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渊明的螺旋形怪圈儿
中国古代士人中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高人总是相信自己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也能独善其身： 适时走出茅庐，就可以济苍生，安社稷；建功立业之后迅即急流勇退，重入山林，又自能享受幸福和自由。唐人李商隐有两句诗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正是讲这种理想境界的： 先出山做一番慷慨激昂、改天换地的大事业，立功于庙堂之上；然后归于江湖之远，乘一叶扁舟淡出世局。
达到了这种境界的著名典型是春秋时期的范蠡。他先是帮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成就了一番霸业；然后迅即淡出政局，改名换姓，以陶朱公的化名大做生意，四海为家，获得巨额利润，成了超级富豪。（详见《史记》之《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当官也行，发财也行，两手皆硬，一切圆满，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人生圆圈啊。
陶渊明也有他心目中理想的圆圈，那就是先行出仕，游行四方，获取官俸改善生活；然后归隐，回老家过潇洒惬意的田园生活。他出仕的目的主要在于具体的经济利益而不包含多少高远的政治宏图；其归隐则是回老家的农村，绝不到处奔走去搞什么商业活动。陶渊明赞叹歌咏过的先贤甚多，却没有提到过范蠡。
先进入体制获得物质利益，后退出体制享受自由，为了实现这样的人生规划，陶渊明把这样一个美妙的圆圈反反复复地画了五六次，结果形成一套色彩越来越浓的螺旋形怪圈。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是到江州刺史桓伊手下效劳，作为他的使者到外地执行种种公务。那时东晋正利用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的有利时机出兵北伐，人心振奋，形势大好。但是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没有唱任何高调，只说此番出山完全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所以干了一段时间就回老家去了，这就是《饮酒》其十诗里所说的“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回故乡闲居，人很舒服，但官俸就没有了，所以后来他又曾多次出仕，以求“一饱”。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是充当本地江州的祭酒，时间甚短就弃职而去。《宋书·隐逸传》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出为州祭酒的原因是“亲老家贫”，可见此番出马仍然着眼于经济，与他的初仕并无二致；而匆匆自解而归，则是因为此乃“吏职”，同他的平生志趣、生活方式不能兼容。
祭酒、主簿之类都是州里的僚佐，即所谓“吏职”。魏晋以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的格局，州一级衙门里的主簿大体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主管稽核文书、执掌印鉴等事。郡、县和若干中枢机关里也都设有主簿，从事类似的公务。
至于祭酒一职，《晋书·职官志》虽有记载，但只说此乃是列卿之一的太常衙门的一种职务的头衔（“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而没有提到地方行政单位的州里也有什么祭酒（“州置刺史，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员……又有主簿，门亭长、录事、记室书佐、诸曹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成书于前的《宋书》在《百官志》里说到了州一级衙门里有祭酒：“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旧无定制也。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而别驾从事史如故，今则无也……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这里的记载比《晋书》更详细，也更重要。陶渊明所任的祭酒究竟是一般的祭酒从事史，还是地位相当高的别驾祭酒，史料有缺，现在已难确指；按一般的情理来推测，应当不是高居于吏职之首的别驾祭酒，而是分管某一领域的祭酒从事史。
如果陶渊明连“居僚职之上”的别驾祭酒都不肯干，州官再来召他为主簿，那就不合官场运作的逻辑了。他先前那个祭酒的地位应在主簿之下。何况《宋书·百官志》明明说江州设有“别驾祭酒”乃是“晋成帝咸康中”（即335—342年间）的事情，到陶渊明任江州祭酒的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之时，“别驾祭酒”一职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东晋王朝政局混乱，官职的编制时有变易，咸康中王羲之曾一度担任江州刺史，别驾祭酒一职也许出于他的设计，其人地位高名气大，不免多有创意，有所更张，大约也没有人来干涉他。
你嫌祭酒从事史的官小，现在请你当主簿，总该可以了吧。此时江州州官王凝之大概是这样想问题的。看上去不无道理，其实是看扁了陶渊明，所以当然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实际上陶渊明的苦衷是“不堪吏职”，而不是计较不同诸“吏”之间地位高下的差异。祭酒从事史是“吏”，主簿也是“吏”，而凡是“吏”,就总是得在衙门里看长官的脸色做事，时时要向比自己地位更高的各级长官“折腰”，遵守种种规则和潜规则——这是陶渊明完全不能适应的。先前当陶渊明在桓伊手下任职时，他人不在州府的衙门里，而是在外面到处跑，执行种种秘密的使命——他只对最高地方官刺史负责，而一向不同种种级别的官僚打交道，那就自由得多，也潇洒得多了。
从太元十八年（393）抛弃了江州祭酒，又拒绝担任主簿之时起，到隆安三年（399）再度出山到桓玄手下任职以前，陶渊明有五六年时间是在故乡闲居的，相对于他第一、二两次出仕之间的初隐，这一段时间或可称为他的再隐时期。
从陶渊明的初仕、初隐、再仕、再隐这两个圆圈看去，陶渊明看重的，一是经济收入，二是自由和尊严。最好能同时具备，如果不能，宁可抛弃收入，务必确保个人的自由。当然这也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意思，经济收入也很重要啊。如果自己家底丰厚，完全不需要依靠官俸也能过非常体面的生活，那么本来也可以不必考虑出山的。
二、 到桓玄的帐下效力
到桓玄的帐下效力不在“吏”的差事里失去自由固然是很舒服的事情，但经济上损失很大也是一个老大的问题，于是陶渊明继续寻找一种比较自由而又颇有收入的新职务；后来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到新兴的地方实力派桓玄帐下去效力。
桓玄出身高门，有根基，有能力，有野心，同他的父亲桓温一样，颇有志于取司马氏之皇位而代之。
谢安去世以后东晋的中枢日趋腐败，政局反复震荡。隆安元年（397）京口镇将王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人起兵讨伐掌握实权的佞臣王国宝；以太傅身份摄政的宗室成员司马道子一方面杀王国宝以谢天下，同时密谋消灭京口、江陵两藩的势力。中央和地方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新阶段。隆安二年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等再次起兵，差一点打进首都，但因王恭部将领刘牢之、刘敬宣父子倒戈而失败，王恭被杀。“仲堪既知王恭败死，狼狈西走，与桓玄屯于寻阳，朝廷严兵相距。”（《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恭既死，庾楷战败，奔于玄军。既而诏以玄为江州，仲堪等皆被换易，乃各回舟西还，屯于寻阳，共相结约，推玄为盟主。玄始得志。”（《晋书·桓玄传》）桓玄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隆安三年，他利用荆州大水、粮食缺乏的有利时机，发兵打败前盟友殷仲堪以及杨佺期等藩镇势力，兼领荆、江二州刺史，成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于是陶渊明就到他手下效力。此事大约开始于隆安二年（398）诏以桓玄为江州刺史、诸藩屯于寻阳（这里正是陶渊明的故乡）推桓玄为盟主之日，至迟亦应在隆安四年初诏以桓玄领荆、江二州刺史并督八州八郡诸军事之时。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经是桓玄之父桓温的僚佐，也是他的好朋友，陶渊明本人乃著名的江州高门才俊，他愿意到桓玄手下去任职是顺理成章、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陶渊明此时的作品《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表明庚子、辛丑即隆安四、五年（400、401）时，他正在荆、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乘船在长江中、下游之间奔波。
陶渊明喜欢这样一个人行动，不过他也深感奔波的辛苦，时时想到隐居于田园的安闲快乐。其时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尽管如此，陶渊明并没有像先前抛弃江州祭酒那样，放弃现在的职务。在地方政府的衙门里太不自由了，充当高官的特使在外面执行任务虽然辛苦，但比较自由，所以可以接受。
桓玄并不满足于只当几个藩镇的盟主，其志在于夺取中央政权。《晋书·桓玄传》载： 桓玄自为荆、江二州刺史后，“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屡上疏求讨孙恩，诏辄不许。其后恩逼京都……复上疏请讨之，会恩已走……自谓三分有二，知势运所归”。又《资治通鉴》卷一一二云：“桓玄厉兵训卒，常伺朝廷之隙，闻孙恩逼京师，建牙聚众，上疏请讨之。”朝廷不允许桓玄东下，无非是看出了他的别有用心。而此时陶渊明恰恰奔走于江陵与首都之间，显然身负重任，绝非等闲之“吏”。
隆安五年（401）冬天，陶渊明遭遇母丧，依礼制退出官场。就在他居丧期间，政局进一步发生巨变。元兴元年（402），尚书令司马元显称诏发兵讨伐桓玄，桓玄迅即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父子，自封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兼统西府、北府军，一举取得了军政大权。元兴二年冬，桓玄“接受”禅让，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晋安帝司马德宗则被安置到寻阳，软禁起来。
先前以晋安帝为旗帜的东晋王朝腐败已极，完全失去人心，所以当桓玄攻入建康之初，“京师欣然”，开局良好；可惜桓玄同样腐败，举措失当，于是很快就“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晋书·桓玄传》），预示着形势将进一步发生变化。不到一年，桓玄就被北府兵将领刘裕打垮，东晋王朝得以恢复。义熙元年（405）晋安帝复辟，实际掌握国家大权的则是刘裕。
在当时的风云变幻中，陶渊明虽因母丧而完全置身事外，但感情上明显地倾向于桓玄，对于晋安帝司马德宗被软禁于寻阳，他不置一词。但是陶渊明又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当桓玄失败身死之后，他一度进入镇军将军刘裕的幕府任参军，但为时甚短；稍后又改入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府效力，充当他的特使到首都去执行公务。这时他的头衔也是所谓“参军”——一种发生军事行动时临时的差事。（《晋书·职官志》载，将军府的属官有长史、司马、功曹等，“受命出征则置参军”。）
只要不是一般行政机构里的“吏职”，陶渊明都还能接受，但在刘敬宣手下时，他关于归隐的决心就完全下定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可知到乙巳即义熙元年（405）三月，陶渊明对自己的“一形似有制”、失去充分自由深感不满，对如此卖劲地在外面奔走效劳狠狠地自嘲——“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这四句诗表明陶渊明已经到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了。
但他倒也没有在结束此番“使都”之行后立即实行归隐，却又当了一段时间的彭泽县县令。此事出于当时在朝廷上具有高位的叔叔陶夔的安排，陶渊明不便不领他的这份情，当县令也可以进一步为归隐筹集资金（详见《归去来兮辞》小序），所以就照办了；但他的“园田梦”太强烈了，八十几天后终于拂袖而去。
陶渊明最后这三次为官（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的时间，包括其间的空隙，加起来也不足两年，义熙元年（405）十一月他终于彻底归隐了。
三、 为自由退场
先前陶渊明在居丧期间写过一首很值得注意的诗，这就是元兴二年（403）的《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诗的前一半痛陈自己在衡门之下饥寒交迫的苦况，不当官，经济方面问题很大啊。“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这样好的雪景，自己也无心欣赏，只觉得“了无一可悦”，自己已经穷得顾不上审美了。
“子曰：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而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承认自己是“谬得固穷节”： 本来并不想如此，而是实逼处此，没有办法。“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二句说，出仕乃是光明大道（汉儒公孙弘任宰相，封平津侯），退隐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但他又自我安慰说，既然前一条路走不通，那么退回故园也还不能算是“拙”。
陶渊明这时本心深处并不打算“拙”，并不想固守其穷，只不过没有更好的出路。这同他几年后主动归隐、“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心情是完全两样的。到归隐后，“拙”已经成为他引以为自豪的品格，而非现在似的无可奈何了。
居丧期间的陶渊明又写过几首四言诗，如《停云》《时运》《荣木》等，流露了急于出山的迫切心情，又忽然为外祖父孟嘉写传，大讲其人与桓温的亲密关系。凡此种种皆大有向桓玄致敬的微意。
关于陶渊明两度为参军的经历，史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从过去他为官的经历看去，他的目的应当仍在经济收入，因为丧母须花大笔的钱，又闲居数载，经济上必有问题。至于最后一次充当彭泽令，经济因素尤其明显，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小序中不仅明确地说到这一次复出可望有一笔不菲的“公田之利”，也就是充当县令的官俸，而且说起过去历次出仕都是“口腹自役”——为了吃饭而奔忙。
陶渊明当官相当于后人为解决生计而谋职。
但是除了要吃饭，他还需要自由，精神生活的意义决不下于物质生活。县令本来也还是可以当的，这同在州里担任“吏职”要时时看上司的脸色、听领导的吩咐不同；可是一个郡里下来的纪检官员督邮忽然对他产生了意外的影响，《宋书·隐逸·陶潜传》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公田之利”固然重要，个人自由价值更高，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舍鱼而取熊掌，于是即日解印绶去职，回故乡隐居。
陶渊明又画了一个始于出仕搞创收，终于退场要自由的圆圈。
陶渊明归隐以后，也曾有人劝他东山再起，他不同意，说是“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隐逸·陶潜传》）言行一致，态度坚决。
此时陶渊明日子过得潇洒，不愁生计，一度还有“我土日以广”（《归园田居》其二）的大好形势，稍后发生一次火灾，损失甚巨；到他晚年，经济状况更差，所以当刘宋王朝有意请他出山的时候，他准备接受，只不过很快到来的死亡把这一切都结束了。
萧统《陶渊明传》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此事虽未能实现，但齐梁时代的诗歌评论专家仍称陶渊明为“宋征士”（钟嵘《诗品·中》），唐初编修的史书也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著录“宋征士《陶潜集》九卷；梁五卷，录一卷”）。
对刘宋王朝的召唤陶渊明之所以“将复征命”，无非是因为想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晚年的陶老身体很差（“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多日躺在病床上（“偃卧瘠馁”），正是在这样实在难以为继的困窘处境中，他表示可以考虑复出，可惜这已经来不及了。
为了生活，创收是必须的，但自由高于创收，而生命又高于自由。最好是既有较多收入而又相当自由，可惜这两者不容易兼顾。陶渊明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端中摆来摆去，多次往返于体制内外，先后画出了一个又一个圆圈而始终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就在这种反反复复的折腾中，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本文选摘自顾农著《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顾农著，中华书局202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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