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读书人为何热衷于算命？

中唐以前，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主要依靠血缘关系维持，门阀士族把持着社会的上升通道，一个人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他出生在哪个家族。中唐以后，特别是到了宋代，随着科举的兴起和发达，寒门士子，也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可随着科举考试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考中的几率必然越来越小。而且即便考上了进士，进了官场，因为进士的数量越积越多，普通士人想要在仕途上出人头地，也是越来越难如登天。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压力之大，远超汉唐的读书人。因为汉唐讲阀阅，身份决定命运，个人很难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大家只能认命。而宋代的科举社会，给了普通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大家有资格不甘心了，可这个机会又越来越小，让大家又都卷得厉害。宋代读书应举的人之多，以至于哪怕是在乡野荒州，也有许多人做着鲤鱼跳龙门的美梦。如何让士人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算命术对他们而言，就是最有效的心灵安慰。

一

为了缓解对前途的担忧以及内心的紧张感，士子们在考试前都会去请术士给自己算一下命，很多术士发现这是一个发大财的商机。据说宋代开封城中的“卖卜者”，最赚钱的地方就是“举场”。举子每逢大考，都要跑去算下命，算命先生们则是采取专挑好话说的策略赢得士子们的青睐——“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就是只要问这场科举中还是不中，得到的回答都是必中。这样“士人乐得所欲，竞往问之”，于是生意爆棚。当然，这种投其所好的“骗术”比较低级，也就是给士子们一个心理安慰，算命先生表面上收的是算命钱，实际上收的是“心理咨询费”。

更高明的术士，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参加考试的人多，录取率很小，如果见人都说必中，那么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因为毕竟考完之后，还是落第者居多嘛。事后觉得他算得不准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其口碑自然会越来越差，这钱就不好挣了。

后来有位术士发现，与其讨好士子们，降低自己预言的命中率，还不如“凡有人问，悉曰不得”。这真是天才的办法，考完之后，考不中的占绝大多数，事后大家一想，觉得这个算命先生算得就是准，算命技术就是好，而且为人还耿直，敢于说真话。于是，他的人设一下子就立起来了。从此以后，他成为著名的卜者，并靠这个赚得盆满钵满，“终身飨利”。被誉为现代最早发现“石油”的人沈括，后来也发现了这个秘密，并把这个事情写到了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里。

其实对于大多数考不上科举的士人，相信命运的安排，也是一个不错的心理安慰法。宋人陆九韶曾说：“世之教子，惟教之以科举之业，志在于荐举登科，难莫难于此者。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希罕。盖是有命焉，非偶然也！”

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有的人就可以及时从科举中抽身，不致把一辈子的幸福都耗在科举之上，失去人生之乐趣。如南宋时出身明州大族的周伯范，他经过一次科举失败后，就认定自己没有中举的命，于是决定放弃科举——“一举不遂，即弃举子业，一意世学，翻经阅史，几不释卷。以为名第有命，不可强求，不坠家声足矣。”此后他“经理家务，井井有条”，日子过得也红红火火，还有余力出资救助穷苦，修桥铺路，成为远近之间受人爱戴的乡贤。（[宋]楼钥：《攻媿集》卷一百九《周伯范墓志铭》）

二

士人们需要从算命中获得精神支持，而宋代以算命为业的人又很多，恰恰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王安石说，当时以算命为生的人，全天下恐怕数万人不止，这还不包括京城开封的人数。这一行在开封的从业者数量巨大，光开封一地，就“盖以万计”。王安石发现他们中，有“挟奇术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知名的算命先生，住豪宅、穿华服，吃香喝辣，不亦乐乎！

他分析说，京城中之所以算命生意这么火爆，是因为有些人缺什么就想什么，常言道，“渴者期于浆，疾者期于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文人士大夫读书应举，也是为了升官发财，没当官的，想当官；当了官的，还想当大官；当了大官的，又怕当不长。这些人怕这怕那，想不明白就会担惊受怕，遇事就会拿不定主意，这时就巴不得有人来帮忙做决定，正所谓“势不盈，位不充，则热中，热中则惑。势盈位充矣，则病失之，病失之则忧。惑且忧，则思决。”文人士大夫热衷于算命，是因为“以彼为能决”，当他们没法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做决定，就只能求神问卜了。（[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汴说》）

宋人有“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的说法（[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科举时代带给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困境，还不止科举考试本身的问题。即便他们考上了进士，做了官，官场的风波，也是他们难以预料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给予文人士大夫最大的福利，可是当官也不一定能够富贵荣华一生。今夜高朋满座，明朝妻离子散，也是宋代许多达官贵人的常态。

邵伯温与长安术士张衍有些交情，为人忠信、识道理，算命之准，令人拍案称奇。据说在章惇、蔡确还在当县官的时候，张衍就给他们批命说二人必能当上宰相。作为术士，张衍最厉害的还不是算得准，而是意识到身处新时代的士大夫命运无常，有些人即便是有大富大贵之命，也难以善终。他说：“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简单地说，就是贵人有大富大贵的命，但所得的富贵能享受多久，并没有保障，对他们而言，难的是善始善终。

为什么呢？他告诉邵伯温：“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次作两制。又次官卿监，为监司大郡，享安逸寿考之乐，任子孙厚田宅，虽非两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贵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孙，贫约如初。盖其命发于刑杀，未久即灾至。故曰贵人多，福人少也。”（[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六）这是他在官场多年观察下来的经验之谈。

如何理解张衍的话呢？他的意思是，以前的士大夫，好的命格是层次分明的：命最好的，当宰相，位高权重；稍次一点的，可以当翰林学士等清要之职；再次一点，就只能当九寺三监的长官；最次的一等，也可以当路级和州级的地方官。这是因为以前人当官是循序渐进的，整个官僚队伍里面，最后能混到金字塔顶端当上大官的人不多。这就是贵人少的原因。大家即便按部就班地当官，也能各自混到一定的级别，吃喝不愁、安享晚年，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现在的士大夫所在的官场，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现在当大官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升官也比以前快了，甚至得到破格提拔的机会也多了。昨天还是小官，今天便当大官，但是没过几天，又被弹劾罢官，当官纯属是过过干瘾，对自己和家族都没什么好处。因为当大官这种大富大贵的命，都是暂时的，自己的富贵难保长久，子孙的福禄也没有保障。大起大落的富贵命，到最后不过是空欢喜一场。

张衍从八字命理之说的角度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在的贵命，多是靠着“刑杀”才得的富贵，所以难以持久，过不了多久就会招来灾祸。八字命理中所谓的“刑”，指的是八字中地支之间出现互相伤害的情况，如寅刑巳，巳刑申，刑害又有无恩、无礼之分，如寅刑巳，巳刑申是为无恩。《三命通会》的解释是：“盖寅中有甲木刑巳中戊土，戊以癸水相合为要，则癸水者，甲木之母也，戊土既为癸水之夫，乃甲之父也，彼父而我刑之，恩斯忘矣”。

八字中有刑害，对命格必有损伤，本不是好事。但在某些情况下又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即“相刑遇贵”，如“寅刑巳，巳刑申，庚辛逢寅是贵人”。有的时候，刑带三奇、贵人、天德，则贵不可言，正所谓“三刑之位带三奇，天乙兼得在日时，刑若等分干遇德，官居极品定无亏”。

所谓的“杀”，指的是“七杀”，又名“偏官”，是八字中的天干出现阴阳不相配的情况，本为凶命之格。宋代徐子平所著的八字命理著作《渊海子平》中说：“夫偏官者，甲木见庚金之类。阳见阳，阴见阴，乃谓之偏官，不成配偶。”命中带七杀，易招横祸。但如“制伏得位，运复经行制伏之乡，此大贵之命也”。总的来说，以刑杀得来的富贵，是有些凶险的，来得快，也去得快。也就是张衍所说的“贵人多，福人少”。

三

时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人不同，命也不同。这个故事里，隐隐约约体现出算命术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觉悟。张衍的观察并非特例，很多算命先生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南宋初年的张端义说，近年来，临安的老年术士以前因为算命算得好，赚了不少钱，现在生意都不行了，因为老了之后，他们就算不准了。但年轻一辈的术士，算命又都算得准，他们生意好得很。有一次有个老年术士问年轻术士，说：“汝今之术，即我向之术，何汝验，我若何不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大家都是用的同样的方法算命，为什么之前灵，现在就不灵了呢？

年轻的术士回答说，那是因为：“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禄贵生旺，皆是贵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带刑杀冲击，方是贵人。汝不见今日为监司、守帅阃者，日以杀人为事，汝之术所以不验也。”（[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八字算命，以生辰干支的五行生克构造所谓的吉凶祸福，所谓禄、贵、生、旺，即是五行配合得宜的。如“禄，爵禄也，当得势而享，乃谓之禄”。具体的看法是，“十干就支神为禄，谓禄随旺行，所以甲禄寅、乙禄卯”之类，以“甲禄寅”为例，“甲见丙寅，甲土克丙水财，为福星禄；戊寅火土相生，为伏马禄，俱吉。”（[明]万民英：《三命通会》卷三）

禄、贵、生、旺的看命法，是正常的贵命看法，以前的算命先生看命，就先看一个人的八字中有没有禄、贵、生、旺的格局。但年轻的术士却认为，老年术士算命的方法，用的是面对正常世道、正常人情况时的算法，可现在世道不古，人也不正常，所以之前那套算法就不管用了。

八字命理学中，刑杀冲击本来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正如前面那个故事里所讲那样，理论上“刑杀”也可以构成贵命之格。前文已解释过，所谓刑杀乃是八字理论中的地支相刑和天干相杀，而非这个年轻术士所说当官的一天就是抓人杀人，以此搏富贵。当今士大夫，要多带刑杀冲击，才能成贵人之命的说法，显然是借题发挥。他这么说，是在讽刺当今的士大夫只有心狠手辣，才能升官发财。

文人士大夫从小读圣贤之书，儒家本来的道理，是“用舍无预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士大夫面临选择困难的时候，应该以义理为准绳，用算命的方法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方向性的错误，是“贪冒无耻者”用来自欺欺人的托词罢了。朱熹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盖只看义理如何，都不问那命了。虽使前面做得去，若义去不得，也只不做”。儒家所谓的圣人，是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而是要以“义”为先，“圣人更不问命，只看义如何。贫富贵贱，惟义所在，谓安于所遇也。”

朱熹举了孔子著名的弟子颜回的例子，他说：“如颜子之安于陋巷，它那曾计较命如何？”颜回就不会去算命，因为他只做义理上该做的事，至于个人的功名富贵，从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所以他能做到“安于陋巷”。换句话说，只有那些一心追求升官发财，把圣贤理想都忘得一干二净的士大夫，才是最迷恋算命的群体。

（本文摘自黄博著《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