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父母与我之间笼罩着一种谁也不愿意打破的沉默

【编者按】本书作者阿德里安·纳塞利是一名典型的“阶层跨越者”：他的父亲是公交车司机，母亲是秘书，但他成了一名独立记者和作家。生活在两个阶层间的独特经历驱使着他去寻找那些和他一样的人——那些出身贫寒的学者、法官、记者、作家等等。与大多媒体不同的是，纳塞利想见的其实是这些人的父母。他们在默默无闻地帮助孩子成功的过程中牺牲了什么？孩子跨入另一个阶层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背叛吗？阶层差异又会对家庭关系带来什么影响？本文节选自《逆袭：16个法国家庭的案例》第六章：背后的父母。

您的邮件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这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得知您的书快写完了，我感触颇多。我未曾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如何看待我，这确实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是您的书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不说，在这个话题上，父母与我之间总是笼罩着一种谁也不愿意打破的沉默。

安妮·埃尔诺

作家安妮·埃尔诺的邮件回复让我欣喜若狂。80岁的安妮是法国阶层跨越者们心中的神级偶像。不仅她的文学作品广受喜爱，而且她的承诺和慷慨也向世人证明，在社会金字塔上向上攀登的人不一定会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怪物。特别是在《一个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一个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两本书中，安妮希望“展现（她）父母说话的方式、吃饭的习惯、喜好和性情，而不激起读者的怜悯、鄙视或耻笑”。当我们在邮件里聊起《一个男人的位置》，这本她写给父亲的书时（此书获得了雷诺多文学奖，出版时安妮的母亲还在世），她说：“如何用我的文字而不是我的身体来叙述事实？……只叙述事实而不妄加评论的写作才是抵御资产阶级凝视的屏障。”我把自己的书稿发给了安妮，她读完后向我提了一个既让我感动，又让我困惑的问题，她说：“我一直在想，要是我父母还健在的话，他们面对你的采访会想说些什么，又会不想说些什么……”

事实上，安妮指出了我书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我的受访者可能没有告诉我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没有。他们不安地和我玩了一场叫作“采访”的游戏，在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长吁一声，感叹终于可以结束了。他们口中的故事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吗？有没有社会阶层矛盾的影响？而且这两种因素相互独立，还是搅和在一起？有时你必须对他们的回答仔细琢磨一番才能找到答案。不幸的是，疫情大大降低了受访者对我的亲密感和信任度。我本来打算不请自来地去各家里住上个一两天，看看他们居住的环境，看看孩子们成长的地方，看看家庭的照片，捕捉那些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问题的小细节。然而，我不得不在咖啡馆里或者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与他们见面。所以这本书是由对话组成的，就像一个电台访谈节目。

安妮·埃尔诺还在父母们的口述中发现了一些“套路式的回答”，她说：“您的采访对象笃信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孩子学习好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孩子学习不好他们也不会深究原因。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他们特别爱说‘我们就是顺其自然’这种话，以显示孩子们就是天选之子。我的父母常说：‘我们不逼她，这是她的本性。’但我想知道如果他们接受你的采访，被问及女儿的成长史时会作何反应。除了感到自豪外，是否也会感到不快，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就势必将谈及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出身。尤其是我的母亲，面对大人物们对我的成绩赞不绝口时，她会粗暴地引用《圣经》来回应：‘风随着意思吹！’”

虽然安妮·埃尔诺母亲的回答略显辛辣刻薄，却可以涵盖本书中大多数家长的想法，简而言之：这是上帝的旨意。没必要再去寻找别的解释，就算你踏破铁鞋也无处可觅。相反，一些孩子怀疑他们的学习天赋是否早已刻于基因之中—另一种形式的“自然主义”。巴德家的孩子们已经将他们的母亲伊茹女士指定为传递他们学习天赋的“头号嫌疑人”。他们确信伊茹和蕾吉雅母女二人都是“高智商人士”：伊茹没怎么看书就一次性通过了驾照的理论考试。奥蕾莉·瓦洛涅在其中一个儿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说：“所以我想知道这种特质是否会遗传，是我母亲遗传给了我，还是我父亲？”画家兼导演马里亚娜·萨特拉皮在接受《世界报》的采访时引用了一句波斯谚语来总结她母亲的一生：“多么棒的游泳运动员！可惜只能在浴缸里游泳！”这是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我的调查表明，这些天赋，无论多么神秘（“风随着意思吹”），无论是否与遗传学有关，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壤和父母的影响，孩子们长大后是不可能变成阶层跨越者的。本书中的所有孩子从小就被家长灌输过长大要出人头地的思想。在研究对比了本书中所有家庭的观点后，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成功没有偶然。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沃通过回顾自己的前半生后得出的结论也与我的不谋而合。在她今年年初出版的《恢复镇静》（Se Ressaisir）一书中，她借用了社会学家保罗·帕斯夸利的一个观点，把自己的父母比喻为“阶层跨越的盟友”。罗斯-玛丽在接受《解放报》的采访时说：“我要感谢我的小学老师们，我的教授们，和我一起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讨论小组的朋友们，我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同事们……一个人是无法独自跨越社会阶层的。如果说我欠他们的情还没还完，那是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在我看来，欠下人情债并不一定是坏事，这是我对别人帮助的一种承认。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光说感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回馈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在他们面前，我们要有同理心，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我们要慷慨一些，我们要心胸开阔一些，我要习惯在与他谈论社会问题和女权问题时扯上政治。”因此，无论父母们给予我们的是陪伴还是对抗，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我们最早的“阶层跨越的盟友”。

安妮·埃尔诺发现，我的受访者在童年时期都有三个显而易见的特点：

因为害怕命运的眷顾会突然结束，所以从不骄傲自满；默默接受学业成功需要付出的牺牲；母亲的影响和早期对阅读的兴趣。讲述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时，孩子和父母已然表现得平静且克制：除了时间冲淡了一切外，孩子们的成功也成了彼此关系缓和的调节剂。当然，受访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也会掩饰某些东西，这一点您已经在书中提过了。

我说过了，我们讲述的故事中往往会夹杂着对自己的美化和吹捧。随着采访的进行，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当我不自觉地夸赞孩子们的成就时，他们的父母往往也只对我讲述自己孩子的各种优点。尽管在采访中存在这种僵局，我发现父母们对优绩体制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改变，他们在赞同和欣赏这一体制的同时又对其有所保留，有所怀疑，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这个抽象的名词正活生生地作用在他们孩子的身上，他们在为我们感到骄傲的同时，心中也五味杂陈。我只是单纯地想用自己在新闻学校学到的知识为这个研究领域尽一份力：发布任何信息前都至少要核实两个信息来源。对于同一个故事我们得兼听则明，孩子和家长双方都应享有说话的权利。这样一来，故事才会真实客观。为什么我的同行们没有早想到这个方法呢？据我所知，只有记者玛丽·波艾冬在2018年的《十字报》的一篇文章中给了父母们说话的机会。在采访阶层跃升者的同时，玛丽也采访了社会阶层降级者。诚然，这两类人的所思所感肯定不尽相同，所以采访的关注点也不一样。

在我的调查即将进入尾声时，安妮·埃尔诺抛给我两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自称为阶层跨越者？”“哪些人可以自称为阶层跨越者？”这两个问题让我不得不再次审视自己的观点。我最初的回答是：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阶层的跨越者。因为这个话题能激起每一个人内心的共鸣，让我们不自觉地带入到阶层跨越者的角色上去，无法冷静地分析事实。几乎所有人都会感到自己与父母、故乡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即使是最高贵的继承人在这个话题上也有自己的故事可讲。这是我在本书引言中试图证明的观点：我们习惯于借助富有情感色彩的词语来讨论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却忘记了从父母的职业、收入和文化习惯等客观信息入手来寻找真相。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要把你的职业、收入和文化习惯与你的父母进行横向比较，你就能知道自己是否是阶层跨越者。即便各家各户的情况不尽相同，但这条定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了建立我的“名单”，我不得已把一些阶层跨越者留在了我的门槛外。例如，某人父母从事餐饮工作是因为他们没有完成高等教育，而不是因为他们从未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或者父母中只有一人拥有高等学位；或者当父母是教师时——教师这一职业虽然工资不高，但在社会中还有着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学校制度的体现。我想暂且把我们多姿多彩的人生剧本放在一边：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有着自己的家庭问题、心理痛苦、疾病、意外和创伤，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活在每一个阶层中的人都会经历这些伤痛，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影响我们对社会阶层跨越者的判断。

迪迪埃·埃里蓬

在我的采访中，迪迪埃·埃里蓬呼吁不要总是用精神病学的那套理论来分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他说：“我觉得，为了理解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问题，我们应该摒弃一些俄狄浦斯式的观念，以教育为突破口来分析问题。很多代际之间的冲突都与接受教育时间的长短有关。接受教育的不同会导致代际之间出现语言、文化、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巨大差异……托马斯·伯恩哈德声称学校体系是社会的‘内脏’，确实如此，学校不断地对我们每个人进行着筛选和分类：您的一生都将永远被您受教育的类型和时长影响。”今天，一个普通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变得越来越难，所以阶层跨越者们在受到猜疑的同时，也收获了羡慕。我想呼吁社会大众用一种诚实的方式表达自己，为此我们必须学会克服让我们不敢询问他人父母的职业的羞耻心。

这同样适用于记者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进行采访时：无论我们和受访者谈些什么，也无论我们的采访主题是什么，“父母的职业”这样一个简单的信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受访者所说的话。他或她为何这样看问题，为何这样说话，为何这样坚持，尤其是为何达到了今天的成就。以上这些问题都与他或她走过的人生之路有关。只有在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后，我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才能自发地形成自己的观点。

最后我必须承认，我之所以开展这些调查，是因为我纠结于几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能把自己构建成一名‘无阶级者’吗？我能严肃地说自己是无阶级者吗？”鉴于我们的双重身份，阶层跨越者应该有资格获得这种想象中的头衔。拥有这种身份让我感到无比轻松，有点像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可以让我越过所有边界。这个身份可以让我置身于社会的炼狱之外，可以让我摆脱所有的责任、承诺和选择阵营的必要性，可以免除我的社会性。“黄马甲运动”？“对不起，我今天不上街抗议，因为我是一个没有阶级的人。”气候危机？“对不起，作为一个没有阶级的人，我不认为我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我羞于告诉你们的寓言，一个无法启齿的梦想，可以将我从两个阶层中抽离出来。因为正如社会学家朱勒·诺德特在他的作品《进入精英阶层》（Entre dans l'élite）的引言中所写的那样：“如果出身平民阶层的人想要捍卫他们的原始阶层利益，那么对现有的精英们来说，让他们进入自己的阶层将是非常‘危险’的。为了维护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上层社会的精英们要求阶层跨越者们改变自己，并尽可能地模仿上层社会的特征……社会向上流动当然会影响上层阶级的组成，但不足以将其消灭。”事实上，本书也不会消灭上层阶级。当然这也不是我的意图，因为那样会抹去一半的朋友以及我的伴侣。这样对我来说也很虚伪：本书的出版已经表明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对于安妮·埃尔诺提出的问题，我最后想说的是，阶层跨越者们是能够彼此认同的。当我在电话中向奥蕾莉·瓦洛涅阐述我的写作计划时，她非常感动：作为一名小说家，奥蕾莉在写作中很少涉及这个话题。

奥蕾莉·瓦洛涅  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有时会感受到一种羞耻感。我曾经对我的母亲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羞耻感，然而现在这种羞耻感已经不存在了。相反，我会永远感谢母亲。但母女关系是一个真正的难题，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她的声音停顿了］对不起，这个问题很敏感。在这个话题上，我们通常非常孤独。

因此，我想与同类们建立联系，组成一个“合唱团”，而不是区分每个人的经历。事实上，我们的经历都各不相同：一个来自法国沃克吕兹省的农民之子和一个生活在巴黎的越南移民后代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在这些差异的背景下，我想强调的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父母没有接受过教育，也不了解法国的教育体系。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从事并不喜欢的餐饮业工作。我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价值评价体系来评判孰优孰劣。其实作为农民，我们的杰基·罗斯先生与那些“新农民”是完全不同的，这些“新农民”都是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因为厌倦城市生活和资本主义而来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无论他们的经历如何，阶层跨越者们都有故事要讲。他们的经历相互重叠，独立于他们的个性、品位和他们所遭受的结构性歧视。托尼对我说：“我们这类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我想并非每个人都会同意托尼的观点，但是与同样是社会阶层跨越者的朋友们在一起相处，我确实会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感 觉—或者用当下流行的话说，是一种non-mixité的感觉。

安妮·埃尔诺  在阅读您的最后一章时，有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回到了熟悉的过去，好像在读自己的故事，在读我父母的故事，我好像又重新听到了父母常说的话：不要炫耀，要谦虚，但也不要让人欺负。这证明了我这个人身上确实具有“社会阶层跨越者属性”（transfugitité）——我创造了这个新词，而我也确信自己这一属性永远不会改变。

非社会阶层跨越者很难理解我们这类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们渴望社会阶层的上升，又害怕因此羞辱了我们的父母；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别人看不起他们，愤怒地为他们辩护，不容许任何人“贬低”他们，正如安妮·埃尔诺在给我的邮件中所写的那样。

安妮·埃尔诺  我有一位好朋友，她的家庭很富裕，父亲是工程师，但是她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很不舒服。她说：“生出了你这样一个大作家，你爸妈一定觉得自己的乌鸦窝里飞出了金凤凰。”“不，才不是这样。”我对她说。我不能容许任何人贬低我的父母……父母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与上层社会的人格格不入，所以当孩子们把他们带入自己的生活圈子时，父母们往往都会表现出害怕和紧张。

我还有一位朋友，本来我打算把他的故事也写进书里，但遗憾的是由于那段时间他正与父母闹矛盾，所以就作罢了。但他说过的一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他说：“如果有人嘲笑我妈，我会立刻把他的眼睛剜出来。”他的母亲是汝拉山区的邮递员，当时正好来巴黎看他，所以他便带着母亲去朋友家吃晚餐了。晚餐结束后，母亲对他说：“希望我没有让你丢脸。”这句话让他感到心碎。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和解，所以这是“一本关于和解的书”。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俗套，像在鹦鹉学舌，但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然而，我要与谁和解呢？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和家人们没有一点儿矛盾，相反，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那么，我是要与自己和解吗？很多折磨着社会阶层跨越者们的问题可能只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完全在杜撰。我们很少谈论人与人在家庭、学校、职场、友谊和爱情中的阶级关系，因此我有时觉得自己的研究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离谱的。然而，我却觉得我们不能忽视阶层关系。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孩子，他或她将有一位毕业于巴黎高师和记者培训中心的父亲。如果我和约翰尼一起抚养这个孩子，那么他或她还将拥有一位来自牛津大学并获得法国国籍的英国父亲。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说着英法双语。我将告诉我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大方地坦白自己在社会上享有的特权，而不是虚伪地掩饰。”在本书开篇时我就指出，某些特权阶层觉得自己享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从未承认也从未质疑自己的阶级特权。更令人恼火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居然试图在公众面前降低自己的出身，就像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们试图逃脱断头台一样。如果我们都能开诚布公地坦白我们的社会背景，并承认父母及家庭教育对我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我相信法国各阶层之间紧张的情绪也许就能得以缓和。就像人们常说的：承认错误，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快去坦白吧，趁现在还来得及。

《逆袭：16个法国家庭的案例》；作者：[法国]阿德里安·纳塞利；译林出版社；202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