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先翻译《傲慢与偏见》的？

“奥斯丁（汀）女士死时，年四十二岁。在她所作的六部小说中，《骄傲与偏执》为最佳。多少的时髦小说都已被人遗忘，或只留给文学史学者去研究，而这本《骄傲与偏执》至今仍能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动，而且翻成中文我相信仍能赢得读者的同情。”

这是1935年4月10日梁实秋先生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的文章，点明是为《骄傲与偏执》中译本写的序，译者是董仲篪（音同迟）。同年5月，书由大学出版社出版，易名为《骄傲与偏见》，胡适题签。

几乎同时，商务印书馆推出另一中译本，译者为杨缤，由吴宓作序。该译本名为《傲慢与偏见》，即今之通用译法。

两个译本谁先谁后？据1936年《国闻周报》第13卷第33期发表的《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可知杨译本完成更早，且质量更佳。

今年7月18日，是奥斯汀去世200周年纪念日，她的《傲慢与偏见》是最受英国人喜爱的百部文学作品中的第二名，而今年10月7日，则是该书最早的中译者杨缤去世60周年纪念日。 

奥斯汀这样来到中国

据学者叶新先生考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刊刻的《苏格兰游学指南》中首次提到：苏格兰大学入学考试中，英文语法方面指定4本教科书，其中有奥斯汀的《爱玛》。

9年后，魏易在《泰西名小说家略传》中称：“迦茵奥士丁者，英国小说家之一也……其生平最著名之小说四种。”魏易通英语，是林琴南的合作者，但他直引奥斯汀作品英文名，未译成中文。

《傲慢与偏见》初名《第一印象》，1813年正式出版时，借用英国女小说家柏楠的《塞西莉亚》中一句名言。叶新先生将其译为：“李斯特医生说：这桩不幸事的所有一切都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

奥斯汀无意让达西代表骄傲，截取“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因奥斯汀特别喜欢它，且有搭车宣传的因素，至于Prejudice能否译成“偏见”，颇值得商榷。

在中国，奥斯汀的早期推崇者有陈源、徐志摩、吴宓、叶公超等。

钱锺书的老师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说：“陈（源）先生在言语和行动上充分表现出来‘理智与情感’，但是，在对人对事的看法上……显示了不少‘骄傲与偏见’。”

叶公超教一年级英文时，只用《傲慢与偏见》原文，上课就让学生依次朗读，有一次，一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叶大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

后来杨振宁也上过叶公超的课，他说叶讲课极枯燥，有时还作弄学生，杨表示：“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杨缤译《傲慢与偏见》封面

与传教士情同母女

杨缤喜欢《傲慢与偏见》，可能是受美国女传教士包贵司的影响。

杨缤本名杨季徵，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生于江西萍乡。其父杨会康25岁便中举，时任税官。杨季徵家中行七，上有三兄三姐，下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杨会康开明，允许子女习新学。1922年，杨季徵改名为杨缤，入美国教会在南昌开办的葆灵女子学校。不久，杨缤受洗，她说：“一部圣经我由《创世纪》第一个字读到了《启示录》最后一个字，成篇的《诗篇》和《箴言》我都背下来了。”

“五卅惨案”后，杨缤的信仰发生转变。据吴世昌、赵萝蕤回忆，杨缤的第一任丈夫死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父亲一度被北伐军关押，杨缤为排遣痛苦，只身去上海，接触了马列书籍。

据《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披露，1927年时杨缤便已开译《傲慢与偏见》，1928年时已译完，似不确。

1928年，经葆灵女子学校推荐，杨缤免试入燕京大学英文系，成了在该校任教的包贵司“最喜欢的得意门生”。包贵司与杨缤情同母女，据萧乾说：“教英国文学史时，包贵司讲得最起劲的是简·奥斯汀。”

在大学期间，杨缤还用英语写了自传《童年》、《狱中》和长篇小说《挑战》，交包贵司保存，上世纪80年代文洁若先生将其译成中文，文先生说：“原稿用打字机打的，《狱中》一节，标题旁用钢笔注明写于1931年。”

包贵司还写了一部小说《河畔淳颐园》，萧乾认为小说写得很糟，但记录了杨缤的部分履历。

幸亏吴宓没逐字修改

1931年，杨缤与同学动员罢课，认为英文系美国老师史密斯水平太差。当时燕京大学英文系没有中国教师，而清华大学外文系都是中国教师，杨缤们要求学校聘中国教师，校方只好请清华大学的吴宓兼课。

吴宓1921年曾在东南大学英文系中设“英国小说”课，《傲慢与偏见》列入4本必读书之一，吴宓因此成该书在我国大学中最早的推广者。

据《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称，吴宓对杨译本逐字修改，其实未必，吴宓喜用传统章回体译西洋小说，常加入“话说”、“则此书开场”之类，致原作风味尽失。商务印书馆出版《傲慢与偏见》时，称吴宓为“总校”，可能只是广告技巧。

吴宓的序写于1931年，而董译本1933年才动手，也有“总校”，是著名翻译家张谷若（曾翻译过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还乡》等），张是北大教授，可能是看他面子，胡适、梁实秋才为董译本捧场。

《傲慢与偏见》开篇是个冷幽默，杨译为：“这是普遍的真理，一个有钱的单身汉，一定想要位太太。”董则译为：“一个单身汉，有丰富财产，必须要个妻子，这是一般人承认的真理。”《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称：“‘杨译’高出‘董译’多多！”不无道理。

杨译本后来翻了4版，这可能与吴宓有关，他1935年将杨译本列为清华大学“文学与人生”课的必读书目。在社会上，《傲慢与偏见》并未流行。

胡适题写的书名

杨缤改名为杨刚

1928年，杨缤与北大学生、中共党员郑侃相恋，并入党。1930年，杨缤参加“五一”反内战游行时被捕，在狱中遭遇酷刑，后经燕京大学保释出狱。出狱后，为方便活动，杨缤改名为杨刚。

据杨刚的同事高承志回忆：“她对当时地下党的教条主义作风很不满，每逢‘五一’一类节日，必定要举行……所谓飞行集会……造成牺牲，她认为毫无意义。”

1932年，杨刚本该毕业，因患猩红热休学一年。

复学后，党小组负责人是个山东人，“性格骨硬，做事决不转弯”。杨刚想休息，向他请假，他问：病不是已经治好了吗？为什么又要休息？激烈争吵后，杨刚退党。

包贵司另一个很欣赏的学生是萧乾，杨刚曾以大姐身份劝萧入党，并借给他理论书籍。

杨刚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萧乾考入辅仁大学，后将杨刚介绍给自己的老师斯诺，帮他编译《活的中国》，鲁迅、茅盾等人作品因此被译介到美国。

七七事变后，在夏衍等人介绍下，杨刚入党。

1939年，萧乾因赴英离开《大公报》，推荐杨刚接替。报社总经理胡政之听说杨是共产党员，萧乾则说，不用杨，“会失去刊物目前的大部分写稿人和读者，刊物必然又恢复到吴宓主编时的学院派老样子，哪里还像一份抗战时期的报纸”。

将《论持久战》传向世界

杨刚接手《大公报》副刊后，使其风格转向犀利，得到周恩来赞扬。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稿件后来交到杨刚手中，让她译成英文。当时上海已沦陷，杨刚找好友、美国人埃米丽·哈恩（中文名项美丽），哈恩将杨刚藏在自己家中。在哈恩情人邵洵美帮助下，《论持久战》在《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邵洵美发按语称：“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后来又出了英文单行本。

1940年，杨刚700多行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出版，轰动一时，人们称杨刚是“金箭女神”。作为名记者和优秀作家，杨刚在重庆结识了学者费正清，在费帮助下，杨得以赴美留学。

当时赵萝蕤也在美留学，据赵记：“某次她（杨刚）路过芝加哥时失窃，身上一文莫名，就到芝大图书馆找我‘求救’。”

1948年，杨刚回国，继续从事媒体工作，1950年10月调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1953年出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1955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

杨译《傲慢与偏见》成为最早中译本之一，有幸运成分。陈源早想译，但被夫人凌叔华抢去。1932年，凌叔华写信给胡适和叶公超，说她已经译了一半《傲慢与偏见》，听说叶也在译，希望叶放弃。1932年至1933年，凌叔华未发表一篇小说，似乎在全力翻译，可她始终未完成。抗战期间，凌只是将自己的3篇小说翻译成英文。

她在扑朔迷离中告别人间

与杨刚比，董仲篪履历较模糊。

1937年8月18日，谢觉哉在日记中记：“会九十七师政训主任董仲篪。董宁乡人，大革命时还是学生，他承认国民党的堕落。”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这个董仲篪与宋希濂是老乡，后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作战，还当上中将，解放战争时被俘，以后情况不明。

抗战爆发时，杨刚忙于救亡工作，无暇照料3岁的女儿，便寄养在包贵司处。抗战期间，杨刚与丈夫郑侃离婚，1943年，郑侃死于日机轰炸。

1950年，杨刚与包贵司见了最后一面，当时在朋友家中，“本来说好不争论，然而争论是无法避免的”。杨刚平时工作12小时，衣食极简朴，包贵司送给她一条皮褥子，杨刚拒绝了。包贵司给杨刚冲了一杯速溶可可，杨刚说：“我是中国人，我只喝白开水。”二人原本关系密切，说话较直接。

1957年10月7日，杨刚在家服用安眠药自杀，未留任何遗言。对于她的死，众说纷纭。杨刚去世前曾遭车祸，有人说此后她精神一直不太正常。日本学者江山幸子发现，杨刚的作品中常有悲观厌世的情绪，如“人类的痛苦经到我的心上时,已经带了化石的成分”，流露出无法适应时代巨变的苦闷。

上世纪50年代，《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批判资产阶级虚伪的佳作，得到推广，但反响平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小说中幽默、趣味等元素得到重视，新译本不断涌现，到2016年时，已有34个中译本。（文/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