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Stammers，The Purchase of the Past: Collecting Culture in Post-Revolutionary Paris c.1790–1890，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374页，124.00 USD
1789年法国革命造成了历史时间观的断裂，它扰乱并重塑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过去被重置，被陌生化和他者化。以典范性和重复性为基本内涵的历史概念已被革命“清空”，未来因此成了一个无限延展的空间，作为一种“期待地平线”而被打开（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黄艳红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63页；Reinhart Koselleck，“‘Space of Experience’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 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 in 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255-275页）。十九世纪初的法国人对这种断裂感，感受颇深：“此时，人们从文化上经历了一种与过去关联的不安全感，与自身所继承的遗产的联系也被打乱。” 特尔迪曼（Richard Terdiman）把这种不安全感和混乱称之为“记忆危机”（memory crisis）：“这是这样一种感觉，即过去常以某种方式逃避记忆，回忆（recollection）已经不再同意识（consciousness）相互整合。在这种记忆的危机中，时间与主体性（subjectivity）之间的一致性似乎被瓦解了。”（Richard Terdiman，Present Past: Modernity and the Memory Crisi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第3页）。正如诗人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所感叹：
过去所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将来总要到来的尚未到来。你们真用不着向别处寻找我们的病根。（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梁均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15页）
所以，当时法国人如何应对和处理这种“记忆的危机”，如何处理革命造成的断裂，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早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意识或政治思想方面，如美国学者梅隆关于复辟王朝时期的历史写作的经典研究（Stanley Mellon，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A Study of Historians in the French Rest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近年来，物质文化史的兴起为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丰富、更贴切、更易理解的角度，因为这一取向所处理的是那些可见可触的物，因而能够很具体地呈现出人们在遗忘、保存和传承方面所做的选择。遨思兰黛考察了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法国家具装潢不断变化的意义，揭示了日常生活美学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紧密联系，证明十九世纪家具中历史主义风格的复兴本身就表明了私人空间对国家历史的一种忠诚（Leora Auslander， Taste and Power Furnishing Modern Fra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年）。夏比发现，十九世纪法国的中产阶级很热衷于收藏，认为这是中产阶级塑造自我认同的方式，有趣的是，这种方式产生了一种悖谬，集中表现在文物收藏上，因为收藏尽管能让中产阶级逃离工业社会，与古老的过去建立联系，但也未能摆脱商业社会的特质，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逐利的投资行为（Manuel Charpy，“L'ordre des choses. Sur quelques traits de la culture matérielle bourgeoise parisienne, 1830-1914，”Revue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 N° 34, 2007, pp. 105-128）。
英国杜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视觉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成员斯坦默斯近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购买过去：后革命时代巴黎的文化搜集》（下简称《购买过去》）一书处理的是类似的问题。该书通过考察十九世纪法国古董收藏的历史，观察法国人如何消弭历史意识中的断层与分裂，并进一步分析私人与公共、品味与金钱之间的辩证关系。《购买过去》是斯坦默斯第一部作品，出版后便获得由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颁发的格拉德斯通历史学奖（Gladstone Prize，2021年）。该奖项创立于1998年，每年颁发给英国史以外的历史研究。
在《购买过去》一书中，“古董”概念比较宽泛，指的是一切“历史物品”（historic objects），包括出版物、图像、钱币、古书、历史文献与政府密档、各类艺术品等。斯坦默斯认为，“通过收藏和展示这些历史物品（historic objects），那些被禁止的或被谴责为不存在的时代——包括1815年后的革命时代本身——被重新发现，并变得可见，同时也展现了十九世纪社会的另一种不同的起源叙事（rival origins），或是具有批判性的另一种理解方式（critical alternatives）”（12页）。在理论上，除了借鉴波兰学者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的收藏分类模式理论外，斯坦默斯更倚重哲学家莱昂·罗森斯坦（Leon Rosenstein）提出的古董理论。罗森斯坦认为，古董拥有以下三种特质： “相关性”（aboutness），即古董指向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非时间性”（untimeliness），即古董有一种既在那、又不在那的特质；“透明性”（translucency），即正是因为自身拥有的这种“持续的实体性”（enduring corporeality），古董允许观看者透过它们，看到一个失落的起源时代。
受罗森斯坦理论的启发，斯坦默斯坚持将历史感（historical sensibility）与审美判断结合在一起，把古董的观看与透视融合在一起，并对原本不属于同一世界的不同物品所引发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13页）保持着敏感。斯坦默斯认为，十九世纪的收藏家各有各的癖好，但是通过社交活动、市场行为、“搜捕”（furetage）与“漂泊”（vagabondage），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公立博物馆之间维持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他们实际上属于同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彼此之间存在着“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15页）。从这个共同体中，罗森斯坦选择了六位收藏家，构成全书的六章。这六位收藏家不仅代表了不同的收藏领域与兴趣，而且也构成了十九世纪的文物收藏如何由一种满足个人旨趣的私人活动，转变成承担“社会使命”（221页）的公共行为的完整历史过程。
第一章通过艺术评论家高尔特（Gault de Saint Germain，1754-1842）的艺术与收藏评论作品，探讨了1780-1830年艺术品市场的转变。高尔特成长于旧制度末年，出入贵族艺术沙龙，接受过御用画师的训练，受雇整理卢浮宫王家艺术藏品。革命后，艺术收藏界中日益兴盛的商业主义氛围令他厌恶，那些“扮演”收藏家的新贵的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也让他感到震惊。高尔特觉得，商业社会的兴起摧毁了艺术精英的世界，品味荡然无存（图1），资本的涌入令法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混乱不堪，原先的精品店被“鹅卵石拼凑起来的旧货摊位”取代（61页）。秉持保守主义的立场，高尔特力图与旧制度的世界建立联系，从1789年之前的艺术体系的废墟中，寻找重建艺术品评与绘画鉴赏的标准。他崇拜旧制度伟大的“业余爱好者”（amateur），因为这些人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艺术精神。他将审美判断与保护主义的热情结合起来，坚持认为业余爱好者尽管是一种褪色的理想，但也是符合后革命时代的道德需求（63页）。
图1“行家：这是拉斐尔的作品？我对此可一无所知。”石版画，作者博伊（Julien-Léopold Boilly，1796-1874）
第二章的主角是历史文献的收藏者。这些人非常敏锐，很快觉察到革命时期出现的各类材料——文字、图像、钱币——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不菲。他们就像猎人一样，不会放过任何一片材料。本章讲述了苏拉维（Jean-Louis Soulavie，1752-1813）的收藏经历。此人原本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后来对文献档案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利用旧制度末年出版审查制度的松懈以及革命时期局势混乱的机会，“大捞一把”：“在我看来，现在的法国（指革命时期——引者注）就像一座被掠夺的城市，疯子杀人，智者掠夺。我就属于后一类人。”（72页）在巴黎人民攻下杜伊勒里宫之际，他买通议会代表，获得宫廷的外交密档。路易十六受审之际，他在凡尔赛宫找到了一批材料，将王室秘密开支公之于众。罗伯斯庇尔倒台前一天，苏拉维从日内瓦写信给国内的朋友，希望他们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材料。1801年，苏拉维收藏的出版物超过三万种，此外还包括一百五十二个对开本、总数超过两万幅的版画和素描。他对自己收藏的图像尤其看重。在这样一个“修辞和写作因不断被操控，而不断被贬低”的时代，苏拉维相信，只有图像才能让观看者“回到感情中去，回到感动我们的情感中去，以揭开我们的记忆”。他从巴黎各处监狱里搜集来的图像尤其能显示这种纪念性的冲动。苏拉维为那些被送上断头台的囚犯专门做了一个对开本的图册，把死者的肖像装裱在特制的蓝色纸张做成的底本上，并在肖像画下写上题注。圣佩尔恩的马孔和他的妻子于共和二年热月1日受刑，时年八十一岁。苏拉维写道：“所以，这个家庭中的所有老人都在同一天死去了”（图2）。评述虽然简单，但很容易打开尘封的记忆。1809年，苏拉维给自己的收藏起草了目录，并分了类，编目的方式体现了他早年所受的自然科学的训练，透露出一种冷静的反思。这份材料是一种兼具回顾和预言双重功能的工具，既可以用于重温革命，同时也包含了总体性的因果解释。他的分类与自述无形中将过去的时代联系起来，并向未来开放。
图2 “马贡。被斩首，享年八十一岁，共和二年热月1日。因此，这个家庭中的所有老人都在同一天死去了。”
第三章考察书的世界，分别讨论古书收藏、书目学发展、法国藏书家协会以及图书装帧，贯穿的核心线索是如何修补图书世界的碎裂，恢复秩序。评论家雅尔德（Joseph-Charles Jardé，生卒年不详）在为《新便携式书目辞典》（Nouveau dictionnaire portative de bibliographie，1809年）所作序言中，怀念旧制度那个充满了“品味和文学知识”的图书世界，并谴责革命对“图书馆和图书贸易的致命打击”，嘲讽当下这样一个利润超过学问的时代。这是一代“书痴”的心声。布拉尔德（Arthur-Marie-Henri Boulard，1754-1825）是无可争议的代表，他在四十年间收集了五十五万卷图书，“规模仅次于国王”（133页，图3）。对布拉尔德这样一位有着坚定天主教信念的人而言，藏书不是囤积谋利，而是为那些从“原主人”手里遗失，散乱世间的“孤儿”寻找临时栖身之所，是一种“保护和恢复正义的行为”（141页），而当这些图书被拍卖的时候，便重新回到的真正的主人手里，即爱书之人。因此，藏书是一种搜集、归还和分配的方式，重建断裂的阅读世界的秩序。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书目学家也同样意识到革命和战争不仅摧毁了图书世界，而且“法国的印刷机印个不停”，因此出现了太多质量极差的图书，亟待整理与编目。布鲁讷（Jean-Charles Brunet，1780-1861）在《图书业余爱好者手册》（Manuel de l’amateur des livres）中确定了最重要的善本书，并列出了之前在拍卖会上的价格，希望借此“跨越大革命和帝国，重新连接在旧政权中盛行的法国好奇心的伟大传统”（144-145页）。佩尼奥（Gabriel Peignot，1767-1849）在《珍本收藏家手册》（Manuel du bibliophile, ou traité du choix des livres）中把读书比作进餐，把书籍比作食物，坏的书是毒药砒霜，而“我们的祖先享用的是那些健康而有营养的水果”（146页）。法国的藏书家协会（Société des bibliophiles fran?ais）成立于1818年。该组织似乎有意仿效旧制度下的文人团体，是私人性质的集会，而且是一个业余组织，并不关心向公众宣传和传播，主要任务除了维持藏书精英内部的团结外，就是收集重现“伟大世纪”（grand siècle）的经典文本。这类善本构成一种精神传导的媒介，让人们从身体和精神上能够与古书前主人相遇，从而带来“一种微妙的快乐，一种秘密的狂喜”（152页）。书的装帧似乎也回到了旧制度的风格。由图弗南（Joseph Thouvenin，1791-1834）和西米耶（René Simier，1772-1843）（图4）两位大师引领了图书装帧艺术的革兴，摒弃了革命时代那种粗糙简陋的纸质封面，让他们的客户重新领略到了新文艺复兴设计风格（neo-Renaissance designs）。这不是在满足奢侈的嗜好，而是表达古书的感情：“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表达，这是过去的遗物，其装帧的复杂和精致，无论如何都不过分。”（153页）
图3“狂喜的旧书商”。高尔特旧藏，平版印刷画
图4 维内（Alexandre Vinet，1797-1847）《支持信仰自由备忘录》（Mémoire en faveur de la liberté des cultes，1826年）西米耶装帧
第四章讲述了亚历山大·索瓦吉奥（Alexandre Charles Sauvageot，1781-1860）的文艺复兴艺术品收藏故事。此人是歌剧院一名小提琴手，后在海关部门供职，尽管收入有限，却舍得倾其所有，以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古物收藏家富歇（Claude Fauchet，1530-1603）的名言“Dispersa coeg”（我收集了散落的东西）为自己的座右铭，投身收藏。索瓦吉奥的成功离不开庞大的收藏家通讯网络，他们交换物品交易的信息，评定物品价格。贯穿这张网络的是这样一种热情，即“确定散落在法国各地的文艺复兴时期物品的制作方法和社会生活”（原文如此，作者可能指的是物品的制作方法及其背后蕴含的生活方式——引者注）；他们认为自己正参与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拯救那些消失的、往往是神秘的过去时代的纪念品（173页）。1856年，索瓦吉奥将自己的全部一千六百八十件藏品捐献给卢浮宫（图5）。在十九世纪收藏历史上，索瓦吉奥的捐赠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私人收藏与公立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关系从此确立。斯坦默斯认为，促成公私合作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拍卖市场异常繁荣，而大部分参与拍卖的法国交易商往往受外国人的赞助，索瓦吉奥对此很不满，拒绝将这些“由道德纽带连接在一起物品、构成我们历史一页的物品，放在锤子上”（188页）。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试图把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整合起来，并通过卢浮宫的文物展览，确立一支从查理曼直至拿破仑的帝王谱系。因此，在第二帝国时期，收藏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国家机构、私人奢侈品和公共景观之间的分界线也消失了。颇具象征意味的是，1858年，索瓦吉奥获准搬入卢浮宫居住，他说，“（我要）和它们一起死去，就像我一直和它们生活在一起一样”（190页）。无怪乎，龚古尔兄弟会称索瓦格特是“19世纪最伟大、最纯洁、最美丽的人之一，而这个世纪是如此堕落并被其欲望所奴役”（193-194页）。
图5 索瓦吉奥的收藏室（1856） 油画，作者罗伯茨（Arthur Roberts，1819-1900）
第五章聚焦第三共和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大火摧毁了巴黎城内几十座历史建筑，震惊了法国的收藏界。收藏家的作用和地位随之提高，被赋予了“全新的道德严肃性”，被视为是对“这种破坏的愤怒，法国人深层病症”的纠正。邦纳费（Edmond Bonnaffé，1825-1903）说得好：“古老的高卢土地上，既有破坏者（ravageur），也诞生了大量的收藏家，就像在某些土地上，解药就长在毒药旁边”（210-211页）。同时，对1789年革命文物破坏行为（vandalism）的仇视也被唤醒，这种反雅各宾派的情绪融进了艺术史家辜哈若（Louis Courajod，1841-1896）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巨著中，也推动着保守派和爱国者疾呼保护文物：“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历史在一百年后将无法依靠任何一份真实的历史材料。”（杜·坎普【Maxime du Camp，1822-1894】语）收藏不再是满足个人兴趣的行为，而是由正直的人承担起的“社会使命”。和高尔特一样，辜哈若认为，这样的收藏家才是名副其实的“业余爱好者”，不把自己的艺术品味看作是一种既定的东西，而是看成一项永恒的任务，需要不断地接受经验、博学和勤奋的自我检讨的锤炼，以便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218页）。收藏家越来越频繁地向公立博物馆捐助藏品，举办公开展览，因为“展览被认为是巩固法国的骄傲和霸权的重要手段”（221页）。十九世纪以降，私人收藏家在法国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878年的万国博览会是这一过程的顶峰（222页）。
第六章通过1893年弗雷德里克·斯皮策（Frédéric Spitzer，1815-1890）的收藏与拍卖，进一步分析私人收藏与共和文化之间的结盟关系。斯皮策是一位犹太人，1852年后定居巴黎，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品收藏界的大家。他的藏品被美术史家蒙兹（Eugène Müntz，1845-1902）誉为代表了“二十个世纪、十个文明的最重要的遗产”（245页），价值超过一千二百法郎，于1893-1895年被拍卖。这既是一场文化盛典，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拍卖会”（语出卢浮宫馆长莫利尼埃[émile Molinier，1857-1906]，249页），也是一次历史事件，因为它发生在德雷福斯事件前一年，引发的争议将精英主义、共和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影响深远。在作者看来，斯皮策这一个案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革命后抢救文物的“十字军运动”走到了巅峰，业余收藏从私人活动迈向了公共展演，收藏家和共和国之家建立起了某种非正式和隐形的合作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是“顺滑的”，因为这些显贵所彰的“高人一等”以及对消费主义的自我意识，始终与共和主义内在的强大平等主义产生抵牾（280页）。
六卷《斯皮策藏品总目：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La collection Spitzer: antiquité – Moyen ?ge– Renaissanc，Paris: Quantin, 1890-1892）本身就是一部杰作，这是当时相关研究领域中最重要学者集体合作的成果。其中，手稿藏品编目由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德利尔（Léopold Delisle，1826-1910）负责，挂毯和刺绣藏品编目由艺术史家蒙兹（Eugène Müntz，1845-1902）负责，皮革和象牙藏品编目由法国国立中世纪博物馆馆长达塞尔（Alfred Darcel，1818-1893）负责，雕塑藏品编目由伯林皇家博物馆雕塑分馆馆长博德（Wilhelm von Bode，1845-1929）负责。六卷售价一千二百法郎，若要购买使用日本特殊纸张的印本，则需要三千法郎。
在结论部分，作者试图为收藏家的历史地位正名。他认为，在十九世纪的知识生产中，收藏家的作用普遍受到轻视，主要由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是专业学术的确立，使得这些“业余爱好者”逐渐边缘化。其次，由于受到德国学术，尤其是兰克传统的影响，历史学的专业化训练越来越重视语言学，越来越强调回归文本，因此视觉证据和物质文化证据的重要性遭到削弱。第三，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及其对档案的搜集、整理与考订，本身是民族国家建设工程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些依附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实证主义史家而言，分散的私人收藏阻碍了历史技艺的成熟，是一种亟待清理的前现代遗产。本书认为，收藏家应该被重新纳入关于历史意识的出现、记忆的政治、品味的形成和市场文化的核心叙事中。
全书结构紧凑，信息丰富，文笔优美，论述流畅，分析透彻，不仅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历史细节，而且以一种不那么生硬和机械的方式，将政治史、物质文化史、收藏史结合在一起，并为探究现代史学学科的确立，提供了全新的切入点。另外，作者在材料的选取与编译方面，极为用心，叙述与论证结合得十分巧妙，材料丰富却不嫌冗长，论证细腻又不失美感。而对专业研究者来说，此书所提供的，除了那些颇具启发性的见解之外，还有相当数量、可供深挖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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