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梁漱溟因演讲并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引起广泛关注，包括不少批评。
梁漱溟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觉
梁漱溟自己在书中也常点名批评前辈和同辈学人，不仅不留情面，还往往直斥以糊涂、不通、不懂等语。“受伤”的包括章太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当世高贤，以及早几年已名满天下的胡适。
太炎一门似乎没人说什么。梁启超一边则由张君劢和张东荪联手出击，点出梁漱溟的书只能算“观察”而不能算“研究”，甚至不点名地说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的影射，大体语气尚温和，仍存君子相。后来陈序经则一面暗示梁漱溟抄袭谭嗣同，一面指出梁自己使用“贩运来的一些东鳞西爪的材料”，以为“样样都好”；同时“又不甘从人，人家的意见，样样都是不好”。
陈序经看到了梁漱溟论学的一个特点，即自我感觉不错，对别人却不那么宽容。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本人对此几乎没什么感觉，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觉。他说自己“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信然。
梁漱溟论学非常诚挚恳切，不喜欢论而不断的含糊态度。如他曾对孔子研究提出三问题，便要求大家“一问一答，闪避不得”。他指责或驳斥别人不留余地，也正因自己以一种诚挚的态度治学。
张申府半开玩笑地说梁漱溟和胡适“向来常常对垒互骂”，梁正式予以否定
梁漱溟在书中多处指责胡适。他引胡适说孔子“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而主张好德之心“可以培养得成，培养得纯熟了自然流露”一段，指责“他这话危险得很”。人类社会正靠“这种善的本能”取得成功，胡适“不但不解孔子的道理而臆说，并且也不留意近来关于这个的意见之变迁，才说这样话”。梁漱溟甚至说，胡适书中所讲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的哲学，无多见地，只能“供现代的大哲把玩解闷”。梁漱溟的打击，不可谓不彻底。
对梁漱溟的挑战，胡适到一九二三年才回应，自称“沉默了两年，至今日开口”，可知早已注意到了。他的不满，显著表现在一小段话中就连用了五个“笼统”：梁先生的出发点就犯了笼统的毛病，笼统地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笼统地断定一种文化若能存在，必须翻身成为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认是“牢牢地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觉地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了。从那个笼统的出发点，自然生出一种很笼统的“文化哲学”。
这连续的五个“笼统”似乎还未让胡适满足，他继续指出：“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笼统之至。公式越整齐，越简单，他的笼统性也越大。”
一连串的“笼统”明显表达出胡适的情绪，梁漱溟遂致函胡适问道：“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胡适很有礼貌地复函致歉，但也指出，人若“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
梁漱溟这才明白是自己先得罪人，便写一函，说“早在涵容，犹未自知”，“承教甚愧！”经此提醒，后来梁漱溟的朋友张申府半开玩笑地说梁和胡适“向来常常对垒互骂”，梁漱溟正式予以否定，再次说明：“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已在一年多之后，其间并无什么“彼此互不相让而急相对付的神情”，故张申府对双方均属“失言”。梁漱溟还特别提出：今日之中国问题实在复杂难解决，非平心静气以求之，必不能曲尽其理。若挟意气说话，伤个人感情事小，诚恐天下事理转以意气之蔽而迷晦。
梁漱溟自信太强，别人的“启发”经其消化，无意中当成了自己的“悔悟”
然而几年后梁漱溟旧态复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打击了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和吴鼎昌等多位著名学者，说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
这次李安宅对他提出了质疑，以为批评者的“责任是指明怎样不对，错误在哪里”，而不是简单予以否定。但对梁漱溟而言，他或不过在就事论事，并未“挟意气说话”。至于听者是否感觉“伤个人感情”，他可能真“没往心里去”，故此浑然不觉。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反响热烈。在众多批评中，胡适的意见虽晚出，却是梁漱溟唯一做出回应的。对其余的批评，梁漱溟均未正式回应。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梁漱溟对他人批评基本不曾回应，可能真是感觉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不过，梁漱溟在《第三版自序》中也说，他“虽没能从诸师友处得着启发”，却“有许多悔悟”，于是对其中“两个重要地方”做出了新的解释。从“新解释”看，梁漱溟观念上的修正，恰是被人指出过的问题，想来他是仔细看过那些批评的。
这可能是为人实诚的梁漱溟唯一显得有些不诚恳的地方，或许如他自己所说，自从进入北大，“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梁漱溟自信太强，别人的“启发”经其消化，无意中当成了自己的“悔悟”。我自己倾向于后一种可能。他明知中国问题当“平心静气以求之”，而仍说出很“伤个人感情”的话，又浑然不觉是在“挟意气说话”，便最能体现梁漱溟的学问真性情，因为他一向就有“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主体意识，而较少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
梁漱溟的学问本以体悟见长，不以精细著称。他提出中西文化这一代表时代声音的问题，意在让中国文化“翻身”。梁漱溟提问时对别人的批评，也表现出他认识和表述文化的特色。由于他提出的问题太具冲击力，直接触及众多读书人的心扉，所以引来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本身，过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实则不仅梁漱溟提出的问题，就是他提问和对待他人批评的方式，也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和反思。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东西文化论战中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该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左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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