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尽的研究：历时十多年的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

《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简体字本出版，让我有机会重校旧著，并向支持与关注此项研究的广大师友表示一下感谢。

写这本书前后历时十多年，实在不算短。书中集中调查的万全县，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 CICM）神父带领研究生李世瑜、张冀文最早开展人类学调查的地方。不过，相比辅仁师生利用暑假完成的方言、民俗调查，我的田野工作花去了太多时间。

一个体会是，这种复杂的历史调查，要多去几次，甚至多年往返，才容易取得当地朋友的信任。事实证明，蹲点、往复，虽然费时，但效果不错。我们发现了一个罕见的民间经卷宝库。这批珍贵文书经整理、修复，已于2013年出版，公诸学界。令人感慨的是，李世瑜在1947年夏天，其实已经访问到了这批文书的藏主家里，可惜所获无几。显然，在陌生环境中建立信任还是需要投入时间。最好，再加上那么一点儿运气。

发现大宗史料，对史学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又何况是在苦于“文献不足”的秘密社会史领域。2013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召开“新发现黄天道帛书写经”学术研讨会，万全县文联主席张振山及当地学者王德山，作为合作调查者及人大清史文献馆兼职民间文书资料馆员，为与会学者现场展示了新发现的一种孤本宝卷。牟宗鉴、秦宝琦、程歗、马西沙、郝春文、刘成有、尹虎彬、郑永华、邓庆平、陈侃理、张梅雅、孟宪实、黄兴涛、杨念群、夏明方、陈昊等前辈学者及中青年专家，共同赏鉴这部长达12米的卷轴装帛书宝卷，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朝阳老爷遗留文华手卷》。未能参会的余欣、王媛媛通过邮件提交了意见。韩秉方老师没来开会，会后专程来人大清史文献馆，详细询问了这批文献的收藏情况。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批新发现文书中，是否发现了摩尼教或白莲教的线索。

摩尼教与中国本土教团的关系受到关注，起初是由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汉文及粟特文的摩尼教写经。抗战期间，牟润孙《宋代摩尼教》、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等论文，都是在敦煌学鼓舞之下的“预流”之作。待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文学想象渲染之后，整个华语圈的“金庸迷”，都知晓了元末红巾军实为明教，即华化的摩尼教。连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都知道朱元璋、常遇春是明教中人。

而在田野调查中，我还真的遇到几位老先生，坚持说自己手里的经文就是明教经书；他们的法会，就称明会。其中一位见多识广的，还告诉笔者，朱元璋也是明会。晋剧里有一部戏《火烧庆功楼》，讲朱元璋诛杀功臣，就是要铲除明教。明初以降，明教只好改了装，由原先的白衣道改着青衣。说话者是认真的，我亲眼看见他保存着《人民日报》刊登关于吐鲁番发现摩尼教遗存的报道剪报，虽然不够专业，但与学者做研究的资料卡片，道理上没什么不同。

摩尼教或明教是否在元末传播到了华北？北方民间宗教文书里真的杂糅了摩尼教教义？我一直疑心。然而，“杂糅说”影响很大，不少书上，就是这么依样画葫芦写的。但我核对各种“杂糅说”征引的史料，至今未找到有力的确证；相反，倒是发现有些学者，基础史料即引错了。

泉州晋江摩尼教圣地草庵

证据的稀薄，也刺激了学术界从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民间教派历史作出大胆推论。荷兰汉学家田海（Barend ter Haar）提出，白莲教是明中叶之后，被逐步“制造”出来的一个污名化“标签”。“标签论”对研究白莲教历史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现象在清代档案里更加明显：某些时候，审案的官员确实会诱迫被捕的教派头目，供认自己是白莲教。

田海这一理论在欧美汉学界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国内也不乏追随者。当然，梳理某个污名化标签的形成过程，并不代表真正弄清了标签背后的历史，特别是当历史家并不拥有理想的史料前提下，将历史约化为概念史，或者某种诠释学，同样面临极大的反历史风险。白莲教问题非常复杂。除了事涉历史上下层社会的反抗运动，史迹晦暗不明之外，还有一个困境，就是文献释读。哪怕就传统史料的解读而言，似乎也不应过于乐观。

举个例子，明朝官书上，特别是官府查案的公文中，“白莲教”一词并不少见。以往论者多将之与《大明律》上加以禁止的“白莲社”混为一谈。但细说起来，二者并不一致。明初的白莲社，是在“禁淫祀”的名目下被禁的，与之并列提到的，还有明尊教、白云宗，甚至“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淫祀”“左道”“妖言”，这些概念在现代人听来，似乎都差不多。但在古代法理上，却有本质的不同。熟悉明初以降律例的学者应该知道，“禁淫祀”更代表着儒礼世界的神权灰色地带。长远看来，淫祀从来都是越禁越多的。措之刑罚，淫祀过犯颇轻，而妖言则不同。与淫祀相比，妖言是另一极，特别是“大逆妖言”之类。明代的妖言罪，往往是要处以极刑的。而官书上说的白莲教，更近“妖言”，因此也有文书上干脆称其为“莲妖”。问题来了，如果白莲教本系子虚乌有，明朝官员何必用这个概念指称如此重罪？

事实上，田海是繁体字版《祖师的族谱》（2016年）最早的读者，我拿到样书的当天，田海教授正从五台山的学术会议上赶来，计划参加我组织的长城沿线调研。当然，第一个问题，便是书名副标题为什么使用了“白莲教”一词？南京大学李恭忠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赵涛博士、牛津大学的李娜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小型研讨会。稍后，台湾地区学者王见川教授和李世伟教授，几乎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北京大学刘永华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指出：笔者考证教派宝卷的早期谱系言之成理，但关于其背后的教派脉络、组织体系、人际网络，仍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但显而易见，学界关于摩尼、白莲源流谱系这些复杂问题，不是《祖师的族谱》这本社会史小书能够容纳的。从民间文书自身的脉络，全面梳理这些源流谱系的工作，只好以待来日吧。

田海知道我对其学术观点不尽同意，但仍在多种场合下尽力提供各种帮助和推荐，胸襟之广，令人钦佩！而上述文献发现以来，笔者应邀参加了日本学习院大学（2012年10月）、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1月）、德国莱比锡大学（2014年1月）、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2014年2月）、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2014年11月）、瑞士日内瓦大学（2016年6月及2018年9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16年10月）主办的专题报告会或学术研讨会，收获意见良多。笔者特别感谢孙江、武内房司、王见川、范纯武、李丰楙、刘苑如、柯若朴（Philip Clart）、苏为德（Hubert Seiwert）、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汲喆、宗树人（David Palmer）、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王大为（David Ownby）、丁荷生（Kenneth Dean）、杜博思（Thomas Dubois）、周越（Adam Chau）、范华（Patrice Fava）、戴文琛（Vincent Drand-Dastès）、裴凝（Benjamin Penny）等组织者及参会师友提出的问题及建议。

另外，倪来恩（Brian Moloughney）教授寄来有关贺登崧在辅仁大学期间的相关史料；钟思第（Stephen Jones）博士提供了他在华北调查的田野手记和大量照片；高士达（Blaine Gaustad）教授将本书的第一章译成英文；小友朱明川将自己收藏的黄天道《佛曲》清抄本见赠，均让笔者感激莫名。还要感谢赵昕毅教授多次邀请笔者撰写相关田野调查的论文，惭愧由于当时身体欠佳未克交稿。

人大清史所的师友学长，长年支持我的这项“试错性”研究，在量化考核几乎要摧毁人文学术研究的今天，我的这类近乎任性的历史田野调查，得到了所领导黄兴涛、夏明方、杨念群的鼎力支持与最大程度的宽容。时任国学院副院长的孟宪实表示对这类研究一定要支持。历史学院的学友陈昊（现已就职北大）多次帮助我组织学术活动，并介绍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给我。

张家口市当地学者张克东、张振山、王德山、佟建华、谢绍坤、姚卫平，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关键性材料和照片，振山、德山与笔者一道，多次采访过当地乡亲。受访者的名字恕不一一列出。这些田间炕头的促膝长谈，与我们共同走过的沟沟坎坎，一直是这本小书重要的灵感源泉。

在山西省寿阳县的调查中，笔者临时返校。赵涛博士按照我们讨论好的调查提纲，创造性地在多个村镇中开展调研。所到之处，赵涛与乡亲们同吃同睡，很快就掌握了重要的线索，并获得了珍贵的族谱、家布与口述材料，实在是功不可没。

最后，笔者要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杜非博士。在万全县新河口堡长城遗址，怀安县牛家堡村、狮子口村，以及蔚县各村镇最初的几项摸底调查中，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车载导航、通讯信号也还不能全面覆盖偏僻山区，是杜非承担了驾车下乡的任务，在手持卫星GPS的指引下，一路前往长城沿线的各个堡寨墩台。在通往新河口堡长城遗址的山路上，山野静谧中安然踱步的雉鸡，突然受到汽车的惊吓，纷纷张开华丽的尾翎，扑棱棱地从车头前飞过。奔波之余，惊魂又难忘的那一抹绚烂，定格在我的记忆当中。或是预示，在坎坷的尽头自有令人惊叹的宝藏，值得再进一步，勇敢地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