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以想象力构筑城市奇谭

最近，新经典文化出版了作家康夫的《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这本书中，康夫延续古典志怪传统，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建构了新的中国本土城市奇谭。作品虽以“精怪”为主角，却聚焦在城市与人的生活百态上，有着细致入微的对现实的观察。相较于前作《灰猫奇异事务所》的幽默轻盈，《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中更多地写及成年人的困顿——不上不下的事业、被催婚、恐婚恐育、缺爱的家庭等等，在魔幻的每一天里，作者虚构了一个又一个的精怪，尝试用魔法打败魔法。

最近，《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分享会举办，本书作者康夫与《中国奇谭：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与神仙》的导演刘毛宁、《智族GQ》报道总监靳锦展开对谈。三位嘉宾与读者一起漫谈城市文明中消失的精怪文化。

几乎每个人都曾在精怪故事的陪伴中长大。在人们的印象中，精怪故事多发生于山野村落；但在城市中，尤其是现代化城市中，很少有关于精怪的传说。

在康夫看来，城市精怪文化的缺失，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化的时间并不长，相较于悠久的农业文明，城市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条件来孕育精怪故事。另一方面，“城市”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是现代人追求职业理想、生活理想的目的地。节奏快、压力大，这几乎成为了城市生活的标签。面临重重的现实压力，人们很难再把所剩无几的精力分配给想象力。

“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拆解，也很难形成以前的群体性共识或精神寄托了。”刘毛宁剖析道。靳锦也认同这一观点。“在古代，‘精怪’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我们对某种意识、理念的拓展，精怪故事是古人对于更公平的社会的设想。”靳锦补充道，“但工业化文明的历史较短，发展太快，现在的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好像不依赖精怪了。”

《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则尝试在精怪文化相对贫瘠的现代城市中建立精怪的传统，在序言中，康夫写道：“在我看来，有精怪参与的生活比只有人类的生活有趣得多，有精怪出没的城市也比单纯的人类城市更吸引人。人们害怕精怪的神秘与危险，然而真正遇到过它们的人类往往将其当作奇妙而珍贵的经历。国贸一家快餐店的老板，曾经被一只姜黄色的猫请去切磋厨艺；除夕雪夜的高速公路上，有人遇见过某种动物经营的快递车辆；还有人曾收到老鼠送来的一捧黄金……倒霉的也不是没有，有一家开连锁果汁店的，为了省钱雇了一群浣熊洗水果，最后险些无法收场。”

在康夫的故事中，她借“精怪”之眼，提供了看待城市的另一种视角——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它被丰富拓展，拥有了更多奇妙的属性。这书中，精怪化身成人类的模样，生活在城市之中，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的在北京虎坊桥开酒吧，有的在长沙太平街做婚介，还有的就在加班族出没的中关村地铁口支一个小面摊。

作为小说的核心设定，“朝阳南路”是书中唯一一个虚构的地点，它汇集了所有精怪故事，如同“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打通真实与奇幻的边界。康夫说这一构思的灵感源于自己多年的“京漂”经历：“‘朝阳南路’与真实的朝阳北路相呼应。这里会集合我们所有的想象、我们所有的愿望、生活中所有的奇遇、快乐等等，是可以抵达的彼岸。”她希望借此创造一个城市精怪的乌托邦，为忙碌疲惫的都市人留下一片可以自由幻想的区域。

在以往许多作品中，精怪对人往往有很明显的情感趋向，比如憎恶人类、贪恋人类，或者想成为人类。而在《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中，精怪与人的关系则要“清淡”很多：精怪生活在人群中，却不打扰人类，只是做一些小本营生；“他们”只在人类失意的时刻找上门，提供帮助，建立一次短暂但深刻的联系，然后又很快地消失。康夫笔下的精怪和人之间有一种疏离感。

康夫对这样的关系作出了解释：“这种疏离，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人本身状态的映照，也是大多数人对一种理想人际关系的投射和向往。”在刘毛宁看来，精怪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外延，其作用是帮助人解决无法完成的事、无法消解的矛盾。靳锦则从书中看到了精怪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陪伴关系，但更简单，不会让人有负担感。

“精怪文化能够承载虚构的一切。”靳锦表示，人们需要有一个充满无限虚构性的地方，来滋养、放飞想象。在这里，现实的时间停止了，一切不再按部就班，而是跳跃的、自由的。这也是当代人喜爱精怪、需要精怪的原因。

同为青年创作者，刘毛宁与康夫惺惺相惜。他执导的《中国奇谭：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与神仙》中，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孩子的童年、人们的想象力、曾经的精神寄托都渐渐消失了。在两点一线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更需要属于城市的精怪文学。

活动现场

城市精怪文学不是让人们相信精怪的存在，而是让精怪的存在，为人们开辟一个精神避难所；它拓宽时间、空间的维度，让“压力山大”的现代人有喘息之机。“城市的发展无可厚非，这是人们的需求，但想象的力量能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的丰富、生命的多层次。”刘毛宁说，“我们需要找到城市文化与精怪文化之间的契合点。”

在《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中，康夫努力寻找的，正是这样一个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