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樱与四季》：时代的地景与人情

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小说家张玲玲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夜樱与四季》，这是继《嫉妒》之后又一部探讨女性成长与抉择的作品，书中的故事写作于2010—2020年之间。张玲玲习惯将小说的故事时间拉至近距离的当下，以个人视角展开对当代的观察和书写。作者自述，自己渴望书写的，“不仅是外部的景观，还有人之内部，不止于轮廓，还有蕴藏在心的部分”。

《夜樱与四季》分享会

在在北京秋季图书市集上，以“记取时代的地景与人情”为题，小说家张玲玲，诗人、评论家杨庆祥，小说家路内，作家、收获App运营总监走走分享了对于《夜樱与四季》的阅读感受，探讨2020年以来写作的改变，流动和离散的文学等话题。活动由本书责编、上海文艺社编辑张诗扬主持。

写现代转型里的女性

介绍这部小说集时，张玲玲谈道，小说主视角为女性，但是女性的想象、性格、社会角色多有不同。“加上当时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整体基调、节奏都偏于滞重。我当时感受到，某些写作不成立了，但什么是有效的写作，到底该怎么表述今天的、当代的中国，我们其实都没什么明确的答案。到我这里，我的办法是不站在此刻去写将来，而是从过去的某个时间，延展到最近的时间，然后尝试回答此刻甚至将来的一些问题。我的很多小说都探讨了真实和幻象、表述和误解、语言和沉默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像是一个阶段的写作隐喻。”

走走介绍了张玲玲的前作《嫉妒》——小说写两个少女成长当中的嫉妒导致她们做出告密的行为，最后蝴蝶效应般给两个家庭带来毁灭。走走对于张玲玲小说的第一感受是“语言非常准确”，“这部小说集中，《洄游》是关于渔民的生活，《移民》讲商人在海外的打拼，均涉及大量的采访、调查或者是寻找资料、甄别资料、选择资料并把它们文学化的能力。”

 《嫉妒》书封

张玲玲的写作也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写作，张玲玲谈道，自己大学学的就是女性主义和城市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南方女性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当时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但其实与我后来的写作关联度极高。我读书的时候女性主义还不算热门学科，让我非常震动的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对技术（以唐娜·哈拉维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赛博格）这部分其实更为关注，甚至觉得这是比政治更为迫切的问题，譬如科技带来的身体、情感、意识上的变化，科技革新撬动的各类新的伦理问题。”

但在自己的写作中，张玲玲更多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写现代转型里的女性——她们受过教育，但心灵步伐仍略落后于时代的步速。她们难以理解自己。知识、教育、经验在遇到问题的时刻仍然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阁楼上的疯女人》书封

走走补充到，谈到“女性主义的视角”，不简单是反对男性，而是看女性有怎样的潜意识，“比如女性觉得做家务是美好的，是岁月静好。大家看朋友圈，女孩子们晒鲜花、糕点、餐盘和跟孩子玩耍，似乎女性把家庭生活经营得很好是才华和天赋，而这对男性同样是一种观念的束缚——你得好好工作，这样你的太太可以不工作，在家里岁月静好地等待你。批判这样的东西，我认为要有这样的现代性，而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强调身体是自己的，或者身体是男性的，或者身体取决于自己而不是男性。”

张玲玲回应：“我正好观点相反，我觉得男性的诱惑远低于钱的诱惑，今天如果有女性表示出对男性或是爱情的过高期望，很容易会被指是恋爱脑。什么才是通行法则？钱，自我。这套包装后的资本主义和自利法则也不见得高明在哪里。”

张玲玲

穿透符号或者隐喻性的东西

回到活动的主题“记取时代的地景与人情”，张玲玲书里涉及了多个地点，从北方大城市到南方小镇，从上海到东部渔村。作家路内也出版了两本差异很大的长篇小说，一本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雾行者》，一本是囿于小镇街头巷尾的《关于告别的一切》。

关于小说中对地域的涉及，路内认为，《夜樱与四季》涉及张玲玲过去几年走过的地方，这是作者经验的体现，当代创作，确实要以自身的经验去走过、去看到一些地方。

杨庆祥也在张玲玲的故事中想到中国传统的一些内容，在读《夜樱》的时候，想到古诗词“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你会发现什么都挽留不了，生活不是在往上走，是在不可摆脱的重力往下拽，挣脱不了。“我也想到了《诗经·王风·黍离》里边的句子：‘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它不是与非常精英的欧洲文化同步的东西，而是在中国文化结构里面反复呈现的一种游移。”

杨庆祥认为《夜樱与四季》中在各种地方的离散，杨庆祥认为，这是我们文化内部的一种离散，“这个重要的离散是我在我自己的家国内部流亡，我在我自己家族内部放逐我自己，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自我的离散和流放是有多种形式的，比如我放逐于网络，比如躺平，躺平就是自我的放逐和离散，不婚主义就是放逐和离散。比如我不结婚，我不好好工作，这也是自我的离散，而且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离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