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生活：科学的“人类学”

本研究聚焦于特定实验室的日常工作，我们现场观察特定场景下的科学家活动，得到了构筑研究主体的材料。我们主张，社会学家笔下的科学在诸多方面立足于细枝末节——它们是科学活动的常规流程。至于历史大事、重大突破与关键竞争一类现象，则外在于持续涌动的科学活动之流。用埃奇（Edge，1976）的话来说，本研究关键在于揭示“科学软肋”（the soft underbelly of science）的本质，因此将重点关注坚守在实验台上的科学家，观察他们的工作内容。

研究从上述视角切入成型，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我们将其命名为科学的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以便突显研究方法的几大特点。首先，人类学这一术语旨在表明，本研究仅初步呈现收集而来的经验材料，不会详尽描述各行各业科学家的活动，我们志在为特定科学家群体写作一本人类学专著。我们想象自己是勇敢无畏的探险者，深入科特迪瓦，为了研究“野性思维”（savage minds）的信仰体系、物质生产，与部落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几乎成为个中一员，最终带回等身的观察结果，据以写作初步研究报告。其次，前文已经透露，我们特别重视观察特定场景（particular setting）中的科学活动，收集材料并加以描述。我们希望投入参与式观察，以便解决一个重大问题，至今人们理解科学都深受其困，即：外部观察者依赖科学家的自我陈述，据以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近来人们对此日益不满，部分科学家也控诉出版的论文虽在科学活动中诞生，却系统地歪曲了它（Medawar，1964）。与之类似，沃特金斯（John Watkins，1964）抱怨科学报告要求的“死板说教”（didactic deadpan）风格设下了重重阻碍，读者因此难以理解科学进程。特别是部分科学家撰写报告时有意避开自传体，导致构成报告背景信息的项目、脉络也变得晦涩难懂。在对科学活动的历史脉络作社会学解释时，社会学家发现采用科学家的说法会导致特殊问题（Mulkay，1974；Woolgar，1976a；Wynne，1976），即便可以借助社会学阐释调和自相矛盾的解释，让它们显得和谐一致（Mulkay，1976；也可参考Woolgar，1976b）。讨论科学的工艺（craft）特质时，学者也发现使用科学家陈述或将遭致麻烦。例如，拉韦兹（Jerome Ravetz，1973）指出，科学报告的形式彻底歪曲了科学活动的实质。科学家的陈述不仅阻碍历史学阐释，还系统地掩盖了科学活动的本质，尽管恰是科学活动催生了科学报告。换言之，科学家与外人交谈时，陈述方式与内容经常变化不定，既给后者重构科学事件添麻烦，也使科学进程愈显艰深晦涩。因此，必须对科学实践活动进行在场观察，以便寻回其工艺特质。具体而言，必须通过实证调查说明，工艺实践（craft practices）如何被组织为有序的系统性研究报告。简言之，现实科学实践如何转变为描述科学进程的陈述？我们认为，外部观察者若打入科学家内部，长期观察他们的日常活动，或可较好地回答该问题与类似问题。参与式观察另有好处：观察者体验田野时，科学活动描述便会“突现”（emerge）。换言之，我们不会特意强调观察结果的技术、历史、心理任一面向，在讨论开始之前不会限定分析能力所及范围，也不会预设某概念（或某组概念）可最恰当地解释田野遭遇。第三，使用打引号的“人类学”强调需“括”（bracketing）起对研究对象的熟悉感。我们认为，将科学活动被坦然接受的特征陌生化颇有启发意义。显然，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学家所用概念、术语只会增强，而非减少科学实践（the doing of science）的神秘感。矛盾的是，我们使用人类学式的陌生化概念正为消解，而非助长时而伴随科学出现的异国情调。我们采用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又试图避免“技术”“社会”二分，因此走向了一种特殊的科学活动分析法，它看上去对科学十分不敬。在我们看来，事先认知（prior cognition）（对前参与者来说，也可以说是事先的社会化）绝非理解科学家工作的先决要件。正如人类学家拒绝向原始巫师的知识低头，即便实验室成员明显精通技术，我们也认为这种优势无足轻重。轻而易举进入田野并迅速同参与者建立亲密关系，其潜在优势不足以弥补“土生土想”（going native）的风险。在这间实验室里，科学家们组成部落，他们每天在部落操控、制造物件。外界一旦赋予科学活动崇高地位，时不时对科学产出大表欢迎，便极有可能误解科学活动。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先验理由能够佐证科学家的实践比旁人的更具理性。因此，我们会尽可能让实验室活动显得陌生，以免读者视其为理所当然。若行外人大致不懂技术问题，却不加批判地一来便接纳了技术文化，他的观察敏锐度将大幅下降。

我们研究科学时特别采用了人类学视角，因此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反身性，这在很多科学论研究中往往并不明显。反身性是指意识到研究者观察科学活动时所用的方法，与其观察对象使用的方法在本质上相近。“社会科学是否是科学，它在何种意义上可被称为科学”，对于这类争论，社会科学家想必都谙熟于心。但是，论争各方通常都误解了科学方法的本质，这源于哲学家在描述科学实践方式时以偏概全。例如，针对议题“社会科学是否能够（或应该）追随波普尔与库恩的脚步”，学者们虽众说纷纭，但至少难以判断他们是否如实描述了现实科学实践。因此，本文将回避这些一般性话题，集中讨论具体问题，也就是科学实践者与科学活动观察者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需要清楚表明的是，我们在建构、呈现自身讨论时（尤其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已经意识到方法论的某些问题。

为了满足上述人类学视角的要求，我们尝试从一位特殊观察者的经历出发展开讨论，他经受了一定的人类学训练，但基本不懂科学。我们希望借此理解实验室内的生产过程，说明观察者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相似性。

本文无法给在职科学家带来任何新知，我们也不会假定可以向科学家透露他们至今尚不知晓的工作细节。正如前文所述，实验室多数成员显然承认我们刻画的工艺实践的确存在。不过，工艺活动如何转变为“有关科学的陈述”（statements about science）？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能给科学家带去新启发。科学家如果固执地信奉科学报告，信赖其中描绘的科学活动，想必会对我们怒目以待。通常，他们抱持这一信念是因觉察到科学报告有助于争取资金，或便于他们要求其他特权。因此，一旦科学家认定我们假借科学运作方式的另类表述破坏、威胁其特权保障，反对意见就随之而来。探究信仰基础常被等同于怀疑信仰，同理，在本研究中，探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被视作怀疑科学知识（例如，Coser and Rosenberg，1964：667）。我们坚持不可知论立场，所以看起来对科学“不敬”，“缺乏尊重”，但我们无意攻击科学活动。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从不否认科学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活动，而只想指出这种创造性的确切性质遭到了广泛误解。我们使用“创造性”一词，不为指代某些人的特殊能力——凭借它，他们更易进入尚未揭示的广袤真理之域——而要用它反映本文的前提假设，即科学活动只是一个建构知识的社会舞台。

有人可能会反驳，称我们研究的特定实验室工作实属罕见，它在智力水平上表现不佳，包含例行的枯燥作业，不同于其他科学领域的多数工作，后者具有典型的戏剧、推测、冒险特征。然而就在这篇手稿动笔不久后，1977年，我们实验室的一位成员被授予了诺贝尔医学奖。本文所描绘的这类实验室工作即便仅是例行公事，它也仍可能被授予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分析边界案例、争议性科学事件、保密与竞争典例时，大概容易指明社会因素扰乱了科学。因为科学家这时可以拿出证据，控诉他受到了非科学的、超技术的干扰。所以遇上这些案例，社会学家便不由自主想用“社会”解释“技术”。但是我们选择的实验室工作属于“常规”科学，相比之下不受明显的社会学事件干扰。因此，我们也不太想从科学家口中套取流言蜚语、负面新闻。我们既不做学术揭丑工作，也不认为科学少了阴谋诡计就不值得社会学关注。

现在，读者想必知晓我们的方法与传统社会学研究不大一样，“科学的人类学研究”尤其传达出我们笔下的“社会”概念不同以往。社会学分析的功能主义传统企图具体阐明指导科学家行动的规范，我们对此兴致缺缺。还有不少研究声称“社会”“技术”紧密相连，但又默认二者对立有别，我们避免采纳这种区分，否则便会陷入危险：要么无法批判性考察技术问题的实质，要么只有在科学明显受到外部干扰时才能辨识出社会力量。更严重的问题是，该区分毫不知晓它已自成一种资源，并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避免二元对立外，我们也不作全面的历史学描述，而更关注科学活动的细节，因此会利用特定场景中收集而来的观察资料构筑研究。我们主要讨论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不过只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社会”一词，它的具体含义将在论证过程中逐渐明晰。要想充分理解观察结果，简单强加概念自然行不通。例如，我们虽然关注“社会”，但不会只观察科学的非技术层面，仅看重那些可用规范、竞争等社会学概念解释的过程。相反，本文将重点讨论应用社会学概念时隐含的意义建构过程，它是本研究所用方法的要义所在。因此本研究中的“社会”可暂表为：只要科学知识的社会（social）建构足以提请人们注意一种过程（process），认识到科学家凭借该过程赋予自身观察以意义，它便是我们所关注的社会建构。

究竟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建构中的意义建构过程”？下面将举例说明。剑桥射电天文学实验室里有专门对类星体进行天空测绘的仪器，1967年末的某天，研究生乔丝琳·贝尔（Jocelyn Bell）检查仪器时发现，它的输出记录中有一段奇怪的“颈背”（scruff）形图案连续出现。这句话本身是一则高度精简的描述，它源于各种资料，当然也包括贝尔的讨论材料（Woolgar，1976a）。社会学家各有各的学术取向与研究风格，自然会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事件。例如，关心规范的社会学家可能会问：在激烈的竞争氛围中如何阻止消息传开？科学家有多遵守普遍性规范（norms of universality），或多严重地违反了该规范？若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不会分析贝尔的认知活动。也可以考虑一种更复杂的研究，那便需要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例如，设备获取有何限制，导致贝尔的观测与众不同？这一时期的射电天文学有什么组织特点，导致贝尔的观测意义非凡？这种路径更加精细，因为它会考察一些因素，比如剑桥大学研究的组织情况，以及研究参与者过往的论争经验，确定这些因素对观测结果与后续解释的影响。如果各个因素有变，观测结果的阐释也会变化，甚至根本不会出现这个结果。

在这个例子中，记录检查若是自动进行，抑或贝尔已经充分社会化，不相信会有持续复现的“颈背”形图案，她便不会注意到脉冲信号，脉冲星可能很久以后才会被发现。因此，像贝尔观测这样的技术性事件远不只是一种心理活动，认知行为本身即由普遍的社会力量构成。不过，我们对观测过程的细节更感兴趣，尤其想知道贝尔通过什么方式理解那一系列图像，并作了如下描述：“一段颈背形的图案重复出现。”（There was a recurrence of a bit of scruff.）固然可以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贝尔最初的认知过程，但我们更关注那些可及的社会进程，是它们帮助贝尔从看似混乱的各种可能认知中建构起一则有序的陈述。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