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日本舆论界对中国共和制度的关注与讨论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政府干预、插手中国革命，趁机扩大在华利权；在野的“支那浪人”集团则与日本参谋本部结盟，以支援革命为名潜入中国。这些史实在过去的研究中已被充分展现。但是，关于日本舆论界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国共和制度的相关讨论还未被充分关注。既有研究虽然关注到日本法政界对清末立宪的影响，围绕民初日本法制顾问也有过一定探讨，但对于辛亥鼎革之际日本舆论界有关中国政治构建的讨论，还有待于系统展现和深入探讨。

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日本思想界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类型及优劣的认识逐渐深刻，对西方传入的民主、自由、权利等概念分析独到，一些日本法政学家的思想还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武昌起义后的1911年末，共和制度的建立问题是中国各方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密切的背景下，日本舆论界对此也予以了充分关注。那么，日本知识精英如何看待中国确立共和制？在革命党人与日本方面关系匪浅的背景下，日本学者的政治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初共和制的构建？本文拟分析日本舆论界，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学家、法学家、报人等活跃在舆论前沿的日本人，对于民初中国共和制建设的不同观点，为继续深入认识日本与辛亥革命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党人在武昌成立湖北军政府

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权结构的预判

1911年末，关于未来国体问题，革命党人坚持认为中国所必需的和人民决心要求的是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部分仿效美国，部分仿效法国，并根据瑞士的原则进行某些修改。日本舆论界对中国能否推行共和制、推行什么样的共和制展开讨论，其中有积极支持的声音，比如在天津经营松昌洋行的山本唯三郎就认为中国成为共和制国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日本国内舆论界不乏观望或质疑者。无论何种态度，他们分析出的政治模型指向了不同程度的集权。

孙中山所写的《建国方略》

日本报人、政治家矢野文雄对中国能否实现共和制持观望态度。从社会文化角度看，他认为孔教影响了共和制的真正实现。共和制国家需要国民有爱国心，而孔教教臣民以“忠君”，所以中国人缺乏对国家的热爱。这一点在同受孔教影响的中日两国存在差异。在日本，在朝之臣与在野之民对国家的感情无差别，在国家有难时都会挺身而出。但在中国，朝廷有难，为官者有义务奔走，而一般民众则对国家大事有着“与我无关”之感，这是组织共和政府的不利因素。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之下，如果出现一个有威望的大政治家，中国的政体就可能会滑向君主制。

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综合性杂志《太阳》主笔浮田和民对中国确立共和制存有质疑，主张糅合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他认为中国没有能统率全部革命军的大人物，也没有多数人认同的“铁律”，缺乏领导核心的中国即便确立共和制仍难以实现稳定。他主张中央政治组织形式参照比利时宪法（即君主立宪制），中央政府任命地方长官，中央议会制定地方宪法；地方政治则仿照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的联邦制，由地方长官组织对地方议会负责的地方政府，地方议会拥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对于此前革命党人主要借鉴美国宪法的构想，以及清末立宪模仿日本宪法的举措，浮田氏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日本舆论界也存在直白否定共和制的声音。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认为健全的中间阶层是实现完美立宪政治的关键，可惜中国没有中间阶层；另外，选举总统对实现共和制很关键，但这势必会引发各省的政治竞争甚至是武力争夺战。德富苏峰更是认为“共和制是一种无形的病”，中国实行共和制对日本天皇制造成威胁，故主张对中国进行干涉。对此，庆应大学教授向军治批判德富苏峰“浮躁”，只观察表面现象，不去分析事物内部逻辑。浮田和民则指出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对日本不会产生影响，所以主张不干涉主义。

实际上，12月南北议和之际，日本政府大肆宣扬干涉中国政体走向，而舆论界的报人群体却组织起来反对干涉。以《太阳》的浮田和民、《东京朝日新闻》的松山志次郎、《东京日日新闻》的松山忠次郎等人发起的“支那问题同志会”，集合了《万朝报》的斯波贞吉、《日本新闻》的工藤日东、《报知新闻》的上岛长久等人，发布宣言称：“帝国应尊重邻邦之民意，不可滥行干涉政体问题。”《东洋经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杂志代表对此决议也表示赞同。相较于称霸亚洲、侵略中国的立场，不干涉主义显得尤为珍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干涉主义的代表浮田和民对孙中山、袁世凯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这说明浮田和民缺乏对这二人政治理念区别的深刻理解，对中国革命兴起、变化的内在机理的反思也是不足的。

1912年民国建立伊始，日本舆论界将“再造中华”“应采取何种政体建设新中华”，视为重大紧急问题予以关注，日本政界、学界、报界人士纷纷发文讨论中国前途问题，其中多位论者从中国民智不及美法，共和体制与中国历史传统相违背角度进行论证，最终大都指向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大隈重信认为中国人整体上缺乏公共心、政治参与能力不足，为国家献身的牺牲精神匮乏。浮田和民对此也持相近的认识。另外大隈重信认为中国财政紧张，即便中国短时间内完成共和，最后还是会演变为专制。《上海信使报》主编佐原笃介更是直接表达对中国人建立共和能力的蔑视：“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和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青柳笃恒则是从共和思想普及角度指出，革命党人崇尚的美式民主共和制的实际拥护者有限，反倒是梁启超等提倡的“虚君共和制”更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

对于这些轻视中国民众能力、主张君主立宪制的观点，早稻田大学政学士平野英一郎指出其中的逻辑悖论。他认为如果说中国国民不具备采用共和政体的能力，而且也没有实行其他代议制的能力，那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都将无法确立。即便中国民众真的不具备民主能力，那么中国除了再次回到专制独裁政治外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中国人民选择忍受的。法学博士、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则基于中国传统政体形式，指出共和政体适合中国。具体而言，早在唐虞三代，汉民族就已确立民主的移交王位模式，即禅让制。其规定由选举出的贤人继承大统，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夏以后王位继承演变为世袭制，尽管君主对国家实行专制统治，但是民心所向依然与政权合法性捆绑在一起，民心丧失而放伐起，进而王朝更迭。所以高田早苗认为中国本就是民主政体——之前是民主的专制政体，今后是民主的立宪政体，所以在中国实现共和制是可能的。另外，高田早苗也秉持不干涉主义，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国家事务。他指出袁世凯一派主张君主的共和政体，革命派则主张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至于中国未来的政体，他认为应当基于历史习惯、国民喜好来确定国家政体，这是最为稳固的。

1913年3月23日，日本长崎，孙中山参观长崎三菱造船所留影

中华民国建立后，日本法政学界纷纷对共和建设出谋划策。平野英一郎认为，中国的理想政体应该是“兼有中央集权式立法的联邦型共和政治”，即应兼采美法两国共和政体的特点，在总统选举上效仿法国，由上下两院联合的国民议会推举总统；立法部、行政部等部门首长选举效仿美国；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大总统的权限，以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高田早苗反对梁启超提出的“虚君共和制”，他认为中国不似英国有限制王权的传统，“虚君”最终还是会演变为“实君”。他建议新国家建设时期最好采用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联邦制，这样既可以防止国土分裂，又可以充分启用地方人才。他认为，中国是官僚的联邦制，中央授命的总督巡抚拥有相当的行政自主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国民的、民主的联邦制也并非难事。高田早苗乐观地认为汉民族作为进步的民族，必然是会成功的；这样的民主国体共和政体对中国、对东亚、对世界都是有益的。

对于1911年末提出的“共和制难行”论断，浮田和民解释这只是学理分析的结果，表示“如果中国出色地实现了振兴，日本的立宪政治届时也会成为出色的立宪政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形式上的。我们要以满腔热情欢迎中国的振兴”。他在此时一改先前的态度，认同了高田早苗的支持态度。他认识到中国人民在传统的民主思想基础上，又学习了欧美各国的民主共和理想，所以此时废除君主制、以主权在民为原则建立共和国是自然之势。但是在制度构想方面，浮田和民还是坚持糅合君主制和共和制，“今后中国欲永久成为共和国，除了暂时作为专制共和国外别无它法”。他指出中国在南北对立、蒙古西藏伺机独立的情况下，只有君主制和共和制并立才最有利于国家的独立和完整，所以他仍主张采取英国殖民地式的联邦制，而非美国的联邦制。他认为只要能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自由、推动社会进步，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是可行的。

在东亚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前夕，日本作为东亚先行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在共和思潮日益增长的明治末期，其政府对邻国推行共和制态度消极，担心中华民国的建立会对日本的民主运动起激励作用。而日本舆论界观点多样，既存在悲观论调，也有对中国实现共和制期待的声音。这些政论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政治，都看到了根深蒂固的集权特质，不过是有人认为应当延续集权抵制民主，有人主张明确分权控制集权。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国内，虽然“今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中国前途，悲观乐观，交萦于爱国者之胸中”，但是整体上“共和政体已决定，君主议论已澌灭无余，京中报馆并改变言论，所尚持君主论者，仅资政院议院所开《民视报》耳，仅数百纸，不足轻重也”。在共和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主流之际，副岛义一、寺尾亨两位法学博士专门前往中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律顾问，亲身参与到民初国家构建中去，为中国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制提供学理支持。

日籍法律顾问来华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修订

辛亥革命前后，不仅日本政府对中国内政颇为关注，一些日本“民间人士”积极援华，襄助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在1912年1月18日发给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电报中这样写道：“与孙逸仙、黄兴等时常共同行动之宫崎、末永一派及尾崎行昌、伊藤银月、山田纯三郎、池亨吉等，均扈从孙行动，以便谋取某种地位……另外在宋教仁处，有社会主义者北丰次郎，同样充任秘书一职。近来，又有犬养毅及寺尾、副岛两博士被任命为法制顾问，阪谷、原口两博士被任命为财政顾问。”电报中提到的寺尾亨、副岛义一于中华民国建立前抵华担任法制顾问，在处理总统与议会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上提出更为具体的主张，并且与革命党人意见相近。

在来华的动机上，熊达云在研究中指出，多方协调商定对中国法制建设热心的寺尾亨赴华，寺尾亨又鼓动副岛义一同行。寺尾亨与副岛义一于1912年1月16日抵达南京，17日便于总统府内住下，接受法制顾问的任命。

值得注意的是，副岛义一赴华前后对中国实行何种宪政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1911年12月，副岛义一还认为中国推翻四千余年的君主制确立共和制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通过流血革命实现的宪政代价过大，最好通过长期准备与训练确立宪政。彼时中国宪法最需要实现的是赋予国务大臣以政治大权，将国会打造成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稍加删改《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第一、二条便可以了。到了1912年7月，副岛义一便改口认为清专制政体造成官纪紊乱、民生凋敝、军备废弛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革命势在必行，建立共和制既是人心所向，也是顺应世界文明的趋势。

为何副岛义一在不看好共和制的情况下，仍与寺尾亨一拍即合前往中国，接受中华民国法制顾问一职呢？这与副岛义一的东亚观有关。副岛义一曾说：“日本是东亚的主人翁，作为东亚和平之根本的中国和平，日本人必须参加。我们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志愿而奔赴中国的。”寺尾亨基本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支援中国就是保护日本自身，“如果中国灭亡，或者不致灭亡而被四分五裂，日本人还能独善其身与白色人种为伍吗？……如果日本不拥护中国，日本这个国家就存在不下去”。另外，日本欲维持其国际地位，需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日本能否立于世界之林，得到充分的发展，作为世界中之一国能否受到重视，端视此中国问题如何解决”。

1912年赴华担任法律顾问的副岛义一，虽然一改先前态度转而支持共和制，但是仍然坚持强化议会职权的主张。他认为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对于政治的参与度，既然清政府在推行代议制政治上有所计划，那么实行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更应完善议会制度。另外，副岛义一和寺尾亨都认为中国更适合总统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他们指出在美国总统选举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但中国人还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正确理解选举，因此“还是应该仿效法国制设立内阁总理，总统由参议院或国会选出”。如此一来总统对参议院或国会负责，其权力受参议院或国会限制；总理和内阁能辅助总统行使行政权，参议院作为咨询机关存在。对此，参议院议员谷钟秀也颇为认同。在他看来，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统一势在必行，中国应建立法国式的单一制集权政权，采用法国式的内阁制；由于各省的联合类似于美国十三个州的联合，所以美国式的总统制也应被吸纳。

但是，副岛义一并不希望过分突出议会权力，进而影响行政权高效发挥。他指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五条“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任命各部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之权”不符合实际。对于新成立的民国而言，事务繁杂，总统事事向参议院提请同意会有所延误，因此他主张给予大总统任命行政部长及外交专使的权力，而在总统之下设置内阁，这样既保证了行政效率，又不至于权力过度集中。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出于保全领土、强盛国力的目的，副岛义一与寺尾亨都主张单一国家制，实行中央集权。他们认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遣之参议员组织之”不合时宜，不赞成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副岛义一指出：“各省应当只是行政区划，各省都督只是地方官厅。所以不是各省的代表组成中央机关，而是像省这样的地方选出有资格的人作为国家的代表。”所谓“各省的代表组成中央机关”，实际上是联邦制下组织议会的方法，突出的是地方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副岛义一建议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指挥和监督。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黄兴达成共识：“我们（寺尾亨、副岛义一）表示，如果你们同意实行联邦政治，那与我们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绝对不会参与这种宪法政治。我们的主张说到底就是实行单一制国家。黄兴说他也是这种主张，我们的意见基本上被接受。”他们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为了避免列强进一步割裂中国：“如果实行联邦制，就是把单一制国家拆分成若干个小国。省一旦变成国家就容易让人上下其手。各省就可以分别与外国缔结某些特殊条约……这样就开启了分裂中国的祸端。”实际上，晚清时革命党人原本设想在中国推行联邦制，“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非吾党日以为建设新中国无上之宗旨乎？然使吾党之目的而达，而中国之政体，将变为法国之共和，美国之联邦”。但当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真正面临建立国家的时候，各方面的思想逐渐趋于中央集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所采用的便非美国而是法国的制度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容第一页

相关研究指出，寺尾亨与副岛义一作为“法制顾问”与宋教仁一起，在起草的法案中增加了限制大总统权限、强化众议院权力等重要内容。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临时约法》的修订过程中，只是发挥了建议作用。根据《申报》1912年1月28日的报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由景耀月、马君武、王有兰、吕志伊、张一鹏五君起草，共有四十九条”。寺尾亨与副岛义一实际上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的修订。1912年1月30日临时政府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2月1日，参议院将此案否决，理由是“宪法发案权应归国会独有，而国会未召集以前，本院为唯一立法机关，临时组织法应由本院编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拟未免逾越权限，虽声称为参考之资，而实非本院之必要，相应将原拟临时组织法案五十五条咨还”。根据《参议院议事录》记载，自2月7日开始，编辑委员会提出临时约法草案，在审议长李肇甫主持下全体议员讨论公决草案，决定将草案中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并对原草案章节作了调整。2月17日至3月5日，参议院召开会议，审议临时约法草案，进行二读。3月8日召开会议，进行三读，一致通过《临时约法》。可以看出，《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内部制定完成。

从结果上看，副岛义一与寺尾亨的宪法主张具体落实到《临时约法》中的主要有两点——单一国家制与总统制下的责任内阁制，副岛义一在回忆中称“我最初的提案被采纳”。但总统制下的责任内阁制“因人立法”的意图过于明显。副岛义一认为，在南北、新旧政治斗争的情况下，若是有野心的人担任大总统甚为危险，所以宪法应采取尽量减少大总统的权限原则。如此一来，“对于创业初期的大总统孙文来说，即使是参议院扩大权限，但是通过与孙文的意思相反的情况也会很少出现的，是没有弊害的”。但是如果大总统与议会不能在整体上保持一致，或者出现倾心专制的总统执政，那么就应由参议院限制大总统的权限。在袁世凯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此规定指向性不言而喻。

但这种“因人立法”的构想遭到了浮田和民的反对。他指出：“从法理上看，袁世凯的地位无可指摘。”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相比较于活跃的立法权，浮田和民认为对中国而言稳固的行政权更为重要，应充分保障总统的行政权，而非被参议院多加限制。对于此种批判，寺尾亨认为，“在共和的基础还没有巩固的时候，约法也有不完备的地方，在正式宪法制定之前，作为约法对特定人多少有些拘束，这是从法制发展史上观察非常普遍的事情”。

无论是《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还是《临时约法》，都是由一部分人制定出来要求袁世凯“以资遵守”，不是各党各派所有人共同商讨确定、以期共同遵守执行的根本性文件，这从出发点上就违背了宪法的基本精神。钱端升就指出，这样做“与其谓为制度上之选择，毋宁认为是基于人事之考虑”。寺尾亨、副岛义一和革命党人希冀将总统置于虚君地位，维护革命成果；故而在《临时约法》中规定责任内阁制，这背后反映的是法律工具主义的理念。而这种理念贬损了宪法的价值，在结果上还招致了袁世凯就任后武力控制局面，干扰迫害国会，一心推翻《临时约法》，加紧修订符合个人心意的宪法，实现事实上的个人独裁，反而影响了宪法目的的实现。《临时约法》最终变成一纸空文，副岛义一与寺尾亨的努力也付之东流。

对中国政制建设的再认识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共和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选举大总统、颁布正式宪法提上日程，即日本所谓的由“假政府”向“真政府”过渡。这一时期袁世凯通过不断换总理、自己单独召开会议等方式突破《临时约法》束缚；国内知识界围绕如何设计共和宪法，如地方自治、政党内阁、弹劾总统等具体问题，在报纸上纷纷发表看法。而日本的关注点，仍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中国能否建立共和制”这一问题上，质疑迭起，甚至还有人主张退回君主专制。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先前参与讨论的诸位早稻田大学教授中，高田早苗与青柳笃恒态度相对稳定，浮田和民则发生转变。高田早苗指出变更国家组织形式、完成共和是中国保全领土的唯一方法。他坚持认为中国应当实行联邦制，即中央掌握部分权力，给予地方更多自主权。这样的好处在于减少中央层面的权力争斗、发挥地方政治能动性，进而使国家重新恢复活力。他还认为让袁世凯之流推行专制政治损害了中国及中国人的利益。青柳笃恒依旧坚定反对共和制，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与思想上都将君王作为中心，民众对于共和的理解十分贫乏，所以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推行共和制为时尚早。而原本转向乐观的浮田和民在1913年态度再次转变，他撰文表示：“今日中国建设成立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虽然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但袁世凯是中国实际上的独裁君主，称皇帝和称总统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的发展态势取决于袁世凯个人的能力，而其个人政治能力高低在浮田和民看来是不确定的。浮田和民本身对立宪制和共和制的态度具有暧昧性，这也是其对于中国能否推行共和制的态度不断变化的原因。

在日本舆论界，还有对民主共和制更消极的态度。在清史研究学者稻叶君山看来，尽管之前在中国立宪共和轰动一时，但在繁杂的现实面前，专制共和主义更应提倡，他对袁世凯推行专制政治、稳定秩序抱有积极态度。川岛浪速认为，突然建设共和政治，是无视中国五千年以来的国情、颠覆既有风教伦理习惯之举，其狂态违背常理。辛亥革命前后“宪政”“国权”“民权”的观念广为流传，是留学生群体在对国外政治概念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为了迎合新名词输入的潮流，以及为个人争取新知识传播的话语权而竞相发言的结果；虽然他们深入思考了严肃政治的意义，但可以推断其行为是错误的。对这一点，内藤湖南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内藤湖南还认为中国即使是共和政体，由于国民缺乏政治能力，最终必须借助外国人。尽管此观点遭到袁世凯政府官方报纸的批驳，但是内藤仍然坚持如果中国不尽快达到国民自觉的境界，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组织，最终都只是走向终结，进而强调“日支亲善论”。打着“日中提携论”干涉中国内政的还有内田良平。他不相信袁世凯，主张推翻袁世凯政府，取消共和制，另立新主，确立君主立宪制。内田良平认为君主须是有德之人，此人是前清废帝溥仪或是民国政党成员，甚至革命党成员均无碍。上述论调包含蔑视中国人知识水平的意味，同时反映出其担心中国共和制会影响日本君主制稳定的情绪仍然难以消解；所谓“日支亲善”“日支提携”强调中国需由日本出手相助方可走向稳定，实际是美化侵略的说辞。

除了不看好国民政治能力，一些日本知识精英还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内藤湖南认为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助长了立宪政治的生长，而中国只有贵族和下级阶级两个，所以中国没办法自身发育出立宪政治。浮田和民认为立宪政治实现需要国民中形成具备资产的中等社会、公共心和政治兴趣等要素，然而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具备的。浮田和民将中国社会分为大地主、官吏、商人、农民四个社会阶层，大地主占据财富但是数量较少，本应承担变革政治责任的官吏又是现行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商人在“重农抑商”、被打压的传统中缺乏政治公共心，数量上占据多数的农民不具有政治势力。

民国成立前，矢野文雄就曾在文中论及中国民众缺乏爱国心的问题，这一点上文已有所叙述。民国成立后，这一问题仍旧存在。浮田和民认为中国是家族主义的国家，人们倾向于对有血缘关系的人负责，观念中有家无国。副岛义一指出即便共和制确立，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普遍缺乏公共爱国心，仍旧奉行私利至上，这显然不利于共和制的真正实现。他们的认识不无道理。所谓共和制度，即意味着人民是主权所有者，这就要求人民对于国家事务的责任心、参与度达到较高程度。长期处于君主制下、习惯于被动服从的中国民众在短期内养成共和国家需要的自主参与政治的意识与能力，客观上来看是具有难度的，这是民初政治中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

矢野文雄

早稻田大学法学教授有贺长雄正是抓住这一问题，从权力正当性方面为袁世凯独揽大权、复归君主专制造势。他指出，中华民国不是只因纯然的民意而立的，而是因受到属于清帝的统治权的让与而成的，他认为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都不适合中国，中国应当由有德之人创建适合中国的新政体，此人能够用自然之德升华所有人，并因此使得国民团结在一起。从国家形成的角度来看，中华民国成立经历了地方起义宣布独立、南北议和、清帝逊位等过程，有贺长雄着重强调清帝逊位对于中华民国成立的意义，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此前具有代议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及临时参议院召开会议、商讨国家事务，实际上就是民意收集、表达的过程。中华民国的成立具有民意基础，只不过政治参与的群体有限，爱国心主要由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人传达出来。而浮田和民、矢野文雄等只看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下情况，却忽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移植而来的共和文化经上层知识分子吸收、改造，通过教育传媒等手段逐步普及，公民观念逐渐取代臣民观念，可以说共和制一经确立就逐渐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为更多人所接纳、认可。尽管此本土化过程回环曲折，但由共和制再返回君主制是不可能之事，事实的发展也的确如此。副岛义一已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他看到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瓦解的趋势，并指出中国人原本普遍具有“爱乡心”，民国建立后随着地方之间联系密切，人们共同经营的事务开始增加，人与人链接增强，单一的“爱乡心”渐次扩张，人民的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提升，国家成员的自觉心逐渐养成，普遍的爱国心也自然而然形成，所以巩固完善共和制是有希望的。

另外，浮田和民认为，理想的立宪政治，不仅是政府在政治行动中为了人民，而且确保人民能自由地表达，并且以民意为基础确立内外政治方针。可以说，立宪政治也是舆论政治。事实上，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为言论自由做出了诸多努力——废除《大清律报》《大清印刷物专律》等钳制自由的法令，在《鄂州军政府临时约法》《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新法规中保证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在《暂行报律》风波中，孙中山明确表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新专制主义者逐渐摘掉其热爱共和、尊重民主、保障言论自由的假面具，《临时约法》所承载的民主共和梦破碎。所以在寺尾亨看来，袁世凯上台后，北方官僚压迫南方共和主义，致使中国政治陷入险恶的境地。

日本舆论界指出的民初中国国民政治素养不足、民权缺失等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学者痛心疾首之处。李大钊在反思民权旁落时认识到：“抑知共和不任厥咎，豪暴亦奚足尤？但叹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耳！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无德之民，力于何有？无力之民，权于何有？”面对同样的事实，李大钊希冀找到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形式，“以吾民今日之普通程度，决不足与图共和之治，故一院制之初行，必与选举制度之间接选举、限制选举相佐辅，若贪企共和国之公例，骤欲行直接普通选举，则吾愿宁牺牲所主张之一院制，转取二院制，庶于国体前途尚减多少之危险也”。参与讨论的日本学者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学理论水平，在论及宪政、民权等问题上颇有见解，他们的授课著述对留日知识分子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在分析中国政治问题时，大部分人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和轻视，对于中国能发展出先进政治制度保持怀疑，有贺长雄、青柳笃恒更是在此后赴华与袁世凯政府合作，协助修订利于集权的新宪法。

辛亥鼎革之际，活跃于报端的日本政治学家、法学家纷纷刊文，对中国政制的历史、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建设民国的一些创想。对于中国确立的共和制，日本舆论界可谓众声喧哗：质疑、观望、期待，甚至摇摆不定；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动身前往中国，亲身参与到民初共和制的宪法设计中。从整体上看，辛亥革命后，日本舆论界有支持赞扬中国共和制的声音，但也有担忧中国共和制动摇日本君主制的声音，而唱衰共和制、鼓动君主制的声音亦此起彼伏。从政治立场来看，这些言论背后的动机各异——浮田和民、高田早苗等坚持不干涉主义立场，主张从学理角度分析讨论；副岛义一和寺尾亨虽支持革命党人，但其主张隐含了“大亚洲主义”逻辑；内藤湖南的“日支亲善论”、内田良平的“日支提携论”包藏侵华祸心；有贺长雄、青柳笃恒借机与袁世凯政府亲近，如此等等。

日本思想界为何对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共和制度问题如此关注？早稻田大学教授金子筑水当时曾分析指出了几种可能的原因：其一是知识分子往往对政治抱有本能的批判，故而会从学理出发提出不同于政府的见解；其二，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日本不能像以前一样只关注本国眼前的、相对简单的问题，亦应关注他国复杂政治问题，为日后本国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积累经验。当然，他也指出日本知识分子逐渐出现了官僚主义的倾向，所以也有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声音。结合日本本土思潮的发展来看，经历自由民权运动、步入大正民主运动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民主、自由、共和等西方政治学概念的理解更为深入，更为迫切地希望从实践层面在东亚建设、发展现代化民主政治。所以说民初共和制在中国的确立，是部分日本学者的共和理想在东亚的实现。在东亚一体的理念之下，探讨中国问题，也是他们在为探索日本政治民主化之路积累经验。只不过他们带有优越感地分析中国国情，对发展趋势把握不足，提出的构想对于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问题，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这也是他们难以引起中国国内广泛关注的历史原因。

（本文首刊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2期，作者朱丁睿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点项目“‘二十一条’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编号：18AZS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