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销夏录》书事三题

一个人不论早晚，一生中难免要上一两次当。

——〔英〕简·奥斯丁著，项星耀译：《曼斯菲尔德庄园》

《江村销夏录》“未刻缮本”刍议

陆时化是清中期的藏书家、校书家和书画鉴藏家，收藏宏富，纂辑有《吴越所见书画录》六卷，其友人王昶言及此书云：

……（引者按：陆时化）常集生平所见数百种，记其纸绢，详其行款，识者比之退谷、江村两《销夏录》。（《春融堂集》卷五十八《国子监生陆君润之墓志铭》）

“退谷、江村两《销夏录》”，指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和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高为清初名宦，而二书皆是论及书画鉴藏的名家之作，将其与孙、高二书并提，可见识者对陆氏此书的重视。

是书卷二“明王履吉书倪云林赠徐良夫畊渔轩诸诗卷”条载陆氏自跋云：

《铁网珊瑚》第五卷载云林《畊渔轩诗画》卷，卷后高巽志记一篇，杨基说一篇，唐肃、包大同铭二篇，然后云林署云：“予既为良夫友契作《耕渔轩图》，复为之诗。”系“邓山之下，其水舒舒”一诗，后接周砥、隆山、张纬、陈寅、高启、张羽、徐贲、王隅、刘天锡、仇机、王?、西涧翁、坚白叟诸诗，后又接云林“溪水东西合”一诗，后又接陈宗义、俞铨二诗，沙门道衍《耕渔轩后序》一篇。雅宜山人从玩竹处所见，全聚云林诗，不杂以他人，亦无云林画者。高江村已刻之《销夏录》未载此卷，未刻缮本末曾列此图，核其作记、铭、诗、叙之人，皆与《铁网珊瑚》中对仝，独无云林二诗。想玩竹家已将画卷二诗，与云林平日往还之诗汇为一卷，故江村见时，已少此二诗矣，三桥所见图卷，亦云独无云林。此卷中有云林《题朱泽民图耕渔轩诗》，则当时图非一图，卷非一卷，不可得而考也。……乾隆癸巳清明日，听松山人陆时化题。

知陆时化曾亲见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之“未刻缮本”。所谓“未刻缮本”，自然是此书的誊清稿本。跋文提到此本既与印本有所异同，则印本未载者必经高氏刊落。而上海图书馆藏陆时化精抄本《江村销夏录》（索书号：线善783192）书后亦有陆氏跋文，然跋中无一字言及此本，盖是彼时陆时化仍未知晓此誊清稿本尚存天壤，这也是陆氏未将只见于誊清稿本的内容过录到精抄本上的原因。

陆时化《〈江村销夏录〉跋》

因此，陆时化亲见这部誊清稿本，只可能是在前一跋写作之后，后一跋完成之前。前者文末署“乾隆壬辰小春三日”，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后者文末署“乾隆癸巳清明日”，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换言之，陆时化亲见高士奇《江村销夏录》未刻缮本的具体时间，当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三日至次年清明之间。

现存的陆时化著述，除了《吴越所见书画录》，以及书前的《书画说铃》与书后的《书画作伪日奇论》外，还有散佚序跋若干（这部分题跋经过辑佚，已收入陈小林、吴嘉龙、郑凌峰点校：《吴越所见书画录》，上海书画出版社，即出）。其中有一篇《跋高文恪公砚铭》，文章收录在《娄水文征》卷六十九（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409058-81）中（按《平原宗谱》卷十九云陆时化《听松文集》选刻于《娄水文征》，但书中仅见此铭，今已无从窥见《文集》之概貌）。其文云：

高文恪江村先生向有藏砚百方，继去其次者，存四十方，继又去四方，以配三十六度，继又去八方，谓之二十八宿，藏之瓶庐，终身不释。余生也晚，及游弄珠楼，乘兴登先生之清吟堂，景仰流风余韵，见其居处一花一石，布置咸有意味，非胸罗邱壑，曷克臻此，令人徘徊不忍去。请观瓶庐之藏砚，仅存一方，乃先生在禁廷所用，作铭于己卯秋七月者也。深叹不能尽见四十方，而先生之为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于斯铭亦可想见云。

“游弄珠楼”“登先生之清吟堂”，说明陆时化曾经前往浙江平湖，并造访了坐落于此的高士奇旧邸。当时高氏后人仍在此处居住，因此陆氏才得到了“请观瓶庐之藏砚”的机会。而他观览《江村销夏录》誊清稿本的地点，或许就在平湖高邸。

又，陆时化在前面提到的《〈江村销夏录〉跋》中记载了一则艺林掌故，事涉《江村销夏录》原刻书版和高氏后人：

闻高氏后人恐好事者按录（引者按：《江村销夏录》）诛求，往往滋事，是以毁板不印，散在淛中者并广为收之，世上原刻渐少。……余见吴门一富人子忽欲购录中之物，舍此不可，市狯以伪画仿其尺寸、题跋，往往获售重价。争利者道破之，稍有悔心。适高氏裔以所存廿件尽数持吴门沽之，市狯又以伪者托留高氏处，许以价值平分，富人子闻风趋觅，仍得伪者而归。

无论是高氏后人毁版不印的传闻（此说不实，其辨正详参吴嘉龙、郑凌峰：《〈江村销夏录〉版本考述》，《天一阁文丛》待刊），还是高士奇孙女婿张照所说的“江村先生捐馆日，遗命平生珍秘书画并赠大司农俨斋先生”（王杰等辑：《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藏一〇《赵孟坚落水〈兰亭〉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0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170页上栏），都是用来应付外人的托辞，其目的乃是为了避免好事者对高士奇所蓄书画的巧取豪夺。

审陆时化语意，知其是道听途说，但这却也说明他和高氏后人直至此时仍未结识。所以陆时化这次与平湖高氏的往来，并非旧交相见，而是如方薰那般，由人居中作介，才得以上门拜访（见方薰《山静居画论》卷下，载于安澜编：《画论丛刊》，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462页）。虽然个中细节已不可考，但其和高氏后人有所过从定然无虚。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江村书画目》（索书号：18808）书前有吴锡麒跋，吴跋有云：

此册系江村手缮墨迹，向为石门方氏所藏，据云得自高氏后人，今又为予获，何幸如之！

跋中提到的“石门方氏”即方薰，故方氏后人所言此书之由来应该属实。而这也证明方薰后来与高氏后人相交甚笃，若非如此，方薰绝无机会得到这部《江村书画目》。而对高氏后人来说，和后来逐渐熟识起来的方薰相比，初次见面的陆时化自然要显得陌生许多。再者，陆跋提及的传闻即便并非高氏后人有意散布，但后者必然也是乐见其成。是以，陆氏能够见到《江村销夏录》的誊清稿本已是特例，若想要高氏后人对他坦诚相待，披露个中隐秘，却是断无可能的。

吴锡麒《〈江村书画目〉跋》

《江村销夏录》成书与刊刻考

《江村销夏录》的誊清稿本和印本既然存在差异，则对此书成书及刊刻之细节，当详加考述。以是之故，为便后文论述计，应先对其基本情况加以铺陈。

朱彝尊明言《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又在同年九月付梓印行。按书前高士奇自序提到“三年余仅得三卷”，可知此书的纂辑工作必不晚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而其起始时间应在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十八日抵达平湖以后（载氏著《归田集》卷一《暮冬十八日渡江，连日扬帆，家园已近》，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6册《清吟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170页下栏）。

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自序》有云：

曩在大内，伏见晋、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记其尺寸，录其跋尾，而海内诸家之所收藏，则又不能一一目睹，今姑略之。其所录者，皆余亲经品第，足资鉴赏者也。

“曩在大内，伏见晋、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记其尺寸，录其跋尾”之语，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高士奇的托辞。如朱彝尊就在《〈江村销夏录〉序》中说：“詹事曩在内廷久，御府图书资以鉴赏者，历历犹能记忆，而不著于录，或疑不言温树之义。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尝奉诏旨题书画，每言之不敢详……”检高氏散佚之书画题跋，间有言及内府所藏书画细节者，盖朱氏所言，诚为的论。

朱序接着又说“此詹事第于退居之暇，先以江邨所见录之”，所以《江村销夏录》的纂辑过程，是先录高士奇自家收藏的书画，再辑录高氏亲眼见过的他人藏品。而高序称“其所录者，皆余亲经品第，足资鉴赏者也”，其汰粗取精之标准一目了然。然后人有言《江村销夏录》间有伪本，并加以考出者（如程庭鹭，其考证见氏著《篛庵画麈》卷下），因知高士奇树立的这套标准，终究成了无法付诸实践的理想。

《江村销夏录》所载亦有他人所藏，陆时化提到誊清稿本著录的《耕渔轩图》就是其中之一。容庚撰《倪瓒画真伪存佚考》勾稽文献，考得著录此图者有五：一、朱存理《铁网珊瑚》；二、张丑《清河书画舫》；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四、顾复《平生壮观》；五、吴升《大观录》（载氏著《颂斋述林》，收入莞城图书馆编：《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22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291-292页）。后三种书出自高士奇的同时代人之手，其中以《大观录》著录尤详。《大观录》卷十七“倪元镇耕渔轩图卷”条有纂辑者解题，其中提到“余甲子年从维扬购得，携至长安，为梁相国鉴赏收去”，故知此图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后归梁清标所有。而高士奇目睹这件《耕渔轩图》的具体时间，当在梁清标入藏这幅画卷之后。至于此时《耕渔轩图》是否仍为真定梁氏收藏，则难以知晓。

陆时化说未刻缮本“独无云林二诗”，又曰“三桥所见图卷，亦云独无云林”，以《大观录》对照，见倪瓒二诗倶在，因知吴升纂辑《大观录》时，除卷十转抄《御选明诗》外，其余各卷所录书画之题跋文字，亦有依凭前人著述辑录者。如吴氏著录的《耕渔轩图》，其文字就很有可能源自《铁网珊瑚》。

又有题名作《书画总考》之书，后人亦有改题作《元书画考》、《元画考》者，据传为高士奇纂辑。是书有戴光曾跋，跋云：

嘉庆乙未秋，见此书于当湖高氏，为竹窗未刊之书，假归手录藏之。足与《销夏录》并传也。九月十有八日，松门戴光曾录毕书。

1937年，启功作《伪讬高士奇书画总考跋》，并考其出处：

功按：是书所录，为元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六家书画。其文倶见张丑《清河书画舫》，字句悉同，仅篇段次序略有参差。此书脱误处，《书画舫》皆不误。《书画舫》中阙字，此书无不阙也。……此书疑即昔日传抄本中元人一节，或出江邨手录，戴氏未察，遂误为竹窗未刊之书耳。（赵仁珪编：《金石书画漫谈》，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100-101页）

跋中所谓“昔日传抄本”云云，即就乾隆二十八年（1763）池北草堂刻本《清河书画舫》印行以前，清人传抄是书既久且多之情形言之。吴长元校刻《清河书画舫》，并撰《池北草堂校刊〈清河书画舫〉例略》，《例略》云：“是书向无刊本，传抄既久，讹以滋讹。”所言种种，无不与此跋相合。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光绪六年（1880）金陵翁氏茹古阁刻本《开有益斋读书志》一部（善本书号：02864），是书卷二“三国志补注”条有周星诒、蒋凤藻批注。周批曰：“《补注》失采诸书甚多，如《通典》、《书抄》、《御览》诸书所载，每多漏脱，疑原是稿本，非成书也。”蒋批亦云：“疑原欲广采，以成一书，后人不加考求，遂以付刻。此必其欤。”以之例士奇此著，虽不中，亦不远矣。

《开有益斋读书志》书影

谢巍谓“是编（引者按：《书画总考》）约康熙四十二年（1703）左右纂辑”（《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480页），盖以高士奇未及书成即身故而推之。然《书画总考》亦辑录有《耕渔轩图》诸家题跋，倪瓒二诗俱全。若此书果真为高氏纂辑，则其必然未以亲见所得之记录与此书比勘。

《清河书画舫》及《铁网珊瑚》所载的《耕渔轩图》题跋文字完全相同，都录有倪瓒的两首诗。而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自序》和凡例也提到了这两部书，因此他对这两部书记载的《耕渔轩图》题跋必甚熟悉。是以，《书画总考》亦可能抄录于康熙三十二年《江村销夏录》成书以前，若是如此，则此稿无疑就是清初时传抄的《清河书画舫》其中一部分。

考《铁网珊瑚》及《清河书画舫》所载，可知其与高士奇所见原迹之情况出入甚大。而他从未刻缮本中刊落这部分内容，或许便与此有关。这可能是因为高氏认为此图无倪瓒诗作，故视之为不足以资鉴赏者；抑或其怀疑是卷乃为赝鼎，故刊落之。

《江村销夏录》卷一“宋牟益捣衣图卷”条有高士奇自题，末署“辛未春日，竹窗高士奇题”。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捣衣图》原迹于此处署作“康熙辛未闰七月朔日，题于信天巢并书，看书者维扬顾书宣、同郡王赤抒、大儿元受。江邨抱瓮翁高士奇”，图上此跋后另接一跋，谓“暮春题此诗后”云云，因知原迹落款乃误，而其于是书纂辑或刊刻时正之。

高士奇《〈捣衣图〉》跋

孟森在《己未词科录外录》中提到了高士奇的著作《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是徐善（按：孟氏原文误“徐善”为“徐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已有辨析）的代笔之作（《己未词科录外录》，载氏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506页）。以此类推，《江村销夏录》或许先经门客辑录，完成初稿后，再由高士奇汇总、删润、整理。若其成书过程如此，则陆时化在《〈江村销夏录〉跋》中提到的“又闻江邨当时欲成卷帙，间以一二临本亦载入焉”，就很有可能是门客眼力未到，而高士奇亦未能察觉，因此书中著录便不可避免地混入了临本。

按《江村销夏录》卷一著录的王羲之《袁生帖》曾据张彦远《法书要录》以校补，而其后各条之题跋，多有未经校雠者。如书中所载高士奇题画诗，皆未参考高氏诗集中的文字。又考《四库全书总目》，见《江村销夏录》提要有云：

所记自晋王羲之及明人文、沈诸家皆具，惟董其昌旧迹悉不登载。其凡例云，董文敏画另为一卷，此本无之，殆当时未及刊行欤？

故知书中校勘体例不一，适因高氏当时仓促成书所致。

总而言之，本节所考述《江村销夏录》急欲成书，及其付梓以前曾有刊落修改诸事，或可充作了解此书成书与刊刻细节之一助。

《江村销夏录》、《式古堂书画汇考》编刻次序补证

郑昶提到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时，说这部书“与《江村消夏录》并名于时”（《中国画学全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383页）。然以二者相较，后者成书及刊行时间早有定论，倘若对前者再加检视，则知论者于此中问题，别有异辞。

今日所见著录卞书之书目，多据书前卞氏自序落款时间定其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庄申就是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他在文章《论清季广东收藏家藏画目录之编辑》中称，论书画目录（按：庄文发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其时学界对此类书籍之称呼尚未作统一界定，故而文中乃将“书画著录”“藏品目录”及“书画录”诸名称混用）的纂辑及其发展史，最早使用“把握质地、面积、形式、题跋、印章等五要素的体例”的藏家实际上是卞永誉，而不是高士奇，因为这种体例“卞氏早在康熙二十一年已经使用”（《论清季广东收藏家藏画目录之编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1973年，115页）。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载卞书提要有云：

然其据以辑录之书大致可以考知，有三百多种，其中收录最多或全收者，有张丑《清河书画舫》、赵琦美《铁网珊瑚》、郁逢庆《书画题跋记》、汪珂玉《珊瑚网》、高士奇《江村销夏录》等等。……此书撰时虽有壬戌自序，但稽其辑录之书，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梓行之《江村销夏录》，则此书纂成当在是年后二三年，而非撰序之时。（《中国画学著作考录》，481页）

谢氏谓高书梓行于康熙三十三年乃是笔误，但其推断卞书纂成晚于高书，前者成书时间并非撰序之时，却可留意。

贾笠认为卞书成于康熙二十一年，但却要到雍正年间才开始印行（《卞永誉书画著述考论》，《中国书法》，2019年第12期B版，151-152页）。他将卞书成书及刊刻时间分开讨论，甚是。但这一推论也存在疏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简单的补充和考证。特引述于后：

不过，尽管贾氏以书中“胤”字缺末笔判定其为雍正间刻本，但康熙立胤礽为太子后，时人刻书便有主动避“胤”字讳者，此种情况虽非普遍，但确为康熙刻本避讳中重要的特殊情形。又，书中无“禛”字改“祯”字之例，且更未有言及卞氏逝世之语，故其亦有可能于成书后旋即付梓。然康熙三十九年（1700），王士禛任刑部尚书，卞永誉为刑部侍郎，时卞氏赠王氏以《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事载王士禛《居易录》。按《式古堂书画汇考》印量甚少，若是书于康熙二十一年梓行，则卞永誉必专门刷印一部以贻王氏，此实不合情理。再检宋荦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之《〈大观录〉序》有“近出之《书画考》”语，故知卞书断无康熙二十一年付印之理，因《〈大观录〉序》之作距其时已历三十年矣。倘卞书印于康熙三十九年之前不久，则宋荦《〈大观录〉序》所言可通，而彼时《江村销夏录》也已印行于世。是以，《式古堂书画汇考》的刻印时间应在康熙三十二年高士奇刊印《江村销夏录》之后，康熙三十九年以前。（《出版、阅读与知识传播——以〈江村销夏录〉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出版史研究》2023年第2期，引自论文发表后之增订本注释）

概而言之，拙文认为《式古堂书画汇考》梓行时间之上限，最早应在康熙三十二年《江村销夏录》印行以后。然文中考证卞书之成书早于高书，所据皆为外证，因此今特举一例加以补充。

高、卞二书都著录了倪瓒的一幅画卷，高士奇题作《竹石霜柯图》，卞永誉以《霜柯竹石图》为名著录。此画之正名，谢正光《倪瓒〈霜柯竹石图〉之新赝与旧伪》一文已有论述（《倪瓒〈霜柯竹石图〉之新赝与旧伪》，载氏著《停云献疑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230-231页）。检二书著录是图题跋文字，高书较卞书多笪重光一跋，由此可知，卞永誉著录此图，或是在笪氏收藏之前据原迹抄录，或是从他处过录前人的题跋文字。而《虚斋名画录》卷七著录的所载高士奇写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跋文提到“云林此幅曾藏王太常、笪侍御家，今为余所有已数年”，因而可知其先后经王时敏、笪重光与高士奇收藏，故高书中才录有笪氏的跋文。换言之，高、卞二书著录此图的来源各异，如果卞书据高书以辑录，绝对没有不录笪氏跋文的道理。再将《江村销夏录》与《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文字一一比勘，就会发现高书有而卞书无的内容不在少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卞永誉这部书成书较早的缘故，这也是谢巍观点并不准确的又一则证据。

以前文所举例证观之，无论是昔年庄申所谓“在《式古堂画考》问世以后，一般的书画录都已采用卞永誉的编辑方法了”，及其认为吴荣光纂辑《辛丑销夏记》“仅知高士奇而不知卞永誉，似乎近于舍本逐末。这是美中不足的”之见解（《论清季广东收藏家藏画目录之编辑》，115-116页），还是谢巍所言，如今都到了应加以修正之时。

此乃有关《江村销夏录》之旧稿，今整理成文，亦聊记岁月云尔。

附记：

钱存训先生认为吴锡麒《〈江村书画目〉跋》中提到的“石门方氏”为方薰之父方槑（《精写本〈江村书画目〉题记》，《文献》，2002年第3期，146页）。然方薰《山静居画论》有云：“友人朱君仲嘉，精于鉴别，古今书画家掌故出处，言之井然。虽名不著者，无不知其爵里，又人所不易也。柘湖高氏，仲嘉戚党，先世名收藏，仆介仲嘉得观之。”（《山静居画论》卷下，《画论丛刊》，462页）故知平湖高氏与石门方氏之交游，当始于方薰一辈，而方槑之时，两家应无往来。所以，虽不知钱先生氏所言之出处，但其必然不确。

再附记：

近日重校《江村销夏录》，事虽未毕，但却发现此书偶有错简与脱漏，这足以为前文所论其成书仓促及内容多未经校雠增添一二证据。如是书卷一“郑所南墨竹卷”条，此条所载画作今不知所踪，幸好《铁网珊瑚》和《大观录》均有著录。二书所录王廷器题画诗在王氏落款前，可《江村销夏录》却将此诗置于其后，此即为是书错简之明证。同一卷中又录有钱选《秋江待渡图》之画跋，检刘中跋有“予自闽浮海，为阻风还抵四明”句，将其与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江待渡图》实物相比勘，则知中有脱漏，全句应为“予自闽浮海，将游京师，为阻风还抵四明”。此画又有吴绶七言题画诗一首，吴氏以画上题句“钱公妙笔咫尺间”来颂扬钱选的画艺，但《江村销夏录》在转录时却漏去“妙笔”二字，这便反映出了此书在纂辑时的匆忙。至于说对其详加校雠，那就更是不可能的事了。而这也又一次证明，在出版史上，书籍不得不匆忙付印出版，以致留下诸多遗憾，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尽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

刘中《〈秋江待渡图〉跋》(局部)

吴绶《题〈秋江待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