想（thoughts）——那不过是学校里的老师试图固化的对象——而是思维（thinking），是想法产生和演化的动态过程。

当我在大学第一年终于读完《儒家中国》三部曲时，我开始明白爸爸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那一年我选了哈佛大学的东亚历史入门课，那也是爸爸的博士导师费正清[John Fairbank]主讲该课的最后一年）。在书中“理论与历史”一章，爸爸用有点自嘲的幽默开头，承认他揭示主题太过缓慢，但他保证确实有一个观点，“等着人们（如读者）去释放”。这是用婉转的方式来感谢一直坚持读到这里的人，但也能让读者有所准备，提醒他们得费多大的力气才能把自己的观点弄明白。他写道：“我们可以把人类史册中的某件事描述为在历史上（真的）有意义，或者（仅仅）在历史上有意义。”同一个词，两层涵义：“区别在于，前者是经验判断，断定它在当时富有成果，而后者是规范判断，断定它在当下贫乏无味。”

作为他的儿子，突然遭遇约瑟夫·列文森成熟的思想，读到像这样的一段话，一方面被激起了单纯的兴奋——尝试一种新的理解历史的方式，不把它视为典范或说教，对我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启迪，另一方面也唤起了我与爸爸之间的某种联系，而这是我在更年幼的时候无法领会的。接下去，他进一步论述道：“‘历史意义’一词的歧义是一种美德，而非缺陷。抵制分类学式对准确的热衷（拘泥字面意思的人那种坚持一个词只能对应一个概念的局促态度），是对历史学家思想和道德的双重要求。”

“道德的要求”。近五十年后，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感受。对于一个听睡前故事的孩子来说，让词语的这个意义和那个意义打架，不过使故事变得滑稽、精彩、出乎意料。仅仅几年后，坚持把严肃对待语言的多能性（pluripotency）当作道德义务，就成为一种启示。在接近成年的边缘接触到这一点，真正改变了我的生活——首先是让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因为我爱上了爸爸这样或那样变换文字的方式。这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确实有趣。但往深了说，试着去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认为、这样做，对我来说（我相信对爸爸来说也是如此），已经变成尽力过一种良好生活的途径。

也就是说：爸爸的历史研究，背后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就是要让另外一个时空变得可以理解，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版本的黄金法则。对爸爸来说，严肃对待过去意味着完全同样严肃地对待当下——因此必须做出道德判断，“现身表态和有所持守”。这是给困惑中的学者的指引——非常好的指引，在作为儿子的我眼中，甚至是至关重要；同时，它也是生活的试金石：在评价之时，意识到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差异：既存在于我们与之共享此时此地的人民、国家或文化中，也存在于那些我们可能想要探索的种种历史之中。认识到这些差异对于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文化或时代中的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对于生活在这里和现在的我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有一天也会有试图理解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他人来评价）。什么是生命的善，我们的任务是“保持真诚（即把真作为追求的目标），即使真理不可知”。

以上这些，是我和爸爸朝夕相处的十年中，从他自娱自乐和逗全家开心的语言杂技中听来的吗？当然不是。与约瑟夫·列文森共度的岁月为我铺垫了日后的这些教益吗？

哦，是的。

三、漫长的回家之路

1968年，爸爸告诉一位采访者，为什么当初决定专门研究中国问题，而不是像1930、1940年代美国以历史学为职志的学生那样，致力于其他更为常见的历史学分支。他说：“在中国历史中有很大的开放空间，有希望能找到漫长的回家之路。”

我理解他所谓的“开放空间”。爸爸1941年刚刚踏上求知之旅时，学术性的中国研究在美国属于寥寥数人的领地，两只手就能数过来。人们想问任何问题都可以。爸爸对人满为患的美国史或欧洲史没有兴趣，他发现那些领域里尽是些“围绕细枝末节或者修正主义问题而产生（的）恶意争论”。正如这套文集所证明的，他充分利用了所有思想空间，在其中肆意漫游。他处理大问题，那些他认为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从中获得极大乐趣。

但是，“漫长的回家之路”指的是什么呢？在寻求爸爸的真相时，虽然无法获知全貌，但我认为爸爸对他的目的地至少有几个不同的想法。当然，中国历史和美国的1950、1960年代之间确实能找到相似之处，而爸爸就是在后一个时空语境中进行思考的。例如，在爸爸的写作中很容易发现，在苦思中国历史中那些看似遥远的问题时，那曾让他的导师费正清不胜其扰、还险些砸了他自己在加州大学的饭碗的麦卡锡主义，无疑在脑海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我想，当下之事与过去之事间存在的某些共鸣，并不是爸爸真正在思考的东西。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他可以在中国找到一条道路，清楚地看到历史情境的动态变化，这些动态变化也回响在别处、在离（他）家更近的历史之中。他坚持走一条漫长的路，路的另一头是与他自己的历史时刻相隔数百年、相距数千里的儒家学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要如何理解他的这一坚持呢？从最宽泛的角度说，审视中国让他得以思考可以被带入他与中国之对话中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他自己的特定历史时刻。

那也许是爸爸希望与他相同专业的采访者注意到的一点。但在家里，他实际的家，他与一只狗、四只猫、四个孩子和妻子共同的家，他那漫长的回家之旅中还有其他站点。最重要的是，犹太教是爸爸的身分中不可化约的核心元素；宗教认同交织于他的整个智性生活和情感生活之中。但是，身为一个在1960年代伯克利生活的犹太人，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试图把孩子们引入犹太教的实践、仪式和一整套传统，这给他带来的挑战，与他在中国的经验中所读到的非常相似。

爸爸的成长过程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障碍。他在二战前长大，那时大屠杀还没有框限犹太人的身分认同。他的祖辈是来自东欧的移民，此地后来成为美国人对“正宗”犹太经历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忽略了整个塞法迪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在南方的传承）。爸爸由奶奶在严守教规的正统犹太教家庭抚养长大，终其一生，他都在热切研习犹太教文本与习俗，并且颇有心得。

他自己的四个孩子对犹太生活有非常不同的体验。我们在家里不吃猪肉或贝类，几乎从不把牛奶和肉混在一起，这些规矩仅仅是对爸爸在成长过程中所了解的精微的犹太饮食习惯略表尊重。我们参加了本地的正统犹太教会堂，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对家里其他人来说都只扮演着非常次要的角色。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是每周五的晚餐，即安息日的开始：我们总是点亮蜡烛，对着酒和面包祷告，在餐厅而不是厨房吃饭，因为这才符合应有的仪式感。

那些安息日的夜晚对爸爸来说充满了意义。然而，尽管我们家是犹太人这一点从无疑问，但我和兄弟姐妹并不完全清楚，犹太人除了是一个带限定词的美国身分，还意味着什么。其他族裔可能是德裔美国人、英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而我们是，或者可以是犹太裔美国人。当然，爸爸在世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犹太会堂的仪式都很乏味。家庭活动挺有意思，但归根结底，犹太身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是爸爸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他去世后，犹太教成了要疏远的东西。在我们家成为犹太人，就是认识到它对爸爸的意义，那么，当他不在了，当他离我们而去了，还可能留下什么？

有些东西确实留下了。我也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回家之旅，这部分始于读到爸爸的一篇关于犹太教的未完成的文章，是他去世后在他书桌上发现的。这是一篇内容厚重的文章，但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标题中：“犹太身份的选择”。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方式是可以选择的——这个想法就是一种解放。对我来说，它使我有可能回归到一种并不以虔诚地遵循仪式为核心，而是以先知弥迦的律令为核心的犹太教：“行公义，好良善”——或者像爸爸在引述《申命记》时所写的，“在生命中做出良好的选择无异于选择生命自身”，正如他在同一页所说，这是“良善而充分的”。

对爸爸来说，犹太身分的选择与他自己童年的信仰实践关涉很深，远远超过我——这也难怪，因为与我们相比，他早年的生活太不一样了。但毫无疑问，爸爸对中国有如此深入的思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挣扎：当身为犹太人的很多东西（甚至在自己家里！）已经被历史不可逆转地改变，为什么还要做犹太人？换言之，无论对“现代”的定义有多少争议，现代性对每个人都有要求，爸爸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一直要与之缠斗。

那就是他所走过的漫漫回家路——在他的著作中，大部分时候是隐在字里行间的潜台词。但至少有一次它浮出水面——在《儒家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段。在用三卷的篇幅横贯了中国广阔的开放空间之后，他以一个来自犹太传统核心的寓言收尾。很久以前，一位伟大的圣人举行了一场精心设计的仪式，以确保他所寻求的东西得以实现。在后继的每一代人中，这个仪式的某个步骤都遗失了，直到最后只剩下这个：“我们能讲出这个故事：它是怎么做的。”

正如我在这里所做的。

四、空着的椅子

时间是流动的还是停顿的？这是一个有关连续与变化之争的古老辩题，长期让历史学家纠结。但对我们家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1969年4月6日是不可逆转的时刻，一切都改变了。那天之前：毫无疑问爸爸一直都在。那天之后：他走了，或者说，自那之后成为一个持续缺席的存在，家中每个人在与他对话时，他都是沉默的另一半。

对约瑟夫·列文森的记忆，是生活中一个复杂的馈赠。毫无疑问，他对所有的孩子都有影响。我的兄弟和姐姐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他们和爸爸之间的联系，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我们都有影响。

约瑟夫·列文森怀抱中的幼年托马斯（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例如，爸爸总想在看似完全不相干的现象之间找到联系。这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跳跃，会将爸爸从德国学者对俄国沙皇君主制的研究，带到太平天国对儒家思想的拒斥。无论是出于何种天性和教养的炼金术，我的哥哥理查德（Richard），一位研究生物医学的科学家，在这类“脑力杂技”上展现了同样的天赋（尽管他的学科与爸爸遥不相关），他也继承了爸爸对文字游戏的热爱，在其中加了点东西，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爸爸是一个颇有天赋的音乐家，曾考虑过以钢琴家为业。他最终选择入读大学而不是音乐学院，但在此后的人生中，演奏和聆听音乐都是他心头所爱。我觉得他作品中思想和行文间的音乐性不太被注意，但确实存在，处于作品的核心。大声朗读他的句子，你会听到音调、音色，以及最重要的——节奏，所有这些都塑造了他试图传达的意义。我姐姐艾琳（Irene）是爸爸在音乐上的继承人。她走上了他没有选择的道路，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她从童年时代就弹奏爸爸那架非同寻常的三角钢琴，最终弹得比他更出色，并以音乐理论教授为职业长达四十年，爸爸创造的音乐之家的记忆留下了回响，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的弟弟里奥（Leo）过着与爸爸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活。他一直是公务员，主要在旧金山市服务。但爸爸与他的联系也依然存在（同样，这是我的视角，也有可能是强加的外在印象）。联系之一是他们同样献身于犹太社群生活。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另一层联系：我弟弟选择在政府机构工作，效力于良治的理想。这听来就像是爸爸致力于分析的那种儒家伦理的某种回声——我也觉得是这样。影响的踪迹捉摸不定。有时它是直接的，有时必须在“押韵”的人生中寻找——就像在这里。

那么我呢？爸爸的影响是明确的、持续的，有时是决定性的。我上大学时的目标是学到足够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这样才有能力读懂他的作品。这让我选择念东亚史，然后成为一名记者，先后去日本和中国工作。作为一名作家，我起初发现自己试图模仿爸爸华丽的文风——这是个错误。正如爸爸所写的，“语气很重要”，我需要通过模仿他的风格来摸索自己的风格。不过，在另一方面，我更为成功。我在他的历史观（他坚持有节制的、缜密的相对主义）中发现了一种极为有力的工具，来推动自己的研究兴趣，探索科学和科学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我写作时，爸爸的文字在我脑海中响起，这大大丰富了我的创作，让我写出更好的作品，如果没有他，我的写作不可能有现在的成绩。

不过，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带着对约瑟夫·列文森的记忆生活是件复杂的事，过去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我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闭了其他选项。(当然，对我的兄弟姐妹来说也是如此。）回顾没有他的半个多世纪，我很清楚，如果爸爸还活着，所有那些没走过的路可能会显得更加诱人，通往全然不同的一系列体验。

这并不是在抱怨。在我所度过的人生中，我十分幸运，即便五十多年前那场可怕的事故带走了爸爸也改变了我们一家。生而为约瑟夫·列文森的儿子，我接触到趣味无穷的想法，引人入胜的工作，凡此种种。但是，抛开他的死亡带来的悲痛，仍然有个问题：我追随了与他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我错失的事情和想法又是什么呢？我想这是一个列文森式的问题，很像他对中国思想者提出的那些，他们对一种思想的肯定不可避免会导致对其他思想的拒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个人的历史无法重来，也没有实验对照组。但我仍会时不时想到，在1969年那个春天的下午之后就变得不再可能的种种可能。

五、回忆与追思

爸爸在《革命与世界主义》这部遗作中写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历史’的含糊性，至少在英语中是这样：人们创造的记录，和人们撰写的记录。”用列文森的相对主义精神看，那本书的语言是十足的他那个时代的语言，也是对那个历史时刻的标志与衡量（“人们”这个词用的是“men”，而不是“humans”）。他那本书是在创造历史——某种东西被创造出来，某个行动完成了，自有后来的读者去评价和解读。你现在读到的这篇文章则是在撰写历史，而非创造历史：一个事后去捕捉爸爸人生真相的尝试。它必然是不完整的——正如爸爸将“创造”与“撰写”并列时所暗示的那样。

这里还有一点。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提到罗斯玛丽·列文森（Rosemary Levenson）——他的妻子和我们的妈妈——尽管她的存在总是萦绕着对爸爸的追思。与他共度的二十年自然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完满的时光。当然，他们的婚姻毕竟是凡人的婚姻，也就是说，并非没有起伏。就像那个时代的太多女性一样，她让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追求屈从于爸爸的事业，这并不总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妥协。但他们的情谊——他们的爱——对他们俩都至关重要。妈妈是爸爸作品的第一个编辑，也是最好的编辑，是他新想法的反馈板；在爸爸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们形影不离。爸爸去世时，丧夫之痛原本可能会彻底吞噬她，但她挺了下来，以近乎英雄的方式撑住了整个家庭。但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如果要写，也几乎只对那些认识他们俩的人才具有历史意义。

爸爸公开的历史被切断了，如同一个想法戛然而止，一句话没有说完。他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只是一个片段，属于一部远比这宏大的作品。他从没去过香港以外的中国国土。他就像尼波山上的摩西——他决不会傲慢到做这样的类比，但作为他的儿子，就让我来替他这么说吧——被允许看到应许之地，却无法去到那里。原因就在于被创造的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他和几乎所有美国人关闭了通往中国的大门，而在大门重开之前仅仅几年，他去世了。可以说，一张虎皮地毯和一间烟雾弥漫、被书墙包围的办公室，不只是他年幼儿子的中国，也是他的中国。

爸爸从没能踏足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这令我到今天都很难过。但是，这套最新的“列文森文集”中文版，终于能以他所书写的那个文明的语言呈现，在某种意义上，约瑟夫·列文森终于走完了那条漫长的回家之路。爸爸所写的历史如今能为中国和世界将要创造的历史提供启迪。作为他的儿子，作为他的读者，我非常高兴。

（本文系作者为“列文森文集”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