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名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荣誉资深教授周勋初先生今年迎来九十五岁诞辰,二十卷本的全新《周勋初文集》历时三年,于今年悉数出版。全面认识周勋初的学术贡献,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及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拓展注入新经验,引发文史研究界的关注。9月9日,迎来建所四十周年庆典的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举办了“贯通历代、弥纶群言:《周勋初文集》与传统文史之学研讨会”。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致欢迎辞,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长卢伟、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徐俊、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及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机构专家学者数十人与会。围绕《周勋初文集》及周勋初教书育人、治学处世等方面内容,与会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史之学、治学方法、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等视角出发,发表了诸多颇具启发的谈话。与会专家所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传统文史研究的推进不无裨益,兹略为分梳如下,以飨读者。
研讨会现场,图为程章灿教授致辞
一、贯通历代、弥纶群言的《周勋初文集》
“二十卷本的《周勋初文集》,既是周先生一生学术贡献的总结,更是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四十年来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程章灿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文集》之外,周先生的古籍整理工作同样具有学术性与典范性,并预告了周先生作为第一主编的《全唐五代诗》将于明年推出。程章灿表示,研讨《周勋初文集》,总结周先生各方面的成就,促进学术进步与文化传承,将会是长久的话题,本次会议的研讨只是开端。
由于分科教学与研究日益专门化,晚近学者治学愈趋专门,治学园地往往狭窄。而周勋初治学规模之大,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傅杰看来,为今世健在的文史学者中挺出之第一人。从《周勋初文集》可见,他在先秦、魏晋南北朝、宋代文学、近代学术以及文学批评史等方面均有专著。其学术成就显得异常丰富。周勋初研治《楚辞》,有《九歌新考》;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撰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治《文心雕龙》,成《文心雕龙解析》;奉命注释《韩非子》,撰成《韩非子札记》;学习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志疑,终成《高适年谱》……凡此可见,周勋初治学之广博,收获之可观。而这种可观,又非是“以数量压倒质量”的滥施,而是卓见纷呈。如《〈韩非子〉札记》,便被南师大段熙仲先生称为是“篇篇有根据、有心得的学术论文”。
《周勋初文集》部分剪影
在周勋初较多用力的唐代文史研究中,成果更加精彩。除《高适年谱》、李白研究成果三种(《李白评传》《诗仙李白之谜》《李白研究》外,尚有《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此外,还有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唐语林校证》,主编有《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及《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等。而这些著述,大部分都是周勋初50岁以后的作品,又可见其学术事业之长青。
周勋初的学术成果根深叶茂,卓有美誉,与其重视文献学基础关系密切。前辈曾比之为 “新朴学”(程毅中语),徐俊教授加以申说,认为周勋初之所以有众多古籍整理精品,根源在于他往往能针对不同古籍作体例创新,且开启深度整理古籍之先河。另外,周勋初对古籍整理方法、理念的总结提炼,还有学理层面的深思,故具特别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周勋初对古籍整理有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艰辛与欢乐相随》一书中,周勋初语重心长地说,“我总希望学术界不要轻视古籍整理,因为这是国家文化大业中的一项基本建设。”
抱定这样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终使周勋初先生的学问呈现这样一种面相——堂庑甚大,气象恢弘。何以形容?莫砺锋教授在周勋初八十诞辰时曾拈出八字“贯通历代,弥纶群言”,以为概括。此后江苏书展及本次活动,主办方均以这八字为主标题,足见受到业界广泛认可。八字意思何在?莫砺锋解释说, “弥纶群言”出自《文心雕龙·论说篇》,而“贯通历代”,容易使人联想起韩愈《顺宗实录》称赞时人张荐“历代史传,无不贯通”,但他更愿意把词源追溯到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通”是周勋初学问的基本特色。此番论说,得到与会诸多专家的普遍认可。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认为,周先生学问因“文史结合、理论与文献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而呈现一种博大气象。
在传统文史研究中,治学气象博大与贯通,则研究的魅力就不局限于一隅,而往往光华四照,在各个领域呈现开拓性。西北大学郝润华教授认为,在传统文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周勋初都较早地做出许多新尝试。如时下较为流行的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周先生便是开风气之先者。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周勋初通过分析曹操身世及曹操、曹植、曹丕三人在婚姻观、礼法观方面不同常人的表现,阐发曹氏父子能够摆脱两汉传统观念束缚、开创魏晋新文风、创立建安文学的思想渊源。在关于疾病与文学的关系这一学术热点上,周勋初也老早即有关注,他所撰《王粲患麻疯病说》一文可证其事。凡此,皆可见周勋初在学术视野和学术眼光上有独到之处,因此往往能预流前沿,进而产生“导夫先路”的影响。
二、“掘井及泉”与“顺其自然地登攀”
以治学范围而言,周勋初治学自先秦而下,直至“当代学术思辨”,几于历朝历代的研究均有涉猎。更难能可贵的是,于每一治学园地,周勋初均能“掘井及泉”。中国古人于学问虽强调专博兼综,然似稍偏爱于专。孟子曾言,“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废井也”,(《孟子·尽心上》),曾国藩也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曾国藩家书》“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南京大学巩本栋教授特为申说此点,认为周勋初与一些学人不同,没有“老守一井”,可“最令人惊异和服膺的,是先生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取得突出的成绩。掘井虽多,而皆能及泉”。
周勋初治学自警词为:涉猎广泛、独立思考、尽心尽责、坚韧不拔
周勋初能够在众多领域卓有建树,除去勤奋与认真的治学态度之外,更在于他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便是周勋初总结学术研究方法的最好证明。程章灿教授直言他最爱《艰辛与欢乐相随》一书,原因在此书将治学经验“情境化”地揭示出来,是周先生的现身说法,营造了很强的学术现场感。
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已出数版,备受好评
由于此前学界论说周勋初 “文献学与综合研究”的治学经验较多,这次研讨会上,学者多就其他方面申说。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认为,周勋初十分强调治学方法的多门,认为学者手中“武器要多”,“文献整理要会,文艺研究也要通……十八般武艺都有,贯通起来。解决问题时,就能随意拿出趁手武器应对。”这些博采众长、不拘一家的治学法门,初看较为复杂,细细归结起来却十分朴素,无非是学者要始终秉持敬业精神,练好看家本领,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巩本栋教授指出,周勋初“不管领导在工作上有什么安排,教学上有何要求,只要工作需要,先生总是服从安排,毫不计较,并把它做为一种难得的学术机遇,集中精力,全力投入,顺其自然地登攀。”
“顺其自然地登攀”,道出了周勋初治学的重要面相。事实上,周勋初治学领域广泛,并非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更多地是时势造就。南京大学徐有富教授谈及周勋初之治《高适年谱》,是源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在1971年出版后,各高校暂停运动,组织学习,周勋初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广泛收集资料,最终撰成《高适年谱》,奠定了此后唐诗研究的基础。而周勋初的《〈韩非子〉札记》,也是早1974年“评法批儒”运动开展后,周勋初奉命参加《韩非子》校注,得以避开其他风波,专事读书写作。校注期间,周勋初思维活跃,心得极多,而《校注》一书无法全部吸纳,因而他效仿清儒治学,写下48篇札记,最终形成《〈韩非子〉札记》一书。由此观之,周勋初治学的所谓“顺其自然的登攀”,乃指在时代变迁中,因势利导,找到专属自己的学术节奏。
周勋初曾说,每一代学人都有每一代学人的困难,他们这一代人主要在经历种种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运动。但在运动的缝隙和上级布置的各类任务下,周勋初总能辟出一方学术的园地。南京大学文学院姚松老师认为,周先生没有刻意去建立什么学术体系,而是学术触角自然延伸到哪里,有所发现,就去高效率地完成而已。华南师范大学蒋寅教授将周先生的治学模式概括为“解决任务型”。他认为,周勋初之所以成为“多面手”的学者,在于他的治学看起来只是在“等问题”,问题来了,他都能处理,并且轻松加以解决,如是而已。然而,能看到问题、“等到”问题,却正体现了学者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敏感度。例如,阮籍《咏怀诗》向难索解,而周勋初在《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中,解析“赵女媚中山”一句,很快便溯得典故源头在《吕氏春秋》,从而指出此处“赵女”为汉献帝皇后曹节,为此诗研读破一大障。在此,周勋初之所以能发前人所未发,根源在于他对早期经典十分熟谙。
周勋初治学又有一点,过去少经人道,这便是他的治学有“少年锐气”的一面。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引宋人吕大防评杜甫诗“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之语,以为周勋初之治学相仿佛。他认为,周勋初最得意的一些论著如《九歌新考》《梁代文论三派述要》等俱是年轻时所作。周勋初治学重“少年锐气”,还在于他始终将治学看作打仗,以为学者出去开会,必要以论文迎战。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回忆周勋初与他“私聊”,印象很深的是,周勋初强调文章要写得漂亮,参会及发表出去,就跟打仗一样,出去了就要打得漂亮。傅杰也对周勋初的两句口头禅记忆犹新,这便是 “站住了”,是“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站住了”、“立于不败之地”,是周勋初先生认为某人有某部论著,便在学界站稳脚跟的通常评价。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吴葆勤回忆起2023年看望周勋初,谈及几篇代表作,周勋初在他耳边轻声地说,“那几篇论文写得真是好啊,想想都得意。” 南京大学曹虹教授认为,“周先生在骨子里始终有一种以学问为最大快乐的学者天真”。譬如,“周先生在私下里偶尔也会恣意指着自已的鼻子笑谈说:‘别人喊我周主席’(1990 年主办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我这种人也当上了研究生院副院长’等等。”
惟有性存天真的人才能做出纯粹的学问,而周先生于此也特加留意,并时时因之与年青人在思想和情感上同频共振。在《顺其自然地登攀》一文中,周勋初特别提醒年轻学人要 “抓住一切机会谋求发展”,认为“读书时有些新想法,应该立即记下”。这种强调放手为文的观念,与许多前辈很不一样。前些年,常有青年学人向周勋初抱怨写论文难,周勋初以早年迅速写完《九歌新考》为例予以劝说:“只要你对某一问题考虑成熟,找到了症结所在,那么行文之时必然势如破竹,几万字的文章不日即可完成。”在论述治学方法时,周勋初不像有些前辈那样“英雄每作欺人语”,而是毫无保留地把金针度与人。这又是他性情之真的一点写照了。
三、传衍学脉的“双重证据”
中国传统文史研究重传承而甚于创新。尽管成长于新时期,周勋初对学术创新有很高的追求,但在传承学脉方面,他不乏自觉担当的意识。这种传承有具体的学术著述为例证,读者翻阅《周勋初文集》,自能体会。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通过言说一个个掌故,将这种传承描绘得更加生动。另外,研讨会期间,主办方还展览了周勋初捐赠南京大学博物馆的多件书画作品,为学脉与文脉的传承提供了物质性的证明。
周勋初捐赠书画作品展现场
本次研讨会上,不止一位学者提及周勋初自觉传承并发扬前辈学术的故事。譬如,1959年,周勋初全程聆听了导师胡小石开设的《楚辞》课,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赶忙将研习《楚辞》的所思所想写了下来,这便是后来出版的《九歌新考》。其中《东皇太一考》一文就是申述师说而成。周勋初认为,学术传承就像接力赛跑中的传棒一样,老师探讨的问题有些想法没深入下去,学生听后觉得还可开拓,应当继续发力,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学说。亲炙于胡小石、汪辟疆、罗根泽等老一辈学者门下,周勋初对东南学术的诸多方面均有继承。对罗根泽擅长的文学批评,周勋初早在1981年就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对东南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黄侃,周勋初于1985年写下《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心雕龙札记》,即以这篇文章为导读。周勋初还说:“我很珍惜在人生最黯淡时得到的温暖。”他写了一系列纪念方光焘、胡小石等老师的文章,既出于学术史的自觉,也寄托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在“中国文学史”掀起研究热潮时,东南学者的贡献未得重视之际,周勋初时常与程千帆讲起胡小石在文学史建设上的重大贡献,可惜只留下不易见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册)》,便撰写了《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两篇文章,点明胡小石对早期中国文学史核心论述的重要贡献。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后,呈交周勋初指正。周勋初在肯定之余,还花了较长时间和他通话,重点讨论了胡小石生平及文学史贡献,如谈及胡小石因其师李瑞清介绍,为仓圣明智大学国文教员,与王国维同事,而胡小石父亲胡季石与沈曾植是同榜举人。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论述因而有很深的传统根底,相关论述影响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譬如该书关于汉赋的不少论述即承自胡小石。陈广宏因而重温周勋初的论文,对胡小石的文学史贡献有了更深的体会,并意外发现胡小石1923-1924年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书时,对中国修辞学说有较多贡献,而这是文学史研究者较少留意的。
周勋初捐赠书画作品一览
研讨会前夕,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无作为周勋初先生的弟子,代表周先生向南京大学博物馆捐赠了珍藏文物9件,其中有代表性作品为《南京大学教授胡小石先生墓志》及墓志盖拓片、郭绍虞(1893-1984)书鲁迅“雨花台边埋断?”诗赠周勋初、苏局仙(1882-1991)书法作品三幅、叶恭绰(1881-1968)赠周勋初书法一幅、胡小石临东魏《敬史君碑》一幅等。这些书画作品见证了周勋初先生学脉渊源的另一面。
徐兴无教授代表周勋初先生接受南京大学博物馆捐赠证书
徐兴无教授简要介绍了这些书画作品的概况,如胡小石墓志,是曾昭燏撰文并书,陈大羽篆盖。曾是胡小石弟子,陈为齐白石弟子。墓志藏诸九泉,存世极少。另外,叶恭绰书张九龄《感遇诗》一首,是周勋初1957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拟南归从胡小石攻读副博士学位辞行时,向叶恭绰所求。据说回南京后,周勋初呈向胡小石提及此事,胡小石风趣地说,你要是跟“叶老虎”(叶恭绰外号)求一幅画竹作品,就更好了。此外的藏品,是胡小石临《敬史君碑》的拓本,书于1959年,其时胡小石七十一岁,周勋初正从其读副博士研究生。徐兴无尝撰《跋周勋初师藏胡小石先生临敬史君碑》考其事,以为胡小石“晚年留意此碑,多所临习。其原委当于‘书至东魏便挺秀,有南风矣’一语求之,缘此语实关涉先生书学之奥旨也。”
周勋初所捐藏品还有一件颇为有趣,为台湾大学汪中(1925-2010)教授所书旧作两首,是20世纪90年代周先生在台湾地区讲学时汪先生所赠。二诗所咏乃南雍前辈汪东、黄侃等旧事,卷首所钤一方印为“画毂追春,繁花酝梦”八字,出自汪东弟子、程千帆夫人沈祖棻名作《喜迁莺·重逢何世》一词。南雍学脉至为清晰。
台湾大学教授汪中赠周勋初条屏
苏局仙谢赠《高适年谱》诗幅
这些旧藏所蕴涵的学问、师承、故老、交游等等意味,周勋初深埋心底,甚少言明。更令人觉出这些藏品传承意味,则来自苏局仙老人所赠三件书法作品。一是谢周勋初赠《高适年谱》,另外一件为所书《兰亭集序》,第三件为赠诗。三件作品均系首次披露。此前周先生从未对外宣称他和苏局仙先生的联系,此番经弟子们请教,方知苏局仙是周勋初父亲周廷槐的老师。考周廷槐1937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系,曾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夺魁,受校长张寿镛赏识,遂在光华大学附中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失业,方改行谋生。周勋初曾说,“我家上代,父亲和伯父都是当教师的,平时总希望学生尊重教师,维护尊师重道的传统。”如今秘藏多年的苏局仙三幅作品,表明周勋初不惟自己尊师重道,对父亲的老师同样敬重如斯,凡此,正可见周先生对传统文化的默默守护。
周勋初父亲周廷槐
周廷槐就读光华大学的毕业照
周勋初并不以藏书家自居,所藏书画作品多是师友所赠,然管中窥豹,可见其学缘。稍早之前,周勋初于2022年捐赠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上千册图书,其中批校及签赠本亦复不少。据参与整理这批图书的同学说,其中不乏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等人的签赠本,书中往往夹有这些人的手札,或所书诗笺。而周勋初为学生修改论文的原稿,也在这次展览中略微展出。从中可见,周勋初早年修改学生论文多用铅笔细批,而又有夹纸总评。近年周先生目力较差,然朱笔改正文稿,仍然一丝不苟。蒋寅回忆早年周先生帮他改论文,惜墨如金,往往一段一划,旁写一“删”字。周先生批阅的这篇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章后来刊发,而蒋寅由此谨记写论文当略去常识部分。
南京大学博物馆史梅馆长在颁发周勋初捐赠证书时,深情回顾了近三十年间,南京大学图书馆、博物馆接受了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李小缘、欧阳翥、缪凤林、程千帆、潘重规等人旧藏或著述手稿,如今周勋初先生的旧藏也加入这一行列。从此学林增添新故事,而源远流长的南雍学术珍藏亦更见丰沛。
四、为学问和文化的传承竭尽绵薄之力
尽管周勋初以教书育人为本,以书斋治学自守,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有着不懈的思考。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认为,周勋初对学术研究的大环境始终有清晰的判断。如周勋初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在古今结合之余,始终包孕于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中。改变这种局面,靠的并非完全是学者的努力,根由或在于国家的崛起。惟有国家崛起,学界方能消弭此类渐进之风。对此,南京大学中文系姚松老师亦有同感。他记得多年前在校园内偶遇周勋初。当得知姚松正在教授《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时,周勋初特别提及:“文化譬如流水,总是由高往低流的。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去,文化就只能自己去弘扬了。”周勋初对国家的富强总抱有很深的希望,原因在于他认为文化的提升,不止是文化界和学术界的事,更在于国家的蒸蒸日上。
还在读大学时,周先生因肺病而休学一年,是南京大学和国家给他提供了养病的机会,也因此,周勋初对国家始终深怀感恩之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总是愿意更多地将学问传承下去。这种精神感染了许多人。周勋初的弟子、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始终记得周先生身上葆有的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不忘以学术为社会做贡献的信念。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回忆2008年5月23日下午拜访周勋初,即获赠高华平所著《论语集解校释》一书,他记得周先生说:“你是搞经学的,高华平是我的学生,此书可能对你有用。”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吴葆勤忆及2004年从周先生处听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跑遍南京买到一部,后其父吴金华(1943-2013)先生翻阅后认为很有用,并对该书与《三国志》有关内容均加了批注。2021年,吴葆勤在康养中心再次拜访周先生,提及自己在校勘《三国志》较多用到《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周勋初当即表示要送他一部。两个月后,他果然收到这套书。吴葆勤动情地说,“老先生言必信,行必果,让我感动莫名。”
凡是有利于文化传承和播扬的事情,周勋初总十分愿意支持。凤凰出版社姜小青编审就认为,周勋初之于江苏古籍出版有“定海神针”的作用。姜小青忆及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时,许多作者不理解,纷纷撤稿。而周勋初却毅然将《册府元龟》交凤凰出版社出版,此书后来获“中国政府出版奖”,为凤凰出版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今周勋初又毅然承担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成为《江苏文库》出版的坚强后盾。事实上,只要事关文化建设,即便是一些较为复杂的项目,周勋初也义不容辞,敢于担当。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长卢伟谈及周勋初与同时代学人一起推动古委会建设,领衔主编《全唐五代诗》在古委会立项及项目推进的概况,对周勋初再三致意。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严杰以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为例,也特别述及周先生对《全唐诗》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味着不止在中国宣扬,还要在对外传播中彰显中华文化的特殊魅力。如今,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中,藏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知名学者赠送给周勋初的诸多论文抽印本和论著,它们静静地诉说着周勋初于域外弘扬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故事。南京大学曹虹教授以周勋初的马来西亚学缘为例,谈到周先生所带马来西亚博士生余历雄笔述而成的《师门问学录》的巨大影响,总结了周勋初缔结马来西亚学缘的智慧和贡献。曹虹指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社会政治文化迎来了全面松动,国际间汉学界的交流合作也开始多方打开渠道,周先生从九十年代前后已多次积累汉学国际化的实践经验。周先生相信‘传统文化是民族和谐共处的纽带’。”曹虹认为,周勋初缔结海外学缘的智慧和经验,可以为新形势下开拓国际交流活动,提供诸多参考。
周勋初讲述,余历雄记录而成的《师门问学录》已出多个版本,成为同类书中的畅销书
在研讨会的总结陈词中,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平指出,“周先生的人生智慧,可能是他的身世和过早边缘化的经历赋予,更源自他非同一般的觉悟。有此智慧,人生充实有光,有张力,故能‘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节奏’,就不至于手足无措,就能如同树木一样,在阳光风雨中自然生长。‘顺其自然地登攀’、‘有自己的节奏’,这或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理想境界。” 在文化传承日趋紧迫的新的历史时期,全新的《周勋初文集》正以其特殊的学术品格和历史意义,为传统文史之学拓展增添新的动力,相信它也将触发更多有兴味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