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在秦王嬴政灭六国后，秦人基本完成统一大业，开始逐步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秦统一及接踵而来的汉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后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对我国长期而连续的统一政治格局的定型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而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因此，在经历漫长的多元发展后，一统秦汉王朝的价值自然显而易见。
由于目前考古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随机性、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以及各界对各时段发现重要性认识的不平衡性，在2022年底到2023年初已开展的全国或省级考古发现的年度“盘点”中，秦汉考古发现很少“入榜”。
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虽在初评32项中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广西合浦望牛岭汉墓、湖南桑植官田遗址等4项入围（占比八分之一），到终评22项中西安秦汉栎阳城、晋宁河泊所、桑植官田等3项入列（占比七分之一），显示出秦汉考古的竞争“有力”。但在最终评出的10项中，秦汉考古“全军覆没”。又如，在各地开展的2022年度重要考古发现遴选中，如河南五项、山东五项、河北六项、湖北六项、山西六项等发现中，秦汉考古“归零”——2022年度秦汉考古看似“乏善可陈”，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与上述遴选中秦汉考古发现的大范围“清空”不同，在江苏十项中徐州云龙山汉代采石场遗址、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连云港市海州区饮马池墓地考古3项入选，在陕西六项中秦汉栎阳城遗址、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2项入选，在广东五项中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地块南越国至清代遗址1项入选，在浙江十项中也有嵊州下方山及周边墓群1项入选。这些秦汉考古发现的省际入围，与前述诸省秦汉考古的发现“缺位”，共同说明了各地在不同时段考古工作开展、重要发现评价上的地域差异，并局部反映出各地秦汉时期发展程度的区域不同，当然也说明秦汉考古的发展依然强劲十足。
都城布局轴线和高等级建筑的重要发现
无论从战国时期列国都城，还是从秦咸阳和汉长安的都城平面，长期以来学界对是否存在一个布局轴线的问题，一方面讨论不多，一方面也并无统一意见。由于列国都城，甚至秦汉都城平面的复杂性，故而既往研究中，学者多从《管子》“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文献出发，认为战国列国都城或城市应没有轴线。虽之前学者曾指出楚纪南城存在轴线，但2022年底《江汉考古》发表的最新研究指出，纪南城并无轴线存在。
因轴线布局一直被认为是我国晚近都城如曹魏邺城、汉魏洛阳城、隋大兴唐长安城乃至明清北京城等等都城的最重要内容，因此都城中的轴线在何时、在哪里出现的问题，尤为学界关注。
秦汉栎阳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继2019-2020年完成三号古城“后宫”区域的较完整揭露后，2021-2022年对“前朝”区的最后一座建筑——三号建筑，和城内“东路”的十一号建筑进行了完整揭露，其时代从战国中期建成一直延用到西汉前期，建筑形制、布局均未改变。结合勘探资料确定，经过三号建筑东部的南北台阶，存在一条贯穿三号古城核心宫殿建筑区的南北向轴线。从既有考古资料看，栎阳轴线应是历史时期都城考古发现的第一条轴线，对战国秦汉都城乃至之后都城布局的研究都有着当然重要的学术价值。
栎阳城遗址三号建筑
当然，栎阳城的考古发现不止于轴线，2022年度的发掘不仅确定了之前多被认为是用于正脊两侧的“瓦当王”在栎阳应用于屋之四角、确定之前秦汉建筑考古常见的“陶立管”当为擎檐柱的基础，而且确定之前在重要宫殿建筑中偶有发现的半地下建筑应为殿内“主位”所在。当然，在三号建筑台基上西部清理的高等级“厕”类遗存及陶便器的发现，也当然填补了考古学史的相应空白。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的连续发掘，不断揭示出战国中期到西汉初期，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都城发展和演变的一系列重要信息。与此同时，在三号、十一号建筑发掘中清理出的叠压于建筑的由道路、沟渠、水井、田地组成的汉代农田，是秦汉京畿农业景观的首次发现，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秦汉边疆治理与区域发展成果不断
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大中原地区秦汉考古发现“不显”的情况不同，2022年的秦汉“边疆”地区的发现非常引人注目。
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表明，秦崛起于陇西，后回迁关中而终一统。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礼县东北四角子山顶平台，2020年至202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工作。考古勘探显示，遗址以大型夯土台为核心，平台外围以夯土墙环绕。目前，已发掘的部分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附属建筑及四角的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中部夯土台基边长约27.8米，土台中心有一边长6.5米方形半地穴空间，土台四边各连接两处踏道，柱洞紧靠台缘，四周环绕散水。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是秦帝国统一后的一处代表国家意志的礼制性建筑，是目前唯一发现的秦代国家礼仪建筑。虽从已发表资料看，我对该遗址时代判断尚存小疑，但该遗址体量之巨大，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中国建筑考古的大发现，对早期祭祀制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角坪遗址中心高台与附属建筑发掘全景
四角坪遗址出土遗物
汉武帝在自张骞口中获得存在一条可不经河西走廊而从西南达大夏的通道后，开始对西南地区逐步经营，后封滇王，设益州郡。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在晋宁区石寨山发掘的“滇王之印”印证了文献记载。2014年以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距石寨山墓地700米左右的河泊所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确定了遗址区内各类遗存的功能分区，该遗址在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于2020年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引起了轰动。
在2021年至2022年的考古发掘中，不仅清理出1段道路、2处疑似建筑基槽与1处河道遗存，还在道路南、北两侧发现疑似建筑基槽，并出土大量砖、瓦等建筑材料，更在对河道废弃堆积中发现“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500余枚封泥，已涵盖了汉代益州郡24县的多数地点，同时还出土“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私印封泥。更令人惊喜的事，在18号灰坑中还清理出200余枚简牍，辨识出如“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内容文字。
我们知道，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文化的核心区域，遗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滇国相印”等官印封泥，及“滇池以亭行”等官文书简牍，既是当时当地行政、司法制度的首次发现，为寻找益州郡郡治提供重要线索，还填补了我国封泥、简牍发现的地域空白，进一步印证了汉王朝对该地有效统治的文献记载，是汉王朝在西南地区实施有效治理的集中体现，对深入探索、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央于西南地区长期稳定有效统治研究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南越国是在楚汉相争之际，秦将赵佗在南疆建立的政权，汉王朝建立后，先后经汉高祖、汉文帝遣使认可，汉武帝时因丞相吕嘉等反叛而被灭国。南越国国都番禺位于今广东省广州市区，1983年在城西象岗发掘出保持完整的南越文王墓，1995对南越国石构水池、1997年对南越国曲流石渠等遗址的发掘，2000年后对位于中山四路原儿童公园内南越国宫署遗址展开的连续发掘，不断揭开南越国的历史面纱。2022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位于城西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地块开展考古工作中，清理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排水沟及水井等遗存。该排水管口大底小，斜壁内收，管道圆形，两两套接。此处地点紧邻广州最著名的佛教寺院光孝寺。而据《光孝寺志》，其寺初为南越王赵建德故宅。因此，2022年光孝寺侧南越国遗存的发现，就显示出原记载应有一定可信的史料来源。目前，虽尚难确定本次发掘遗址的原建筑即为赵建德所用，但从发掘的陶管道与我们之前在南越国宫署遗址清理的陶管道基本一致的报道看，该遗址具有甚高的建筑等级，当属南越都城番禺西郊的一处重要南越建筑。它的发现，与之前在广州东山南越国瓦砾堆积等的发现一起，为逐渐构建的南越国都城郊区景观提供了重要资料。
合浦是汉武帝灭南越后新设立合浦郡的郡治所在，是文献中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也是文献中西汉“徙”罪人的重要地点，之前已发掘了一大批重要墓葬。如1971年望牛岭M1的发掘，就曾因出土书写有“九真府”文字的提筒而引起轰动。2020-2022年，为配合海丝申遗和望牛岭一号墓保护展示，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组队对望牛岭汉墓重新清理。在原清理过的M1和M2外，新清理确认了封土堆范围，以及在封土范围内及周围的汉晋墓24座（西汉墓22座、东汉墓1座、晋墓1座）。从在这些墓葬中出土印章等文字资料出发，发掘者认为封土范围内为“庸”氏家族墓地，为岭南地区的首次发现。清理工作确定了墓群封土的结构形态和营建方式，厘清了墓群内墓葬的层位关系和空间布局，确定墓葬的年代从西汉延续到东汉初，规格从小型发展到大中型，M1墓主“庸毋”最为显赫（可能曾在九真郡为官），反映出“庸”氏家族的崛起与发展，是两汉家族墓地制度研究最新资料。该家族墓年代延续时间长，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演变脉络较为清晰，对系统梳理合浦汉墓演变、探究汉代合浦乃至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汉代统一岭南后的南疆治理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望牛岭汉墓的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合浦汉墓群的文化内涵，而且提示我们，如有机会对之前已清理墓葬开展“再”清理，应还会给我们以持续的“惊喜”。因此，单从考古学工作本身，本次发掘的价值同样重要。
在紧张的抗疫、发掘间隙，《合浦大浪古城2019-2021年考古发掘报告》顺利出版，提出了对大浪古城的时代新识。报告认为，大浪古城——双坟墩聚落应是战国中期浙江越人南下的活动场所，连续使用到战国晚期。判断大浪古城是岭南地区已发现的最早城址，是战国中晚期岭南先进文化的代表，为重新认识岭南先秦文明史提供了新视角，对岭南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该城址发掘面积较少，遗存保持甚为不佳，目前对大浪古城时代和性质的意见，应该还有较大提升、拓展及进一步修订的空间。
新疆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的石城子遗址，地处天山的前山丘陵地带，具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1972年首次发现，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以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连续发掘，清理出城墙、护城壕、角楼、房屋等大量遗迹，“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是汉王朝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2022年度出版的《新疆石城子遗址（一）》，完整公布了2014-2019年对奇台石城子遗址的考古资料，梳理了遗址形制布局、功能区划，以及石城子遗址的建筑构筑方法、等级规制、遗物组合等问题，对深入研究两汉西域与中央王朝关系、当地城市和社会发展变化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作为阴山以北、戈壁以南草原地区发现的第一处匈奴墓群——吉呼郎图匈奴墓群，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吉呼郎图匈奴墓群在2022年发掘墓葬20座，为匈奴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位于汉王朝东南边疆的浙江省嵊州下方山及周边墓群，2022年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其郯城地块墓葬发现最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出土器以高温釉陶为主，伴出少量泥质陶罐和印纹硬陶器。嵊州一直是浙江汉六朝墓葬的重点分布区，2022年发掘的墓葬集中、分布演变规律明显，对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秦汉生产力发展及各阶层生活情况有重要价值。
位于汉王朝东部边疆的江苏徐州，开展了对云龙山汉代采石场遗址的发掘，该发现对徐州之前屡屡发现的两汉诸侯王陵墓塞石、封石的开采、加工、运输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此外，连云港海州饮马池墓地的发掘，不仅可为连云港西汉历史文化面貌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丧葬习俗提供资料，还可为苏北鲁南地区汉代墩式封土墓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汉晋铸铁手工业的最重要发现
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出现，是人类史的划时代进步，并由之出现了人类史的全新时代——铁器时代。中国是世界上出现和使用铁器最早的国家之一。十八年前白云翔先生曾在出版的《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中，据大量考古发现，对先秦两汉铁器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古类型学与年代学研究，考察了中国冶铁起源、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系统铁器扩展和铁器化进程、钢铁技术进步和创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多年来各地虽不断有铁器发现，但因作为铁生产遗址考古工作的缺少，相关研究难再深入。官田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相关研究的“重启”成为可能。
官田遗址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湖南省考古研究所2015年对该遗址开展的首次考古发掘，确定遗址存在汉晋时期的生铁铸造活动。2020-202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遗址开展大规模发掘，清理灰坑251个、灰沟124条、房址17座（以圆形窝棚式为主，另有长方形基槽式和圆形浅地穴式）。发掘者从加工炉、房址、围沟等间分布关系出发，指出这里存在封闭式或半封闭式作坊，认为清理出的灰坑原应为熔铁炉、锻铁炉、藏铁坑、储料坑及部分长方形加工炉等用途。
从发掘看，官田遗址以生铁为原料，集熔铁、铸造、退火、锻造、精炼等工艺技术为一体，是兼营铸铜的多金属生产作坊，也是目前南方发现的最大规模汉晋铸铁遗址。遗址发现的各类加工炉形态独特，有显著地方特色，填补了我国古代铁器生产和加工研究的诸多空白。发掘者并从田野发掘的实际出发，探索“边发掘、边检测、边探讨、边实验”的“四元一体、同步推进”手工业作坊发掘理念，为分析遗址区遗迹功能结构提供重要参考，并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古代冶金生产操作流程的理解，为类似遗址发掘可提供重要参考。
如发掘者指出，我国生铁及生铁制钢技术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官田遗址作为汉晋时期南方的最大铸铁遗址，是大型基层聚落铁器生产作坊的典型代表。遗址发掘的加工炉数量多、类型全，共同构成的铁器生产加工链条，特别是长方形地穴炉的首次发现，均显示出明显地方特色，为我国古代铁器铸造、加工技术等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
官田遗址出土铁器
秦汉简牍的不断发现与陆续出版
除在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较大数量的珍贵汉代简牍外，2022年考古工作者还在北京路县故城发掘的一口东汉水井中出土木、竹简牍及水稻等遗存。虽这批简牍的公布信息还非常有限，但作为北京地区汉代简牍的首次发现，自然给人以极高的期待。它的发现，与在前几年山西太原东山汉墓出土简牍后“勾起来”的，在半干旱的北方发现大量简牍的想象应不遥远。
与多年一直被学界诟病的考古资料整理与出版慢相比，近年简牍资料在得到各界高度关注后出版速度明显加快，不断取得巨大成绩。2022年，《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作为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的第七个分卷，也是最后一卷顺利出版。该卷收录400余枚简，其中部分内容可与已公布的秦汉令文对读互证。陈松长先生主持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出版至此已成全功，为秦史、秦汉史研究提供了一部非常珍贵而重要资料。
岳麓书院藏秦简（柒）
2009年，浙江省湖州市人民路某基建工地流出的汉简在被抢救、征集下来后达350余枚，其内容是两汉时乌程县署物，包括了较繁多的文书种类，以往来公文、行政事务及公私信牍为主，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领域，是浙江首次发现、出土的汉代简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这批简牍发现的位置看，应与多年来长沙吴简、汉简的发现一样，为汉家官署的“井”中旧物。它的发现昭示浙江汉代城市考古中的简牍，将逐步与湖南等地一样“井喷”。自然，这应早已引起了当地重视。2022年10月《乌呈汉简》的精美出版，以及在路县“井简”发现惊喜给我们带来的，对建筑遗址中简牍发现的期待，让我们不断思考，各地究竟该如何“亡羊补牢”，在不断的基建中避免再次出现珍贵简牍的破坏、流失。
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我们在对南越国宫署遗址开展考古发掘时，在一口南越国渗水井J264中清理出百余枚南越简牍，内容多为王宫档案，填补了岭南地区南越简牍的发现空白。2022年12月《南越木简》顺利出版，完整公布了系统整理后的全部南越木简，以及对出土木简渗水井、木简本身开展的多学科研究成果，为今后深入开展南越国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如“敝帚自珍”一下的话，这本报告揭示的，无论是发掘之初即已预想到应有简牍出土而使木简发掘未留太多遗憾，还是发现简牍后整体搬迁“室内”发掘的断然措施，以及将木简归于井内包含物统一完整介绍而非仅报道木简的突破在现有简牍出版中重简牍而轻其考古背景的努力，和尽可能开展的多学科合作，体现出从考古学出发的出土文献整理的特点与优势。
秦汉是我国长期连续统一政治格局定型和发展的早期阶段，如何在秦汉文化中，在秦汉考古中探寻、阐释、研究五个突出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将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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