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启蒙世界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亚当·斯密独树一帜，他被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在道德哲学、法学、政治等领域都颇有创见，真正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三百周年，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思想巨擘。8月5日-6日，由浙江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协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大城市学院幸福城市研究院、启真馆文化有限公司、《经济思想史学刊》编辑部共同承办的第十一届启蒙运动研讨会暨亚当·斯密诞辰三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三台山庄举办。来自美国三一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出版社等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启真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毅主持，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教授、浙江大学出版社金更达总经理、《经济思想史学刊》副主编杨虎涛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执行副院长孙英刚教授分别致辞。罗卫东教授介绍说，启蒙运动研讨会是国内持续时间较长、主题非常鲜明的学术研讨会，今年将亚当·斯密与启蒙运动研讨会结合起来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位总体性的思想家。本次研讨会以斯密为中心开展非常有意义。金更达总经理、杨虎涛教授、孙英刚教授从启蒙著作出版、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分别致辞。

本次会议分为六场，有23位学者发言。

会议第一、二场为主题发言，有四位学者发言。第一场由《经济思想史学刊》副主编杨虎涛教授主持。美国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玛利亚·皮亚·帕加内利（Maria Pia Paganelli）以“从沉闷到乐观：亚当·斯密对中国的意义”为题做了报告。她指出，在斯密的眼中，18世纪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却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因而是一种“沉闷的”经济。经济的发展需要考虑市场规模、劳动报酬是否由劳动者支配，以及商人私利是否违背社会公益等因素。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研究常止步于劳动分工，忽视了市场规模。公正的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动力。沉闷经济与乐观经济的区别在于特殊利益集团是否攫取国家权力。斯密在《国富论》中非常清楚地分析了这三个要素，尤其是对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了激烈批评。玛利亚教授总结说，如果打开市场，公正地支付工人工资，努力限制特殊利益集团，那么，根据斯密的理论，那种沉闷的经济将会逐渐过渡到乐观（cheerful）的经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的报告题目是“人生苦短，及时行善：一项关于死亡凸显、时间偏好和亲社会行为的实验”。他向大家介绍了他的团队在实验经济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实验发现，更显著的死亡意识会使被试者思考更多，更关注社会公共的利益；死亡暗示越明显、时间越紧迫，被试者利他性给予的意愿更高。该实验表明，提高死亡的显著性能促进人们的利他行为，较高的时间折现率会潜在地增加一个人对他人的给予。这些结果对鼓励社会捐赠、促进公共福利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有助于研究宗教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态度，另外，激发死亡意识、提高亲社会性也为政策制定者打击腐败和犯罪提供了新思路。

第二场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张旭昆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为工商业社会提供正当性辩护的苏格兰道德哲学”。高全喜教授认为，18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那时的苏格兰道德哲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自己私人的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构建了一套“激情—利益—正义”的学说，来应对当时关于商业与道德关系的激烈争论。在这套体系里，商业是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必要活动，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发展商业的过程即追求社会公益的过程。他们从功利主义的理性计算转向情感主义的同情共感，建立起一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和商业正义论。商业与正义被赋予了现代色彩，对国民财富的增长与社会文明的进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高力克教授以“社会之镜与先验理性：斯密与康德道德哲学比较”作了报告。高力克教授认为，斯密承袭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注重道德情感的心理分析，从植根于人的社会性的“同情”心理机能，以“主体间”的社会之镜为道德判断的根据，寻找“道德感”的源泉和心理基础。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则以“主体内”的先验理性为德性之本，以先验的纯粹实践理性为“道德律”的根据。斯密以“合宜性”为中心的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至上的伦理学，表征着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与德国理性主义伦理学之低调道德观与高调道德观的分歧。在交流讨论环节，玛丽亚教授提出，高全喜教授的研究兴趣源于社会变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富论》的第一位中国译者严复也是出于社会变革这个动机，但他的译作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受，这其中有语言的问题，也有对儒家思想的批评，那么，我的问题是，19世纪中国对亚当·斯密的接受和今天中国对亚当·斯密的接受有何差异呢？高全喜教授回答说，今天的中国在斯密思想的接受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不同的文化和法律传统等等。斯密针对的市场，在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也有一些问题。包特、康子兴等学者也针对市场规则以及斯密、康德的道德观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三场讨论围绕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再思考展开，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康子兴主持，五位学者发言。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周保巍的报告题目是“《国富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启蒙文本？”他希望从阅读史的角度复原其同时代读者在阅读《国富论》的过程中心灵被“启蒙”、被“照亮”的感受。他认为《国富论》彰扬的一套启蒙价值观使其成为情感和道德启蒙的一个重要载体，斯密“道德哲学的牛顿”身份使《国富论》不仅成为一部典型的“科学文本”，而且也成为知性和因果启蒙的重要范本；很大程度上，《国富论》是启蒙时代具有鲜明的“实践”倾向，以“改良”为中心并致力于提升人类现世“幸福”的功利主义和改良文化的产物。浙江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李井奎教授报告题目为“当亚当·斯密遇见梅纳德·凯恩斯”。该报告比较了亚当·斯密与梅纳德·凯恩斯对银行金融业的观点。李井奎教授指出，一直以来，关于斯密的经济思想研究大体上遵循着“自然自由体系”的原则，但1772年苏格兰银行业危机使斯密开始深入思考思考货币和银行业的运行方式是否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对该行业进行管制的主张。凯恩斯在提及银行业时指出，投机者追求短期利润，易造成市场的波动和不稳定性；企业家则具有一种“动物精神”，在面对未来不可知的情况下，习惯依靠自己的直觉、信心和乐观做出决策，但是，投机者的行为降低了金融市场的理性和效率，使企业家的投资和创新变得犹豫，最终影响经济的稳定。因此，自由放任不是斯密经济学的全部，至少斯密和凯恩斯都认为，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存在着不稳定和风险性，需要适当的管制和监督，以保护社会安全和公众利益。

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潘坤以“马克思、斯密和劳动异化”为题，提出了斯密对劳动分工的不同看法。她指出，亚当·斯密通常被视为劳动分工的倡导者和捍卫者，马克思则被视为劳动分工的批评者和革命者，并通过对斯密的批判发展了劳动异化理论。但事实上，斯密并非一味推崇劳动分工，他同样意识到了劳动分工对人类道德精神、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的负面影响，与马克思存在一定共通性。两者的差异在于斯密更关注劳动分工对个体社会心理的不利影响，并将贫困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商业社会本身的发展，试图赋予分工不平等合理性，通过回顾过去的方法解释社会发展。马克思则更关注政治主体的政治自由和解放，将劳动分工和私有制视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以观测未来的方式推崇激进的社会革命，取代资本主义。《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编辑贾谋提出了“作为劳动价值论者，斯密为什么默许利润存在”这一问题。他认为，斯密虽然意识到利润可能是造成商业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但利润的积极影响远大于其弊端。在商业社会，劳动者能通过分工、雇用和贸易享受到比过去更多的财富和福利，受剥削显然比忍饥挨饿更具有吸引力。另外，节俭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促进劳动者福利的美德。利润的存在虽然不合理，但由于它依附的商业社会有助于劳动者福利和社会整体的发展，因而获得了斯密的默许。当然，这种辩护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情形。斯密晚年也意识到，劳动价值论和利润之间的矛盾从长远来看是无法消除的，谨慎和节俭只能延缓矛盾爆发的速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商业社会的有限合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欢博士就“亚当·斯密的三重意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亚当·斯密问题”最初并不是一个问题。启蒙时代，思想家们本来就存在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感主义之争，斯密当然也意识到了自利动机与社会道德之间存在的张力。斯密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认为应该在对道德问题保持警惕，同时维持着必要干预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商业社会的新道德秩序，促进商业更好地向公利发展。但道德与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德国学者提出了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将其解释为斯密两部著作及其思想体系之间的矛盾。王欢认为，这是对斯密的曲解。因此，斯密问题的实质是不同分析范式和背后社会秩序观之间的张力促发的思考，是商业社会内在矛盾的反映，而非斯密自身思想体系或论证逻辑存在的矛盾。讨论交流环节，张正萍提出斯密思想中有激进的一面，也有维持社会秩序的现实主义一面，如何看待这两面？周保巍认为，《国富论》的启蒙是希望改变无数无知无识的普通人的命运，尽管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来改变，但必须通过公共治理来实现。社会的真正支柱是普通人，大地主也会上当受骗，只有中下层在“改变自己处境”过程中实现财富与德性的统一，而不是羡慕有权有势者，进步才是可能的。

第四场讨论围绕时间、习俗和自然法的历史叙事展开，由贾谋主持，共有五位学者发言。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杨芳副教授以“转型与启蒙：18世纪的苏格兰”为题展开了一个背景性论述。18世纪苏格兰正处传统社会至商业社会转型期，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成为苏格兰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步骤。然而，转型也给苏格兰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传统思想适应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被新的思潮取代，苏格兰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在启蒙运动中，思想家的哲学思考和学术成果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苏格兰的社会转型与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既是苏格兰社会转型的助推器，也是其社会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济大学法学院吴彦副教授“什么是自然法？——自然法形象中的误解与曲解”为题还原自然法的形象。首先，自然法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传统，而是由一个由核心传统构成的多元思潮，其次，自然法首先是一套道德理论，其次才是一套政治和法律理论，第三，自然并不是一套完备的法典体系，而是由一些最基本原则构成的薄的自然法，有此它必然需要实在法为之补充，第四，自然法在事实与价值问题上并没有犯自然主义的谬误，他们的两派核心学说或是避开这一问题或是试图颠覆这一问题，最后，“恶法非法”命题并不是据以区分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标准，相反，自然法的核心传统通常是在一种弱自然法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员李诚的报告题目是“追逐科学：边沁与19世纪英国‘法典化’问题”。他指出，边沁希望通过一种“公众教育”，把法律的知识渗透到公众中去，将英国法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边沁意识到，要提高法律的知识科学性，法律从业者和社会公众都需要做好更多准备。毕竟，普通法及传统法律职业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与之竞争的制定法需要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政治话语优势，因此边沁又提出了议会改革，走向了政治激进主义。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杨璐副教授从时间观探讨了休谟对习俗与自然的认识。她指出，从1975年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开始，政治理论变成有关时间的观念。在英格兰中世纪政府中，隐藏着一种重要思维模式，即：英格兰的习俗是最好的习俗，因为它有着先于罗马民法和威尼斯法的古老起源；英格兰法律是最好的法律，因为它有着古老历史和习惯。休谟对这一传统无意识的参照与分歧，构成了他独特的时间叙事。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赵雨淘分享了费希特“锁闭商业国”构想对现代政治经济体系的反思。她指出，费希特不同意英法启蒙思想家强调的贸易可以形成互利互惠的自由秩序，认为追求经济的相对优势会导致战争状态，加剧经济上的争夺。另外，自由市场存在着一个不平衡机制，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经济依附，影响社会正义。为了解决该问题，费希特主张改造国家内部的制度安排，建立对财产、分工和市场交易的严格政治控制，把国家在经济层面上也“锁闭”起来，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实现更加完全的法权与正义。赵雨淘认为，费希特的“锁闭商业国”构想，是对现代政治经济体系历史进程、规范原则和空间秩序的反思，社会未来的发展也许注定要走一条与费希特所希望的不同的道路，但他的反思对理解当下全球秩序仍有重要启发意义。发言结束后，在座学者就8月5日发言的相关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爱丁堡的史密斯雕像

第五场于8月6日上午举行，围绕启蒙作家思想的内在紧张与外在冲突展开，由周保巍主持，五位学者发言。康子兴的发言主题是“隐匿的论战：斯密与卢梭的相遇”。他认为，卢梭是亚当·斯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敌，他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否认了人类具有自然社会性，认为文明社会缺乏德性的基础。为了反驳卢梭，斯密在《国富论》中将野蛮社会描述得极度贫穷，民风残忍，所有人都要从事劳动，最大的财富属于族长，族民则是族长的奴隶，平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商业文明社会整体经济水平高，道德风尚温和开化，弥补了财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更值得人们拥护和肯定。在斯密看来，财富的繁荣和文明的成长并不会必然败坏道德风俗，反而有助于商业社会新的社会道德秩序。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任舒怀比较了卢梭的政治美德和道德美德，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矛盾性。在卢梭的道德观体系里，政治美德依赖于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引导人们走向共和国的公共利益；道德美德依赖于良心和理性，主张用良心和理性征服人的激情，追求人类普遍福利，以此产生了作为“人”和“公民”的自我认识矛盾，这是自然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结果。为了应对这种紧张关系，卢梭以祖国之爱维持作为公民的国家自尊，以人类之爱维持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政治的好处是有限的，在任舒怀看来，卢梭的核心思想不是激情可以被驯服，而是“人类对自爱的需求”会被政治发展所腐蚀。

清华大学水木博士后朱华辉谈到了亚当·斯密对专制与海外帝国统治的看法。他指出，斯密的政治观念具有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对帝国统治的严厉批评暗示了他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和对全球主义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远距离专制是一种必要的政府统治形式。斯密认为，主权权力下放是欧洲帝国政治统治体系的缺陷，纵容了地方总督、贵族和商人的无常与专制。他提出了一个“遥远帝国”的统治模式，即把地方精英吸引到帝国中心，在代表和君主的监督下接受管理，在不压制臣民自由的情况下，维护大帝国的统一，并遏制地方统治者的专断横行。可见，斯密对帝国统治和专制的批判只集中在地方主权的放纵上，对整个大帝国的统治仍然有保守政治态度。浙江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江伟就“亚当·斯密思想中的保守主义面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斯密将权威和秩序看作是比改善穷人命运更重要的事。在权能原则和效用原则的指导下，人性中存在着如崇拜富人等这类有助于维持社会等级和秩序的心理倾向。他还强调一般规则和义务感对人类激情的约束作用，二者结合，能从社会和反个人主义角度限制个体主观意识的膨胀，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在稳定预期之上。另外，他还强调了审慎这一保守主义德性，认为具有审慎品格的人民在改善自身状态的过程中从容不迫，在社会交往中重视社会既有的道德规则和风俗习惯；在政治上冷漠退守，不易被热情的政治言论所煽动。他还区分了政治家的公共精神和体系精神，认为高级审慎有助于政治经济变革领域的保守和平衡。因此，斯密虽然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也赋予了自由主义稳健的要求。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一璇通过考察科布登的政治经济思想，对英国自由放任主义进行了再检视。她指出，科布登虽自称“激进改革者”，但他的政府干预理论不是主张消除一切政府干预，而是使政府干预趋向合理。他的自由主义具有普遍主义和非阶层主义倾向，反对阶级立法、阶级斗争，相信利益的普遍和谐，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促进所有人的福祉。因此，“自由放任主义”一词，无法涵盖科布登全部复杂多变的政府理论体系，自由放任主义在英国是否是一个神话，它所谓的“守夜人国家”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尚存许多研究空间。交流讨论环节，周保巍认为，“遥远帝国”也可能是自由的发源地，应该如何看到距离与帝国的关系？朱华辉承认距离并不一定导致专制。其他学者就卢梭与斯密、卢梭思想的内在矛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六场围绕亚当·斯密思想的伦理面向展开，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范昀教授主持，四位学者发言。湖北大学哲学院李家莲教授提出“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道德难题”。她认为斯密用同情的“合宜”性解决其政治经济学中的道德难题，认为可以通过情感投射的方式赋予经济行为正义性，但这是有困难的。她认为斯密基于情感投射原则的道德哲学落足于主观想象，无法受到具有客观效力的道德判断原则的约束，并提出了关于斯密政治经济学道德难题的新解，认为可以把情感投射转变为“承应性移情”，为合宜提供独立于主体的客观规范原则，形成新的、具有客观效力的规范价值，最终将道德原则落于实处。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李哲罕考察了亚当·斯密的教育观，试图阐释斯密如何调适社会与个人、功利与德性的矛盾等问题。他指出，在斯密看来，教育是国家义务的一种，需要由政府保障其良好运行。同时，教育和劳动分工紧密相连，劳动分工会导致人们劳动以外的能力衰减或得不到充分发展，不利于人整全性的实现。因此，教育就成为实现人的整全性的矫正措施之一，进而培养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对社会产生“效用”，促进“社会实利”与“个体美德”发展。李哲罕还提出了一些对斯密教育观的批判性思考，譬如教育是否真的能矫正劳动分工带来的问题、国家是否能提供合适的教育等。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亚萍讨论了“斯密语言发展模型域下的语言演进三维度进路”。她注意到，斯密将人类语言分为原始语言和合成语言两种形态，认为原始语言的演进道路更为原始、“自然”，具备达到“更大完美度”的可能；而现代语言的表达“啰嗦、约束、单调”，不如原始语言精准。她接着论述了斯密构建语言演进的过程，以人类天性为出发点，强调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为满足人类“需求”，与人的认知能力共生演化的一个过程。斯密从语言的效用，强调语言发展的“无意向性”，这与其市场模型中“看不见的手”这一关键概念相似，体现出一种自我实行的秩序系统。因此，斯密的市场模型不但可以用来解释经济机制，还可以被应用来理解人类社会机制整体的发展和演进。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正萍考察了亚当·斯密哲学文集中关于艺术批评的篇章，将优雅艺术的审美教育与商业社会的需要相关联。在讨论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时，斯密反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模仿说”，主张审美愉悦源于艺术作品的“差异性”和“表现力”，并以惊叹、赞美等情感来解释审美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此外，斯密以园林艺术为例说明艺术批评具有一定的社会相对性，因此，尽管他认为合宜性是美的标准，但他并没有彻底否认时尚、习惯、效用等因素对审美的影响。斯密相信优雅艺术对社会所具有的审美教育功能，并主张以科学和艺术来矫正商业社会的弊端。斯密的艺术批评理论与其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他的“人的科学”。斯密的批评思想在 19 世纪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等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回响，他们都曾论述过艺术在“人的科学”中的重要作用。这足以说明，艺术批评与政治、经济和道德领域是密不可分的。讨论交流环节，周保巍指出，斯密实际上是一个很关注审美教育的学者，尤其是在格拉斯哥时期，这一点可以作为斯密美学思想的补充。范昀也提出，英国的美学传统不同于德国美学思想，需要进一步廓清和认识。

研讨会闭幕式由浙大城市学院幸福城市研究院院长吴红列教授主持，张正萍副教授对本次研讨会作总结陈词。她认为，本次研讨会以亚当·斯密为中心深入探讨了长18世纪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语言以及审美的思想，与会学者精彩的发言和讨论环节热烈的交流给相关研究领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创新思路。最后，她对各位学者远道而来参与会议表示感谢，并期待这个学术共同体能获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