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八年（1763），京师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痘疫。上至内阁大学士刘纶、翰林曹锡宝，下至文人蒋士铨、没落旗人张宜泉、敦敏、敦诚等，广受波及。“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蒋士铨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著名的《痘殇叹》，对癸未年京师痘疫惨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绘：
三四月交十月间，九门出儿万七千。郊关痘殇莫计数，十家襁褓一二全！
杀胎破卵君子戒，天殛神罚何为然？可怜修短系禄命，电光石火风轮旋。
雏婴殒折等毛发，乞丐顾复同豪贤。育婴有堂制亦古，圣朝幼幼恩无偏。
蜂房夹庑列户牖，蜾蠃各领虫娘钱。安眠一榻鱼戢戢，索乳满席蚕蠕蠕。
长成亦有弟兄谊，委弃那得爷娘怜？但存年月注簿籍，未有姓氏求渊源。
生来死去牛辇载，移根接叶人因缘。昨闻车箱有儿破棺出，痘母所赦城阃喧。
入堂两日哭者至，三世孀妇来儿前。喜儿不死嗣弗斩，揭盋负去欢生颜。
归家遍语四邻妇，儿死慎勿轻抛捐。（忠雅堂诗集》卷一一）
蒋士铨以《痘殇叹》诗忠实地记录了这场惨痛痘疫，部分重构了癸未京师痘疫的文化景观，成为清代悼殇诗文的上乘之作，揭示了文学叙事抚慰痘疹创伤、重建生命秩序的可贵努力。更为重要的是，《痘殇叹》揭开了中国文学悼殇传统的一角，它所展现的乾隆中期京师人民对“痘”的恐惧与对“殇”的无助成为解锁这段尘封史册的一把钥匙。
所谓悼殇中的殇，指的是孩童未及活到成年而夭折。《逸周书·谥法解》曰：“短折不成曰‘殇’，未家短折曰‘殇’ ”（参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仪礼·丧服传》甚至规定了不同年龄所对应的“长殇”“中殇”和“下殇”（参胡培翚《仪礼正义》第四册）等。在古代社会，导致小儿未成年夭折的主要原因有疾病、战乱等等。“麻痘惊疳”这四类疾患在我国古代被认为是伤损小儿性命的四种险症。在古代诗文作品中，可能也因此存在一个渊源有自的追悼夭亡者的传统。历代文人称之为“悼殇”“悼夭”“伤夭”等。汉赋中已有《伤夭赋》《悼夭赋》，魏晋时期王粲、曹丕、曹植等人更是提高了此类作品的文学品格。关键是，据研究，这类作品的诞生“以公元二至三世纪中原疾疫为背景”（参王子今《二至三世纪中原疾疫与汉末文学的“悼夭”主题》，《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换言之，瘟疫与悼殇传统如影随形，是其兴盛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后的汉魏隋唐墓志、杜甫、孟郊、白居易、苏轼，一直到明清归有光、汪琬等人的悼殇诗文，大多数背后有疫病导致儿童早夭的惨痛记忆。值得一提的是，悼殇传统也辐射到了戏曲、小说的创作之中。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出《悼殇》便是一例。当然，在清代痘疹疫病猖獗之时主要承担悼殇功能的还是诗文作品。
清代的父母让未患天花的儿童穿上天花患儿的内衣，从而不再会得天花
清代痘疹疫病似乎尤为频仍。康熙朝以后，虽然种痘术的普及在宫廷范围内降低了痘疹感染及死亡率，但在全国范围内儿童痘疹死亡率仍然比较高，还时常会在一定区域内大流行，乾隆癸未这一年京师痘疹便是清代中期痘疹的一次范围较为集中的流行。上至大臣刘纶、曹锡宝、蒋士铨等人，以至在旗的中下层文人敦敏、敦诚兄弟，以及张宜泉都留下了关于这次疫情的诸多文字叙述。其中表现极为突出的是一些文人诗文作品中对因痘疹而逝去的子女的深切追怀。这些文辞构筑了一个哀伤的叙事空间，使得百年后的读者仍然能够进入情境之中，体味他们的痛楚。同时，关于乾隆癸未京师痘疹大疫的文字也在追悼者心中起到了哀伤抚慰和叙事重建的作用。
针对疾病后的患者及家属心理建设，英国学者加雷思·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曾提出“叙事重建”（Narrative Reconstruction）的理论：“如果‘人生进程’暗示了个体与环境或情境之间，以及这些环境与他们所处历史和社会之间的不确定的相互关系，那么叙事便可以被视为这一关系的认知关联。叙事评价并肯定着人生进程经验的多种现实，因为它既与自我有关，也与社会有关。”（Gareth Williams, The Genesis of Chronic Illnes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瘟疫中遭遇丧亲之痛的个体，无论其地位如何，都有重建被损毁的自我与周围世界之间关系的意愿，而实现这种意愿性价比最高的方式之一便是叙事。
这一点即使贵为皇帝也不例外。清乾隆十二年除夕，乾隆皇帝的嫡子永琮因“出痘”而亡。乾隆皇帝不仅在上谕中反复夸赞他“毓粹中宫，性成夙慧。甫及两周，岐嶷表异”。他还借太后的喜爱表达了自己“深望教养成立，可属承祧”的意图。然而事与愿违，“今不意以出痘薨逝”。乾隆皇帝除了“深为轸悼”之外，甚至将自己“嫡嗣再殇”的原因归结于“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清实录》第十二册）
与面对大臣们的理性思考不同，乾隆皇帝在他次年春天的《御制诗》中流露出对早逝皇子的追念，甚至有一丝怅惘。请看这首《新春试笔》：
又拂新春试笔笺，且将闲景答流年。
藉非喜者忧何至？可识彭将殇尽然。
小几金钿犹错置，天街爆竹正喧填。
眼前花本非牢物，底镇牵情拟弃捐。（弘历《御制诗二集》）
在“眼前花”一句下，乾隆自注云：“俗语云：儿女眼前花。”以民间俗语入诗，皇帝似乎有意将自己此刻的身份想象成为一位刚刚痛失爱子的普通父亲，而非统治帝国的万圣之尊。儿女如同眼前花，旋生旋落，轻易地被痘疹夺去性命，而即使掌握生杀大权的一代人王帝主，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在癸未京师痘疫中，即便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刘纶也难免遭遇丧女之痛，他的《第六女细宝圹志》写得哀婉动人，详细描摹了刘纶年仅九岁的女儿细宝从发病到离世的情状：
女细宝生于乾隆乙亥七月八日午时，以痘殇于癸未八月二十一日寅时。在世裁九龄尔……今年夏，予番值留京寓，当退食副瓜。女必检瓜仁属婢漉而藏之，自言中秋来，为阿耶坐月取下酒。讵意吾女竟以是夕疡发不起矣。女病初困视听，两观先离，口号召家人名殆遍，至弥留，舌彊，犹喃喃曰：“阿婆、阿婆！”是以予母恸尤剧。泪苏苏不止曰：“细宝安在！”嗟夫，是予之罪也夫！（刘纶《绳庵外集》卷七）
细宝乖巧可爱，尤为父亲、祖母所宠爱。刘纶在这篇《圹志》中交代了细宝染病的细节：时值夏令，细宝捡取瓜子，说要留着给父亲到中秋节下酒，多么温馨孝顺的场景，然而她罹患痘症就在这天夜里。细宝临终前，舌头僵硬了，仍然喃喃地叫着“阿婆”，以至于刘纶的老母亲“恸尤剧”。患痘之始的对话，临终之时的喃喃，刘纶笔下细宝生命中仅有的两个细节，浓烈的悔恨痛惜之情跃然纸上。为军国大事日夜操劳的大学士刘纶用这篇《圹志》寄托了对细宝的哀思，也重新梳理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心理秩序：此前，他既为人子，又为人父。痘疫带走了细宝，他的责任是安慰母亲和妻子。同时，平衡好家事与国事，不影响日常政务。刘纶用白描手法描摹细宝离世之迅速与痛苦，令人读之椎心泣血。不愧为乾隆时期的古文名手。
乾隆二十八年曾在京翰林院任职庶吉士的曹锡宝多年后，也在《痘疹定论序》中追忆自己死于痘疹的三个孩子：“忆予在都时，一子二女皆以痘殇，方初起，询之医者，佥曰是险症而弗治事，后思之未尝不深以己之昧于医理为恨。”（曹锡宝《古雪斋文集》）曹锡宝在该序中深情回忆了自己一儿、两女皆死于痘疹的悲惨经历。此序提及丧亲之时，他“在都”。经考察曹锡宝的《曹剑亭先生自撰年谱》，得知所谓“在都时”恰是乾隆二十八年，这一年曹锡宝四十五岁：“是年应散馆，乃以疡疾未愈，大教习刘绳庵先生不令与试，仍在庶常馆。”而这一年的十二月，不幸发生了。他的“次女痘殇。女为予所钟爱，年八岁，已读竟万首绝句，聪慧实异常儿，一旦夭亡，心绪之坏，尚何可言”；第二年，不幸再次发生，他的“妾所生子又痘殇”（参曹锡宝《曹剑亭先生自撰年谱》）。接连丧子使得曹锡宝的疡疾加剧，数年后才得以痊愈。由此可以推知，如果子女患痘去世，对父母打击之大。因此周汝昌先生坚持认为：“雪芹子殇，即缘痘祸，其时间殆亦在秋日，盖至十月，其势已稍止矣”，“此区区‘小事’竟能夺去伟大作家曹雪芹父子生命”（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这一观点从情理上有一定合理性。
《痘疹定论》
乾隆癸未的这场京师痘疫，不仅使得汉族文士体味丧子之痛，对于在旗的中下层读书人也堪称一场浩劫。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就是一个例子。他曾写下《哭子女并丧》一诗歌，题下自注云：“余生二女一子，因出痘仅存一焉”，很可能作于乾隆癸未这一年。全诗如下：
不获家门幸，重重祸痘疮。
才含娇女泪，又割爱儿肠。
怀免功非浅，心连痛莫忘。
慰妻看乳上，犹有一啼娘。（张宜泉《春柳堂诗稿》）
据考证，张宜泉晚年生活在北京西郊厢白旗领地，曾担任教习之职。经历痘疹大疫，他的一双儿女都不幸罹难。面对如此惨祸，他能做的也只有劝慰妻子，保重节哀，毕竟你膝下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呢！强烈的情感冲口而出，劝慰妻子，其实也是在说服自己，善加保重，惨淡经营。正如诗下评曰：“不事雕饰，纯任自然。”
痘疹对于同为曹雪芹密友的满族没落宗室敦敏、敦诚兄弟，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据吴世昌先生对敦诚《哭芸儿文》的研究，“此次痘疫他们家中共死五人（‘汝姊’、‘汝兄’，似即指敦敏之女及阿卓）”（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且看敦敏在《懋斋诗抄》中为因痘而亡的小女连续写下的四首诗歌——《哭小女四首》：
一念旋教泪欲垂，那堪深思倍神驰。灯前空屋重回首，最是黄昏钟静时。（其一）
膝前欢笑恰三年，钟爱非关少女怜。忆汝临危犹眷眷，连呼阿父泪潸然。（其二）
小胆依人姊妹行，时惊鸡犬一彷徨。如何衰草寒烟里，一例孤坟傍白杨。（其三）
汝弟才亡未十日，汝姑先去只三朝。夜台相见须相护，莫似生前太恃娇。（其四）
他与小女儿感情非常深厚。在哭悼女儿时可能出于不忍，敦敏没有提及她患痘的过程，而是将追忆的侧重点放在了女儿死去世界的想象：我的女儿那么胆小，平时鸡犬叫声都能够将她吓到，何况是白杨衰草，凄凉孤坟呢？在最后一首诗中，敦敏似乎是在劝慰女儿：孩子别怕，有姑姑和弟弟作伴，泉台之路应当不寂寞吧？同时，还不忘叮嘱女儿不要像生前一样恃宠而骄。敦敏的安慰与叮嘱如此家常，就如同女儿不是因痘离世，而只是要去远行。敦敏用四首绝句寄托了对女儿的绵绵哀思，同时，也建立了一个以女儿之死为中心的抒情-叙事时空，使得读者能不断进入场景，了解他女儿的故事，而小女的叙事也拨动了他者的心弦。
在同时期的述痘文字中，敦诚《哭芸儿文》与《哭妹侄侄女文》可以称得上是情感最为炽热之作。这两篇文字也为二百年后的我们了解这场瘟疫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亲历书写。先看敦诚的《哭芸儿文》。他先是表达了对芸儿之死的不可置信：“吾只疑汝未死者然，乃疑汝未死而不听汝啼、闻汝笑、睹汝乳食。呜呼，阿芸真死矣！”接着回忆了阿芸生前受宠的种种事迹，重点是她生病前后燕京中的众生相：“会汝病之先，燕中痘疹流疫，小儿殄此者几半城，棺盛、帛裹、肩者、负者，奔走道左无虚日。”乾隆癸未京师的这场痘疫，小儿死亡之多，竟到了“奔走道左无虚日”的程度，堪称触目惊心。正可与其另一篇《哭妹侄侄女文》中的记载相对照：“初，阿卓患痘，余往视之。途次见负稚子小棺者，奔走如织，即恶之。”（敦诚《四松堂集》卷四）
《四松堂集付刻底本》
《哭芸儿文》最为突出的叙事特征是在叙述中打破自然时间线，将对芸儿患病的回忆与对当下情境的描摹有机编织在一起，往日重现的温馨与“夜窗灯下”的凄凉交错在一起，亦真亦幻。芸儿留在世间的印象定格在“临诀时，尚从保母怀奔至汝母怀，支撑抚摩，若难为别状，复顾小婢微笑”，如此聪颖巧慧的女孩儿，本是不应该死去的，然而却造化弄人，“移时泪下而绝”。敦诚对小女儿的记忆中，不仅有不舍，而且还有自责，他谴责自己早知道芸儿不可挽救，为何还要“以药饵苦汝，且速汝死”，到了这一步，敦诚作为父亲的情感达到了近乎失去理智的程度。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敦诚描绘了埋葬芸儿前后的哭祭伤心，与此同时，心理重建也在悄然展开：
今瘗汝于西郊，汝姑、汝姊、汝兄之侧。四人中惟汝最小，吾更属彼三人冥途互相怜爱于汝。汝保母吾已遣之别室，衣食悉如汝在时。非故遣之，恐见之更伤汝母心也。前夕汝母梦汝来，左手牵母衣，右手持玩具、小履、旧裳如生前状，倏然惊觉，悲泣终夜。汝何忍频于梦中更碎断其肠耶？呜呼！阿芸，汝往矣。汝父哭汝于死，复哭汝于殓。情犹未已，昨更斜阳瘦马，哭汝于西郊之小邱。计此眼泪，岂止洗面乎？嗟乎！儿女之债已偿，父子之情已尽，但想汝未生之前，不思汝已死之后。呜呼阿芸，自兹以往不复一念及汝矣！（敦诚《四松堂集》卷四）
埋葬和哭祭是人类在亲人去世之时情感表达的峰值。因为在这一场景之后，正式宣告了与死者的彻底阴阳两隔，永不复见。古人既相信身后世界的存在，又只能按照自己的生活来想象亲人死后的生活，二者之间有时存在着矛盾，他们生命观的矛盾性也在于此。整篇祭文的落脚点令人深思：“自兹以往不复一念及汝矣。”这一表述在祭文类的文体中并不常见。敦诚对芸儿的爱毋庸置疑，然而他却亲口对死去的女儿说出了 “儿女之债已偿，父子之情已尽，但想汝未生之前，不思汝已死之后”。看似不合情理，实则正话反说：只有忘记女儿，作家才能摆脱苦痛，回归正常生活；只有“绝情”，才能使芸儿的母亲略减悲哀，避免不必要的悲剧再次发生；只有强调 “儿女之债已偿”，才能使得活着的至亲们都重归心灵的平静与安宁。张宜泉和二敦兄弟诗文中的痘疹记忆基本上是亲历的切肤之痛。
如果我们跳脱出直击痘疫的刘纶、曹锡宝、蒋士铨等汉族文士，以及曹雪芹、张宜泉、二敦兄弟等在旗文人，将癸未痘疫放在清代社会历史视角加以考察，也许结果会非常不同。颇令人唏嘘的是，灾难深重的癸未京师痘疫，在本年乾隆帝的《御制诗》中却难觅踪迹。是年秋，结束木兰秋狝的乾隆帝回到京师。农历九月中旬还宫途中路过西直门外村落，曾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天地德好生，旋转非人谋。
晴雨锡以时，久闻茂如油。
……吾民其略苏，得此吾何修？（弘历《御制诗三集》）
皇帝眼中的金秋西郊，是一派丰收景象。与同一时期蒋士铨笔下的“郊关痘殇莫计数”相去不啻天渊。也许，皇帝眼中的丰收与文士笔下的瘟疫都是癸未秋京城西郊的真实风景。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乾隆显然没能做到他所自诩的“我躬虽塞外，我心悬帝州”。清代痘疫的抗击与疫后心理重建，只能依靠亲历者来自我疗伤与重建。
总体而言，乾隆癸未诗文中的痘疹记忆不是对各族人民染痘苦难的简单记载，而是对痘疹知识进行艺术化再创造的深刻文化记忆与创伤心理图景。它们上承悼殇传统，文人们对亲历的痘疫创伤进行了椎心泣血地描摹，其悼殇诗文在追念早夭儿女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学的叙事重建，抚慰着万千痛失亲人的哀苦灵魂。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本文首发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2023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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