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文体变革、家国话语与女性启蒙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与三位年轻学人讨论其新著《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1898-1911）》（简称《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本文为评论文章。

《无锡白话报》

1903年4月，《岭南女学新报》的新闻栏目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劝止缠足》的要闻，“四川岑制军，因英人立德乐夫人之进言，已通饬各州县，劝谕民间，不宜缠足。劝谕文札，词旨皆甚为详备。四川缠足之风最甚……今岑制军实力劝谕，当可转移风气矣。”无独有偶，大公报于当月同样转载了一则题为《四川总督岑制军劝诫缠足示谕》的报道。岑制军即曾任四川总督的晚清重臣岑春煊，他曾于1901年12月发表白话告事，将女子缠足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呼吁女子放足，强身健体，培养合格的民族接班人。《大公报》全文转载该示谕，并称“今本馆觅得其原文，急为刊登以供众览，尚望各报亦照登以便广为传布则甚幸”。

一篇作于两年前的白话示谕，为何于1903年被《大公报》及妇女报争相提及并号召广为传播？晚清劝诫妇女缠足运动与家国话语的缠绕和共生关系又自何时起始？答案与该年初于日本发生的“人类馆事件”有密切关联。1903年，日本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于大阪召开，清政府携1500余件展品参会。展会上，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坪井正五郎等人以学术研究为由设立人类馆，馆内雇佣了北海道爱奴、台湾生番、琉球、朝鲜、支那、印度、爪哇等七种土人，以活人展演的方式展示当地风俗，中国的缠足女性及吸食鸦片的男性也被列为展品之一。该消息经《日本新闻》《国民新闻》等报刊报道后，遭到了留日学生的强烈抵制，随后宣布取消。然而，最终参展的原福建馆展品被挪至台湾馆，馆中仍展演身着华服的缠足女性。

“人类馆事件”传入国内后引发舆论哗然，更引发朝鲜及琉球的抗议。在面向世界的国际博览会上，缠足女性被日方强行展出，成为象征野蛮落后的活“标本”，将国家积弱的形象被迫展现给世人。社会各界纷纷批判妇女缠足、吸食鸦片等陋习，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劝诫妇女缠足运动。《新民丛报》《大公报》《女子世界》等多家报刊均论及此事，指出缠足损害女性身体健康，不利于女学发展，“不但筋折骨断贻误终身，而体质亏伤，脑气亦因之而不足，夫脑气既不足，即兴女学亦难期进步。”在晚清的妇女反缠足言说中，缠足是积弊陋习的表征，而放足行为则被赋予进步的爱国精神内涵。反缠足作为近代最早的女性意识启蒙运动之一，不仅加速了晚清社会风气的改良，更成为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话语的一环。

实质上，这并非女性话语首次与家国话语产生紧密联系。1897年，梁启超提出“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面对日渐加重的民族危机，在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政治诉求下，近代女学迎来了蓬勃发展。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学堂章程》与《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提出女子教育应以培养德性情操及必要知识技能为目的：“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构想下，女性价值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更承担了为国家接续国力的母教职责。

放足和兴女学分别对应着晚清女性的身体解放和精神解放，堪称近代女性意识建构的两大里程碑事件，亦成为贯穿本书论述的两条主要历史脉络。在放足运动和兴办女学的热潮背后、在近代女性书写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女性意识的启蒙如何发生？女性话语建立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又受到哪些势力的介入与影响？萌芽阶段的女性意识建构有何局限性？上述问题是本书作者曹晓华老师的学术关切所在，也构成了本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爬梳已有的晚清妇女史研究，延续女性启蒙与家国话语的共生关系这一研究脉络，国内近年来较为典型的著作如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以晚清新兴的报章为研究对象，透过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具体探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之间的复杂纠葛。程亚丽的《从晚清到五四：女性身体的现代想象、建构与文学叙述》（上海交通大学2021年版）以晚清新小说及五四小说为研究主体，考察女性身体在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进程中被社会话语想象、建构的历史过程，分析女性身体的叙事形态与国家、民族、革命、启蒙等话语伴生与交互的复杂面相。刘堃的《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关注女性传统在晚清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的性别景观, 考察晚清知识分子对“女性传统”在道德、生活与文化等方面的再构，并指出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民族危机下中西竞争、博弈与协商后所形成的新“文化形象”的女性化身。

在国外研究方面，有两部著作也值得注意。日本学者滨田麻矢的《少女中国：书写/被书写的女学生的一百年》（岩波书店2021年版）提出与“少年中国”相对应的“少女中国”概念。近代以男性为主导的革命者试图建构“少年中国”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女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承担成为贤妻良母的职责，又被要求同“少年”一样献身于政治信仰。作者将“女学生”作为理解现代文学中“女孩”叙事的产生与转变的关键，探讨了大量近现代女作家作品及典型男性作家作品，展开了少女离开家庭、进入女校、走入下一地点（通常为婚姻）的不稳定过程，指出女子教育使现代女性生命历程出现断层，“冒险”也因此得以发生，将其归因为近代浪漫爱情意识形态——自由恋爱、婚姻自由观念的传播。旅美学者胡缨所著《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生成（1898-1918）》（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关注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话语的纠缠混合下的建构过程，将翻译作品视为建构中国“新女性”的重要资源，通过考察多种文体、版本及媒介方式，对“傅彩云”“茶花女”等流行形象的生产、流传及移植情况进行比较及追踪。书中指出新女性的生成是中西文化对撞、想象他者与自我再想象之复杂关系的体现，也是晚清民初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一环。上述研究以晚清报章、晚清小说及翻译作品等为研究主体，关注中国新女性与传统社会、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女性教育与知识女性写作以及新女性的生成等主题，展现了晚清民初女性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缠绕共生的复杂关系。

滨田麻矢，《少女中国：书写/被书写的女学生的一百年》，岩波书店，2021年版

本书作者曹晓华将研究视野投向晚清白话报章中的女性意识建构，将女性表达置入文学汉语实践的脉络中进行考察。研究方法上，作者紧紧把握晚清至五四的文学语言与现代性追求的内在联系，指出语言与救亡、启蒙、富强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女性意识的苏醒与语言变革和民族危机的相关性。白话报章既是宣扬新政、开启民智的重要媒介，也是知识分子重要的宣传阵地，更是考察过渡时期中国女性性别意识和性别书写的窗口。书中选取的白话报章达二十余份，涵盖全国十余个省市的代表性白话刊物，还涉及其他三十余份报刊中的多篇白话作品，体现了大报刊与小材料的结合，在“众声喧哗”中还原晚清白话报章中的女性声音，为近代女性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丰富的史料细节，建立起文学汉语、女性表达及国家民族交织的知识网络。

女性意识的破茧：文体变革、旧思想与新困局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报章文体新变与性别启蒙”以白话演说文、白话歌本及改良新戏为研究对象，关注报章文体变革与女性启蒙策略、女性意识建构以及同女学的互动关系。首章通过分析晚清女报人裘毓芳在《无锡白话报》上的白话实践，指出受白话演绎理念影响，白话报形成了新闻、小说话本、史家笔法杂糅的文体状态，更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和女性意识初兴时的白话创作勾连起来，指出晚清女性虽然已经做出觉醒尝试，但仍受到传统女教的规约桎梏，其白话实践陷入两难状态。正如戈公振对裘毓芳的评价：“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女士为第一人矣。”裘毓芳的办报经历具有先锋性及代表性，成为众多晚清女白话报人的缩影。这种进退维谷的被动状态预示着晚清女性的自主意识虽初具雏形，却远不能“自力更生”。

晚清曾兴起一股西方演说及雄辩术热潮，在报刊中留下众多“演坛”及“论说”之文，本书第二章关注白话演说文中的女性启蒙策略。在面向女性的演说文中，以敬告为主题的劝诫文章占据了主流地位，主要关注话题为兴女学和废缠足。考察论说者及假想听众的互动会发现，不同敬告者的论说及行文方式的细微之处，体现着论说者对论说内容和想象读者的把握存在微妙差距。部分晚清学人在启蒙女性时，虽然使用白话，却依旧沿袭了文言话语的权威感，这种潜在的俯视姿态造成了演说者与读者（听者）的隔膜。此外，作为印刷语言使用的白话偏向于视觉而非听觉，造成了白话演说文想象受众和实际受众因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错位而产生偏差。不过，以声音为中心的白话演说文仍旧是宣扬女学、发表评论的重要途径，是女性意识萌芽阶段重要的发声体裁。

晚清白话报刊中多有“歌谣”一栏，由于晚清各类文体的界限时常被打破，白话歌本成为保留民谣通俗形态和雅正诗歌精神的杂糅体，这些书写时事的新歌虽脱胎于传统诗词，却表现出全新的精神面貌，传达了晚清“新女性”观念。本书第三章即关注晚清白话歌本中的女性意识建构问题。缠足歌和兴女学依旧是这一时期白话歌本的两大主题，白话歌本一方面通过翻新俗曲协调雅俗比重，另一方面用白话启蒙大众，推翻旧俗，推进了新女性的塑造。不过，虽然白话歌本强调埋葬旧女诫，但随之而来的“郎君好”及女英雄式的号召则树立起了修身规范的“新女诫”。可以说，白话歌本对女性的想象建立在体魄和学识层面，而在“妇德”方面却仍局限于旧女诫的窠臼，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女性形象依旧没有完全摆脱限制，成为一种过渡性产物。

第四章将视线转向晚清改良新戏与女学的互动。晚清女子爱国戏真实还原了女学兴办过程的血泪经验，以及新学和旧学、民间及官方的种种矛盾。晚清女学发轫时遭遇社会种种阻力，女性自闺阁走向公共场所的过程中成为一种被观看的“景观”。以“戏教”为宗旨的改良新戏为女学提供了以戏台为中心的发展空间，舞台上下的女性表演者与女性观众都参与到女学话语的建构中：“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台上女性角色承担“被看”的宣传重任，台下的妇女则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实现了“戏教”与“女教”的互补。《慧兴女士传》和《女子爱国》等新戏的热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奏定女子学堂章程》的颁布，虽然官方章程始终不忘规训“女德”。总体而言，改良新戏中的女性形象仍旧与民族复兴和家国大业紧密相连，脸谱化严重，缺乏女性个人的主体性意识。

作者在本书上编通过不同文学体裁入手对女性意识建构进行分析，其对三种文体的选择是十分巧妙的。白话承担着宣传新政、开启民智的作用，与演说文通俗易懂、激励民心、凝聚民力的功能相适应，白话歌本及新戏的改良也与时事变革息息相关，可以说，上述三种文体都是体现晚清社会风俗与政治环境变化的风向标，与白话运动这一先锋的语言体系变革相辅相成。无论文体形式如何变化，上编三章的叙述主要围绕的两大主题均是“兴女学”及“放缠足”，这也是晚清女性意识萌芽阶段最重要的两项议题。民族危机加重时，女性虽然获得了解放身体、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仍旧在家国话语的叙事中被赋予强国保种的政治期许，“国民之母”的神话成为束缚晚清新女性的“新女诫”。通过对不同文体叙事策略的分析，展现出的正是晚清女性意识萌芽阶段的稚嫩与脆弱，女性虽然摆脱了旧道德的桎梏，却又深陷时代语境捏造出的新困局中。

消极的“她者”：家国话语与国民之母的建构

本书上编着重关注文体形式变革及修辞技巧问题，留下了大量待展开的话题线索，如女性的婚姻观、革命观等，为了进一步剖析晚清女性意识的深刻内涵，作者在本书下编将研究视域转向内容更为丰富、篇幅更长的白话报章以及单行本中的白话小说作品，借助更为丰富的综合性辅助材料，梳理社会现实与女性话语的互动，深化性别层面的讨论。

晚清教育体制内的女校旨在培养可以“生利”及相夫教子的女性，大量女工学校解放了女性生产力，开辟了艰难的“男女平权”之路。本书第五章从“放缠足”小说出发，考察白话报章“男女平权”主张的不同言说。《天足引》等白话小说以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和粗陋的情节构造了兴女学、废缠足的愿景，但小说中的放足女性却并未迎来男女平等，同性之间也仍存在阶级分别。男女平权思想自美国起源后经日本传入中国，被梁启超等知识分子视为判断国力的标准。作者认为，国家话语的介入虽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女性言说中的个人成分，但在客观上依旧实现了女性的“身体解放”。《说是女学生说是野叉娘》等文章展现了知识分子对先进“女国民”与合格“国民之母”的女性形象想象之间的巨大矛盾。晚清白话报章提倡的“男女平权”以“男女有别”为前提，家国革命中男性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仍旧受限于“国民之母”的妇德要求陷于被动位置。

“婚姻自由”同样是晚清社会的重要话题之一，除强调激进的新型婚姻方式的先锋派外，还有试图在新旧制度中寻求平衡的保守派。本书第六章中，作者指出晚清的婚姻自由主张受起源自英国的人种改良理论影响——通过筛选和优生达到改善人种先天素质的目的，实现救亡强国的民族进化目标。《女娲石》《断肠花》等白话小说塑造了以婚姻为工具的爱国革命女学生形象。作为接受先进女学教育的先锋代表，女学生被规训为“母仪”的代表，更在婚姻大事上被寄予更高的伦理要求，为国家妥协的婚姻形式成为女性意识的高级表征。清末的“自由结婚”宣传本质上仍然与救亡话语密不可分，先进的婚姻制度反映了社会进化程度，更暗合优生保种的民族发展需求，女性在自由婚姻中承担的角色依然是“国民之母”，女性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反而淹没在高尚的家国话语当中。

第七章延续晚清国家话语对女性意识建构的介入这一脉络，考察晚清女性在家国革命中被边缘化的“她者”地位。在《玫瑰花》《自由结婚》等晚清白话小说的“革命加恋爱”模式中，“婚事”往往与“国事”挂钩，女性自由进步的表现便是寻找志同道合的伴侣为国尽责。作者还指出，在“男女有别”的社会分工下，女性在革命事业中往往居于被动地位，成为被支配的策应者形象。女性一方面被演说呼告成为力求为国分忧的英雌，另一方面又因白话报炮制的“新祸水论”成为论述女性对于革命意义的反面典例。此外，“祈战死”的主张与泊来的“贤妻良母”概念均成为限制女性革命事业的隐形门槛。在晚清家国话语的框架下，解放身体的女性被鼓励以贤妻良母身份参与到革命事业中，却仍处于大后方的边缘位置，始终没有得到彰显主体性的机会，成为温柔而消极的“她者”。

在本书的下编对晚清女性意识内涵的探讨中，男女平权、婚姻自由以及家国革命是作者关心的三个主要议题，亦是女性追求复权的重要表现，贯穿上述问题始终的是女性表达与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羁绊。女性意识的启蒙基于国家及民族强国保种的政治诉求，而女性的复权之路又受限于家国话语的限制，女性主体性长久局限于“国民之母”的叙事框架之下，成为受男性支配的“她者”、婚姻的附属品、革命的被动策应者。本书下编三章的内容与上编互相渗透，更是对上编论述的延续、扩展与深化，与晚清社会语境与历史息息相关。

无声处的隐在力量

1927年2月，鲁迅在香港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说，号召青年们勇敢地用现代的、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鲁迅认为，在长久的结构性压迫下，人的主观内面精神——心声——无以表达，这种沉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法感受彼此精神的痛苦，个体乃至民族的自主性都无从确立。季剑青指出，“鲁迅从文言写作转向白话写作，正是从对个体‘心声’的传达转向他人‘心声’的探索和召唤。”鲁迅的白话写作尝试，其目的是打破壁垒、拯救民族，唯有如白话这样传递内心真实声音的有力工具，“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在无声的国度中，女性的身体被长久地限制于闺阁之内，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失语者。本书作者引用维特根斯坦对痛楚的比喻——每个人不同盒子中那永远无法揭开盖子观看的甲虫，是一种无法展示的感觉。晚清女性受限于心声的凝滞，不得不处于被阐释的被动位置，其无法言明的痛楚被阐释者赋予社会、文化、政治各层面的附加意义，成为想象的女性“痛楚”。晚清白话报章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文言的“权威”，其对于晚清女性的诸多言说，在国民话语与专制父权的介入与阐释下，掺杂了知识分子、政治先锋对女性的多重想象与形象建构，赋予了远超女性话语本身的内涵。如何抽丝剥茧地爬梳女性话语与晚清社会多重力量的复杂关系，成为深入挖掘的关键所在。作者的研究为近代女性研究提供了一种以汉语转型为背景，以文学实践为载体，以性别研究与国家话语的共生关系为主体的研究范式，是对近代社会史与女性史充满张力的解读。

在本评论的最后，在本书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还想在晚清女性史研究纵深处，略作线索补充。首先，本书上编以文体为切入点，下编探讨女性意识的具体内涵，两编各有侧重，同时也互相渗透互有关联。作者也认识到仅以文体入手，不能完全将女性意识的内涵完全阐释，因此延伸出下编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探讨。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下编的论述主要围绕白话报章中的小说展开，却并未延续上编的研究思路，忽略了晚清白话小说的文体特征与女性意识建构之间的张力关系。晚清白话小说诞生于语言转型的新旧交替时期，在中国古典“俗文学”话本演说的古白话基础上，增添了大量新词汇，同时改变传统叙述视角，变换叙述方式，更接近口语表达。晚清新白话小说从边缘走向中心位置，这种文体变革的背后同样是晚清知识分子观念的革新与认识的转变。白话报章中小说的文体变革与女性意识建构的互动同样值得注意。

其次，本书的研究视域集中于晚清社会内部，而无论是白话的古今转变还是女性意识的萌芽，均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来华传教士便是推动汉语转型及女学发展的隐在力量。作者于第四章第二节中曾详述近代女子办学的困境，指出近代女性最早走进学堂、接触新知便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同时也耗费一定篇幅指出来华传教士对近代女学发展的先驱贡献，至1878、1879两年间，教会女校数量已达297所，共计培养女学生3683名。作者列举教会女校办学历程，目的在于反映国人自办女校的艰辛。教会女校学生无疑是近代最早接受教育的一批“新女性”，一方面该群体仍受到传统旧道德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又接收来自西方传教士的新知，是中西学碰撞下产生的“弄潮儿”。若能将教会女学生作为研究主体之一纳入近代女性意识启蒙的观察中，则能更为丰富、立体地考察这一时期的女性观发展。

王汎森提出，近代中国的“舆论社会”存在着一种“合伙人效应”现象：“订阅或批读新式报刊的人，在仿佛之间想象自己在某些地方有一群合伙人。每天送来的报刊也像一位定期来访的合伙人。这些合伙人的数量很大，彼此并不认识，却隐隐然关联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报刊“合伙人效应”与安德森的共同体理论异曲同工，在晚清民初的女性意识萌芽过程中，女学生便是不可忽视的共同体，尤其是教会女校学生。历史上，在华基督教会将广大中国女性视为重要的传教对象，一方面广大未接受教育的女性是潜在的可发展的基督教徒，另一方面女性能够直接影响其后代及家庭，对于传教事业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以来，本着“妇女工作为妇女”（Women's Work for Women）的口号，来华女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大量教会女子学校，如女子中学和圣经学校（Bible Training School）等。教会女校对上流社会家庭具有极大吸引力，间接成为近代中国女校的先驱。截止20世纪初，中国进入教会女校的女学生达到3819人，成为近代教育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来华女传教士也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近代女学兴起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以1912年广学会创办的国内第一份基督教妇女报《女铎报》为例，杂志首任主编为南京汇文女校校长、美国来华传教士亮乐月，编辑部核心成员也多为其学生，在发行的四十余年间，影响力遍及多地女校。在《女铎报》等刊物的凝聚下，教会女校学生成为了想象的共同体和“合伙人”，她们在报刊上交流课艺、诗作，同时关注世界各地的女界新闻并投稿阐发见解，积极参与到近代女性意识的建构中。

上述论述的展开既是对晚清女性话语建构的补充，亦是希望提供一种来自外部的研究视角。晚清女性意识的萌芽在自身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下催生，但同样受到西方外来政治思潮及女权思想的影响。除白话报人裘毓芳外，亦有来华传教士为晚清民初的女性意识萌芽提供知识资源、凝聚共同体的力量。受限于其传教士身份的特殊性，来华女传教士对近代女学及女性表达的推动作用往往成为隐在部分，沉睡于女性史建构中。教会女校学生、教会女报同样是晚清民初女学及女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白话作品零星分布于各大报刊中，但尚未得到系统梳理。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教会女性话语与晚清内部女学话语之间的碰撞及融合，以及其对近代新女性形象塑造的作用也值得探讨。

延续这条研究脉络会发现，恰如晚清女性共同体中存在着来华女传教士的隐形力量一样，白话报章中的文学作品里同样受外来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本书下编选取的白话小说亦存在借鉴、套用、翻译外国小说作品的现象。梳理晚清白话报章中小说作品与西方外来小说的互动，探究在翻译及挪用过程中作者进行了怎样的本土化改写，保留了哪些观点又隐去了何种论调，对近代理想女性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上述思考还原的正是晚清知识界对西方女性思想“接受-改造”的过程，也是晚清知识分子对女性意识的再认识与再阐释的过程，而这种比较的方式也许能为近代女性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一种超越内部视角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