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制造的美国国家幻象与……被遮蔽的真相

《幻象》，[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著，符夏怡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3年7月版，336页，69.00元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幻象》（原书名 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1961、1987）是一部关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化转型的重要著作，产生过很大影响。中译本的书名没有把副标题“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美国“伪事件”研究指南）译出来，或许是担心会限制了国内读者对它的接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实际上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现象，任何由新闻制造出来的“国家形象”和被遮蔽的现实真相，都是布尔斯廷在书中深刻剖析的对象。

布尔斯廷在1987年为该书二十五周年版撰写的“前言”中回顾了1962年该书初版之时的情况，那时电视还是新鲜玩意，公共关系还没有成为美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形象”一词也还新鲜，于是作者考察了美国人眼中的现实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的科技更加巩固了本书中提到的种种趋势。……每一天，观看和倾听都在取代身临其地的体验”。他还谈到“本书在美国国外所受到的热情追捧远甚于国内，可能这也算不上什么意外。因为我们美国人对任何暗示我们为进步付出了代价的言论都十分敏感。1962年本书初印时，我刚好在国外讲课。《时代》周刊在评论《幻象》一书时称，作者赶着在这部诋毁美国的作品出版前逃到国外，这一点也不奇怪”（第1-2页）。这里所讲的对“代价”言论的敏感和有评论者把作者刚好在国外理解为“逃到国外”，先不管这种氛围是否属实，对于我们来说也不难理解。另外，作者也谈到该书出版后一直热度不减，经常在大学里被引用或被布置成作业，书中引入的“伪事件”“知名度”等概念也成为常用的修辞。这无疑是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也注意到迈克尔·埃默里（M.Emery）等人撰写的被誉为经典的美国新闻史教科书《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The Press and America: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2000；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大卫·斯隆（David Sloan）主编的大部头《美国传媒史》（The Media in America:a History，2005，刘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都没有提到布尔斯廷的研究和这本《幻象》，即便其中的许多议题也是布尔斯廷在他书中论述的重要论题。这或许不能用来解释《幻象》在美国新闻史、传媒史专业中的影响和地位，但是我由此想到布尔斯廷在书后“延伸阅读（及写作）建议”的开头所讲的那种学术界的现实语境：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流动的体验框定在死板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类别中，每一个专业门类有各自的协会、学术刊物等领地，并对行外人竖起“不得擅入”的警告牌。于是现实中的伟大变革因其无法归类或跨越了现有的分类而难以在学术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以摄影史、艺术品复制史、团体游史、酒店或汽车旅馆史、广播史或电视史之类的许多主题为例，都是被认为上不了史学的台面的，“我们的文明史中有许多最为重要的主题都遭到了学术上的放逐。它们无法被纳入人们熟悉的学术分类中，也不能作为博士课题来考察……”（273-274页）这种情况即便在今天也仍然会存在，史学研究中的分支门槛和时代门槛仍然会带来割裂性的影响。

布尔斯廷对美国生活的观察和他在国外的生活经验使他相信一点：“我可以自信地说，今天宰制美国经验的，并非现实。”（第4页）因此他在1962年的初版前言中很明确地表述了该书的意图就是要认识和驱除遮蔽着现实真相的“幻象”，揭露制造幻象的幕后黑手———那些隐形说客、组织人、麦迪逊大道、华盛顿官僚系统、学究、反智主义者、权力精英等等——的邪恶，要把国人从统治者制造的国家幻象中唤醒过来。“如果我能驱散迷雾，即使是一小部分，读者也可能得以更好地发现自己面临的真实困惑。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最好都能先看清我们所处的形势。”（第4页） 但是他既不认为自己掌握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灵药，同时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体制机构的身上。他说：“我对一切针对国家问题与国家目标之缺失的万灵药持怀疑态度。一个委员会，规模越大，成员越‘有代表性’，工作协同性越高，它就越可能仅仅缓解或掩盖我们的症状。‘国家目标’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幻觉——但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流行的幻觉之一。而我们真正的问题都是个体的问题。”（第4页）说得非常精准和深刻，在布尔斯廷看来，所谓的“国家目标”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最流行的幻觉，别有用心地制造这种幻觉的人无疑就是体现了美国“国家目标”之邪恶的无耻之人。

遮蔽真相、使人与现实隔离开来的幻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究竟如何宰制着我们所有人，这是该书的核心议题。先从我们每个人的内因说起，该书引言的题目“过度的期望”就是指向这个问题。“我们渴望并相信这些幻觉，因为我们饱受过度期望的折磨。我们对世界的期待太多。……我们的期望太过分了。”（第5页）这里所讲的“期望”是指我们对了解新闻、享受生活、国强民富、善良人性、聪明智慧等等一切美好事物的期望，总之“我们持有、培养、不断扩张这些过度的期望，因此创造出对幻觉的需求，并用这些幻觉自我欺骗。我们付钱让别人用幻觉来欺骗自己”（第7页）。于是就有记者、出版商、制造商、贸易商、娱乐圈、旅行界和最具影响力的外交领袖联手制造了充斥我们体验的幻觉，成了一门国家的生意，“而且是美国最有诚意、最不可或缺、最受尊崇的生意”。于是“一切为了满足这些过度期望所做的努力，仅仅是让期望变得更加过度，让幻觉更加诱人”。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期望创造了一个充满幻觉的世界，人们生活于其中自得其乐，以至于将幻觉错当作现实，把自己与生活的真相隔离开来。（第7页）这种幻觉不仅取代了本应被认识、被改造的现实，而且形塑出美国的国家形象、时代形象和人们的形象。从现实到幻觉到形象，一个巨大无比的国家和时代的幻象就这样炼成。在这个意义上，布尔斯廷说更值得人们忧虑的不是现实，而是人们用以取代现实的形象；因此只有察觉和认识这些幻象，才能驱散迷雾，找到真正的问题，使人们得以面对真实的世界。（第8页）

第一章“从采集新闻到制造新闻：伪事件的洪流”的核心议题是关于幻象的来源、形成和影响，“伪事件”的概念就产生于这里。所谓“伪事件”，“是指这种新的人工合成新鲜事淹没了我们的经验，我称之为‘伪事件’（pseudo-events）。Pseudo这个前缀来自希腊语，意为虚假，或意图欺骗”（11页）。他从爱德华·L.伯内斯的《舆论的结晶》（1923）一书中引述了一个例子：某酒店老板希望提升酒店的声望，公共人士就提议举办一场三十周年庆典，结果这场庆典被广泛报道，目的达成了。布尔斯廷说“这场庆典就是个伪事件，显示了伪事件的所有基本特征”。“庆典本身就成了证据，证明酒店确实是个杰出的机构。这个事件给酒店带来了它假装拥有的声望。”（12页）我认为以这个例子来论证什么是“伪事件”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不能排除酒店虽然办得不错但是知者不多，在行业竞争中很难绝对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又确实存在大量以庆典粉饰现实、制造虚假声望、蒙骗世人的事件，就其与事实真相相比而言的确就是“伪事件”。这些“伪事件”的影响全部来自报纸、杂志、新闻短片、广播和电视的报道，假如没有新闻，庆典几乎就是白费劲。那么，制造“伪事件”与制造新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主要的区别在于需求者的身份、目的和体验各有不同。布尔斯廷认为人们对新闻的心理期待很容易转化为对媒体的无趣的抱怨，这就给媒体人从采集新闻发展到制造新闻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如果天下无事、没有新闻，那就必须挖掘趣闻、爆料幕后，再没有办法也要“给众所周知的事情添油加醋，或是揣测未来的惊人事件”（10页）。从新闻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分析符合新闻供需的真实心理，也是社会心态形成的真实反映。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布尔斯廷在美国的新闻体系和社会舆情心态中无法看到和难以想象的是另一种新闻制造和另一种性质的“伪事件”。

其实，关于庆典与“伪事件”的关系，作者还谈到了一个更重要和更有典型意义的例子，那就是1951年4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回到美国之后受邀到芝加哥参加由市政局精心安排的“麦克阿瑟日”（1951年4月26日）游行庆典。当时由三十一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者组成的团队在游行路线上观察和记录人群的反应，并把观众所看到的（或自称看到的）景象和他们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作比较。这项研究最重要结论就是在电视上呈现的庆典全程完全符合人们的期望，而在现场者则遭受双重失望：在现场既没有看到多少东西，还错过了观看电视上的表演，但是他们获得的补偿是在重播的电视上寻找自己。（28-30页）作为“伪事件”的庆典就这样满足了制造者、参与者和观看者的需求，所制造的幻象看上去都是美好的。但是布尔斯廷继续谈到了示威游行作为另一种“伪事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那种幻象却包含了极为真实与尖锐的政治性，促使人们思考在“伪事件”中存在的真问题。1960年12月2日，在新奥尔良合校风波期间，市长德雷赛布·S.莫里森向新闻人写信，提出让新闻和电视不要再报道这场争端，理由是只要电视媒体在场，就是在酝酿混乱，因为很多人是为了在电视上露面而参加示威。新闻界当然严词拒绝了这位市长的请求。（30页）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但不害怕而且非常愿意在与政府对抗的示威中在电视上露面？布尔斯廷没有把游行示威看作是与庆典游行一样的“伪事件”，但是似乎也认同了市长认为有人是为了上电视而参加示威这一说法。其实，很难证实怀有这种愿望的参与者就仅仅只是为此而来，因为不能排除他们既有反政府的真实愿望同时也希望上了电视，甚至把后者看作是传播示威力量的一种方式，前提是他们不必担心由此而产生的危险。

作为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对于“伪事件”与独裁政治宣传的区分看得很清楚，他指出“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同主宰极权国家的政治宣传截然相反。政治宣传——比如说，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定义的那样——是故意扭曲的信息，其效果主要来自情绪上的感召”（35页）。在这里我们当然会想起德国著名电影学者、文化批评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Von Caligari zu Hitler: Eine psychologisch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ilms，1947；黎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谈到的纳粹帝国的庆典与以电影创造国家幻象的问题。克拉考尔以研究纳粹主义的特定视角关注一战后的德国电影中如何形成纳粹文化的母题，以及与社会、民族心理的关联。克拉考尔认为纳粹的纪实性新闻片风格的优势并不在于电影的美学意义，而要到极权主义体制的结构中去寻找；纳粹统治者不但要使人民接受现实，而且要对大脑进行消毒、要通过各种耗费心力的活动调校民众的心理状态（《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 307-308页）。他通过深入地分析1934年纽伦堡党代会的专题影片《意志的胜利》中的华丽盛况，一针见血地指出“说白了，戈培尔的宣传不满足于将纳粹体制强加于民，它还极力迫使民众的心灵归顺这个体制”（310页）。“只有无视一切传统人文价值的虚无主义政权才会如此毫不犹豫地操纵整个民族的身体和灵魂以掩盖自身的虚无”（312页）。因此，布尔斯廷明确区分了发生在美国的“伪事件”新闻与纳粹帝国的政治宣传，前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新闻的过度期望而制造新闻，后者是以故意编造的谎言遮蔽和扭曲真相，目的是希特勒所说的“要说服大众。……即使是最简单的想法，也必须要通过上千次重复，他们才能记住”（《幻象》，36页）。

只有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布尔斯廷所揭露的美国政府制造新闻的方式与性质。一方面，在现代总统新闻发布会于1933年兴起后，美国记者获得了定期当面问询、羞辱、刺激总统的权力，将他逼入某种立场或公开拒绝某种立场。总统可能以不方便为借口拒绝会见一群政见不同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但他鲜有胆量拒绝媒体。拒绝本身就是新闻，“无可奉告”本身就传递出至关重要的信息。在1950年之前，华盛顿就驻有一千五百位通讯记者，为他们服务的是近三千位政府新闻官员（18页）。而在另一方面，政府乐于频繁举行各种“新闻发布会”，在1947年，为新闻发布会准备和提供发布材料的政府新闻官数量甚至两倍于收集它们的新闻人，成功的政客总是最能熟练利用媒体的人。罗斯福总统被海伍德·布龙称为“美国总统中最优秀的新闻人”，他是政客中的第一位现代新闻大师。人们都知道他如何利用试探性声明和非正式评论，如何把总统新闻发布会从无聊的仪式变成后任总统不敢轻忽的国家传统，以及如何发明了炉边谈话。人们也当然知道在他身后有一个由新闻人、诗人、剧作家和职业演讲人组成的专业团队，于是“公民们对某篇演讲稿写作过程的兴趣几乎和对稿子内容的兴趣一样高”（23页）。布尔斯廷还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美国政府应付和利用新闻界的柔性体系，表现在新闻发布会等常规方式之外的更有弹性、更暖昧的交流模式。比如政府成员和新闻界精选的几位代表共进晚餐，后者也都明白得到的所有信息都要根据规则发布，明白言论能披露到什么程度，用词也要得体。记者常常不知道自己听到的究竟是简单的实情、刚定下的政策，还是政府方面的期望，或对方是不是在刻意散播不实信息以安抚公众对实情确实如此的恐惧。但是无论如何，尽管官员都掌握“在不说谎的情况下否认事实的技术”，新闻人还是拥有解读与传播的自由和能力。布尔斯廷这样概括政府与新闻人的合作与博弈关系：“对我们来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广播自由也包括制造伪事件的自由。互相竞争的政客、新闻人和新闻媒体加入了制造伪事件的比赛。他们互相争斗，竞相以引人入胜、‘信息量大’的方式解读世界，提供这个世界的形象。他们可以自由地怀疑事实、创造新闻、要求他人回答自己编造的问题。在我们那‘思想的自由市场’上，人们面对着互相矛盾的伪事件，被允许从中判断。当我们在说使公众‘知情’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意思。”（36页）简单来说，没有人可以随意堵塞别人的耳朵、封闭别人的嘴巴，也没有人有权在众声喧哗中一锤定音。但是在竞争中产生的垃圾信息、真伪难辨的新闻和层出不穷的“伪事件”也会困扰人们，在某些关键时刻甚至有可能导致国家脱出建立在共识之上的制度常轨。布尔斯廷念兹在兹的忧虑是美国公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必须要喂饱媒体！必须要让人民知情！于是，大部分追求‘更多资讯’的要求就被误导了。”（37页）“越是孜孜不倦地想让自己‘知情’，他们就越多地被伪事件蒙蔽。”（38页）这是“饱汉”的烦恼与病症，也是在另一端世界中的“饿汉”应该知道的资本主义新闻的“伪事件”真相，问题是如何选择或者是能否选择。英国传播学界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艾伦（Stuart Allan）从“新闻文化”的概念出发，对在目前的研究中流行的“媒体-社会”二元论进行质疑，力图“尽力发现新闻媒体如何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如何曲解、改变，有时候甚至挑战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的”（斯图亚特·艾伦《新闻文化》，News Culture，1999；方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在“制造新闻：真相、意识形态和新闻工作”的议题中对于存在于权力与新闻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强调“只有当‘新闻自由’成为一条受到保护的原则，免遭来自权力和特权的阻碍时，新闻媒体的民主功能才能得到发挥”（53页）。同时他也从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多重过滤系统”理论等角度揭示了隐藏在“惯例”“价值”和“框架”等概念下的真实性问题。这对于我们从受众的角度深入思考“饱汉”与“饿汉”的选择问题颇有启发意义。另外，身为历史学家的布尔斯廷由此很自然就想到自己的专业：当新闻的参与者都常常难以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谁是历史，谁又是历史学家呢？”（31页）这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质疑。

与新闻制造的“伪事件”相比，更令布尔斯廷痛心疾首的是所制造的伪“国家形象”。第五章专门论述“从理想到形象”的转变，国家形象与理想价值观的背离是其中一个议题。很显然，在此之前他所揭露的新闻“伪事件”、名人取代英雄、冒险异化为观光等等问题的背后都存在理想价值观被疏离的变化过程，结果是连上帝也失去了力量，仅仅成为一个形象。这个国家形象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合成的、可信的、被动的、逼真的、简化的、暧昧的伪理想，如果在最坏的语境中，这个形象的本质就有可能是邪恶的、反人性的。布尔斯廷从语义上分析了“理想”在美国的意涵演变，比如“理想”变得“老土”（corny）了，“老土”这个词现在常常用来指称直截了当的理想宣言。我不知道从六十年代到今天，“理想”这个概念在美国的语义中还有什么变化、是否又回归到“理想”本身，但是起码曾经有过的变成“老土”的经历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布尔斯廷当然关注到“理想”这个概念曾经为研究历史研究与社会研究“赋予了形式”，我认为或者更应该说是提供了价值判断。他说弗朗西斯·帕克曼生动描述了法英在北美森林争夺殖民帝国时天主教与新教理想之间的冲突，乔治·班克罗夫特认为为了独立与宪法的斗争是追求理想的斗争，追寻的是独立、民主与新的国家；但是在20世纪，运用统计数据、模式、中位数与平均数等方法的新社会科学取代了“理想”观念的论述角度。我想在五六十年代正是计量史学在美国发展很快的时期，布尔斯廷的忧虑未必就是反对这一新的研究方法，而是对其存在的片面性弊病感到不适。他尤其担心的是在数据包装和塑造的美国国家形象会传达出不真实的信息。第六章的标题“从美国梦到美国幻觉？自欺欺人的声望魔法”就是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忧虑。为此他通过改变来挪用了王尔德的一句话：当神明想惩罚我们时，他会让我们相信自己的广告（243页）。这可能是自从人类学会建构自己虚假的国家形象以来，有人说得最狠的一句话。布尔斯廷对美国人说，“我们可能是史上第一群有能力把幻觉变得如此多彩、如此有说服力、如此‘真实’，以至于可以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我们是地球上最沉溺于幻觉的人民”（244页）。不过我对此未敢贸然苟同，还是要认真想清楚再说。

布尔斯廷对于“幻象”的无处不在有很清醒的认识，包括发生在自己的学术声望上的“幻象”。他不无自嘲地说：“作者永远都无法真正了解他的书到底在说什么。尤其在今天，像所有人一样，作者对自己所做之事的观感，也被形象与现实之间愈发模糊的界限所遮蔽。……我在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前言中如此强调它的名气，不过又一次证明了对伪事件的喜好有多难避免。这种喜好在过去不断加强，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如此。”（第2页）对于学术界与媒体上的名流人士来说，对知名度、伪事件的自我反思是一种相当稀缺的品质。

正如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在2012年撰写的“经典版后记”中所言，布尔斯廷在心底是个保守派。洛西科夫一方面高度肯定了布尔斯廷创造的“伪事件”等概念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关于人造形象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取代现实本身的准确预言和论述（268页），同时也指出了他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网络连接技术会发展到何等程度，以至于挑战他避之不及的形象制造（270-271页）。但是他说，“他分析了我们被哄入梦乡的过程，正视他的分析，我们或许最终能找到让自己重回清醒的机会”（272页）。尽管这本书写于大半个世纪之前，但是这种分析和提醒仍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的确是一个让所有活在幻象中的人“重回清醒的机会”。最后我想补充的是，书后的“延伸阅读（及写作）建议”是一份很有学术含量的文献，是我们今天研究跨学科新闻史的研究语境的很好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