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一题长期以来与政治密切相关。尽管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常呼吁建立善政以预防暴力，但各国政府似乎仍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对暴力手段的应用。多数执政者普遍使用这些手段，以维护其所定义的公共秩序。然而，暴力议题在政治领域中常常笼罩在模糊不清之中。尽管暴力在某些政治运动中是一个经常被研究和讨论的现象，但暴力本身往往未受到深入审视与探讨。
《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06—1960）》的作者是威廉姆斯学院历史学教授英子?丸子?施奈华（Eiko Maruko Sinawer），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亚洲问题，这本书是她的首部著作，聚焦于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此后她出版了有关日本社会文化史的相关作品。
《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06—1960）》
在一次访谈中，她提到在撰写《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06—1960）》时，深切感受到在繁杂的历史资料中寻找有用素材的难度。然而，她在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的一天却偶然发现了一份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流氓被雇佣殴打政客，以及与殴打部位（脸部、手脚或躯干）相关报酬的文件。这份资料的详尽记录出乎她的意料，让她体会到研究人类历史的价值。她强调历史在每一刻都在发生，并指出这一观念在书稿创作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施奈华教授指出，暴力这一元素始终贯穿于整个日本近代政治史当中，甚至可以说近代日本国家的形成本身就伴随着暴力的元素。因此，这本书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将暴力置于日本政治史的核心，聚焦日本近代史中活跃于政治场域的各类暴力专家或职业暴力者（志士、博徒、壮士、大陆浪人、院外团等），探究其对日本政治历史演进的影响。这种切入角度也向读者传达了一个观点：日本政治往往比我们先前理解的更具危险性和暴力性。
一、暴力中诞生的近代日本国家
在描述日本近代国家时，作者使用了“暴力中诞生的近代国家”这一表述。在幕末时期，反对德川幕府的势力被称为“勤王派”或“志士”，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采取了暴力手段，暗杀外国人和被称为“卖国贼”的本国人，以表达排外情绪和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情绪。这些暴力行为逐渐被视为“爱国行为”，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刺杀活动。最终，志士还是受到了围剿，残存的志士不是退出政治舞台，就是加入了推翻德川幕府的军队当中。而日本历史上也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重要政治家遭到刺杀，例如，原敬参加政友会近畿大会来到东京火车站，在通过检票口时被车站职工中冈艮一用匕首当场刺死，日本第27任首相滨口雄幸于1931年遭到暗杀，以及在“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杀的犬养毅等等。特别是此类政治刺杀活动往往与刺杀者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诉求有关，在法院裁判中总能获得一定的“从宽处理”，刺杀原敬的中冈被东京地方裁判所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经过三次减刑后，于1934年即保释出狱。再例如，“五一五事件”中刺杀犬养毅的十一名凶手利用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宣扬他们对天皇的赤诚与忠心，激起大众更多的同情心后，最终以轻微的刑罚被处理，数年以后，全员获得赦释。
日本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在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
这些早期的暴力行为为后来的政治暴力埋下伏笔。虽然与法律的漏洞以及全球民族主义兴起不无关系，但早期的暴力不仅为政治刺杀的法律处理提供了范例，还在法律体系中引发了对政治暴力的考量。志士虽然在明治维新之前逐渐式微，但为反抗者的行动提供了先例，并为后来的政治暴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外的群体则是博徒，他们是以赌博为业之人，或称“赌徒”。他们是德川幕府时代形成了一股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博徒内部有明确的阶级划分，有着团结一致的行事风格，他们的历史随着赌博业的兴衰而起伏。幕府势力衰退的幕末时期，志士与博徒无不涉足政治。然而，与志士不同的是，博徒并非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关心，或是对西方势力鲸吞蚕食的恐惧，而是因为他们是地方上以暴力闻名的人，所以注定被卷入政治当中。他们被幕府势力纵容，参与帮助幕府势力实施暴力镇压的工作，一方面有一批博徒群体积极参与倒幕运动，并受到藩主的征召，参与了旧德川幕府顽固势力与明治勤王派之间的一连串战役，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伤亡。
随着1868年1月新登基的明治天皇宣布废除旧的幕藩体制，最后一位德川将军也在4月宣告投降，德川幕府的覆灭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和平的政权交接。作者认为，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如法国大革命般血雨腥风，但我们不应忽视戊辰战争，这场德川政权的拥趸与明治天皇势力间持续了一场直至1869年6月底的内战，而该内战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讽刺的是，随着明治时代的大幕拉开，先前加入明治政府一方战斗的博徒们不再受西化政府的青睐，此时的新政府正计划透过现代化军事和警力强化自身的武装力量，而不是与这些非法之徒结盟。当博徒再次活跃于政治舞台时，就已经站在了明治政府的对立面，因为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时参与甚至领导了自由民权运动里最暴力的那一部分。
我们不应该出于对明治维新进步性的认可，就否认明治政府的建立实际也是一场暴力四起的剧变。明治维新之后有明治政府官修的史书秉承着“王政复古史观”问世，这种以天皇的正统性和绝对性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解释维新历史的历史观点也成为1945年以前除唯物主义史观学者外的最大前提。这种历史观念给日本人一种“明治政府=进步”“幕府势力=落后的”的印象，这种印象也在小说、电视剧、电影之类的文艺作品的推波助澜下灌输给了日本民众。所以本书从暴力的角度批判性地审视了明治维新的历史，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这段历史以及历史中出现的人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暴力与民主的纠葛
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颁布了《明治宪法》作为其第一部近代宪法，标志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突破，也推动了法律近代化进程。然而，《明治宪法》存在漏洞，对公民权利的规定有限且可被剥夺，其制定过程受到政治精英的操控，对于投票权的限制等都是政治元老操弄的结果。这导致许多人被排除在政治中心，他们要么消失在政治舞台，要么选择采取暴力行动。暴力仿佛让这群被政治边缘化的人群产生了路径依赖，因为依以往经验，暴力是最便捷且有效的。
19世纪的一所日本击剑学校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壮士”一词，最早指的是参与政治的年轻人，他们自认使命是扩大人民权利。他们一定程度上和幕末那一群人很相似，持续被压抑的政治参与也助长了壮士的暴力行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存在限制，这意味着政治人物的整体人数虽然较过去增多，但绝对数量还是少的。此处，就有壮士发挥其影响力的余地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限制反而创造了一批希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被排除在正式政治之外的年轻人。那些政治能量来源有限的青年可能会被诱导成为壮士，通过暴力表达他们在投票箱中无法表达的东西。这种暴力不仅在1880年代初就已出现，甚至在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仍持续存在。学生加入其中，仿佛成为当时的潮流。壮士不仅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暴力专家，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讽刺的是，正是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者人数持续助长了暴力行为的兴盛。随着议会政治的到来，有越来越多人需要，也促使着壮士提供服务。
壮士渗透进政治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思维是，肢体暴力是政治游说的有效工具；确实，由于议会政府中的参与者（目标）人数相对较少，暴力便极具影响力。这种情况衍生了一种保护需求，而且也创造了一项事实：一旦壮士成为政治角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刻意回避他们反而危险，甚至不利。如此形成的政治暴力文化，使得肢体暴力被广泛接受为普遍行为，又因缺乏系统性的问责机制，这样的文化便被延续了下来。此外，由于全国仅1％的人能在投票所表达他们的声音，政客根本不必向广大民众解释他们的行为。即使选民基础扩大，人们也不清楚要如何利用选票抗议这种全面展现的政治行为。
面对这种局面，政治元老决定以国家暴力回击壮士，然而这种做法无疑是雪上加霜，反而助长了日本当时的政治混乱，使暴力在政治中成为常态。作者将19世纪80、90年代日本政治体制与文化最恰当地描述为“暴力民主（violent democracy）”，即暴力与民主在不稳定且时而矛盾的关系中共存。据作者所言，日本近代史的大部分时期，暴力与民主一直以不安、复杂、紧张的关系相互交织。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也将暴力和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威胁，却又无法完全摧毁彼此。暴力并未彻底摧毁民主政治，而民主也不能完全消除暴力，甚至可能助长暴力。
此外，这种被抑制的政治参与渴望还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前锋。这群人被称为“大陆浪人”。例如清末时期的头山满、内田良平，他们对日本国内政局不满，然而由于社会地位较低，无法在日本国内实现其政治抱负，于是纷纷前往中国谋求发展。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开拓者，获得政府和财阀的支持，同时也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奠定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日本的大陆浪人期望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对中国的影响力，在贸易、文化和政治各个层面实现这一明显目标。
当时著名的东亚同文会渴望介入中国内政，而黑龙会则更直接地追求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陷入动荡，日本政府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犹豫不决。因此，日本政府需要在其对华策略中涌现各种不同的角色。大陆浪人和一些民间团体充当了这些角色，他们有的支持改良派和革命党，有的支持清政府，随后又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保持联系，之后又支持袁世凯和张勋。无论未来哪一派掌权，他们都能为实现日本的侵华野心提供便利。这种多面手的活动方式是西方列强当时所无法做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陆浪人最初对明治政府的敌意逐渐消退，因为他们已成为扩张主义急速增长的纽带，将自己的暴力与国家的暴力融为一体，以战争和帝国的名义。
三、暴力的蔓延与收敛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政党的政治家与暴力专家合作，甚至有些暴力专家被纳入组织中，这可能使政治家更容易接受与军人共同治理的情况。嵌入政治结构中的暴力也引发了人们对政党是否能够维持秩序的疑虑。来自日本暴力民主的担忧在于，类似国粹会和正义团等法西斯团体的存在加剧了现有的政治暴力文化。他们强化了对使用暴力的接受和认同，甚至将暴力美化为爱国行为。在30年代，掌握日本政治领导地位的军政府已经不再需要壮士，因为这种异质政治需要非国家暴力专家的时代已经过去。相反，他们由正规的国家武力，如警察和军人，取而代之。随着活跃的政治争斗被扑灭，民主与暴力的紧张关系被削弱，暴力专家的战略被国家采纳，暴力表现出最为系统、支配和强有力的一面。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众反对战争情绪的高涨，原本在二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极右翼团体开始衰落。由于民众对肢体暴力的难以容忍以及警方更大规模的打压，暴力逐渐退至政治非正常手段，并逐步沦为地下活动。然而，这种转变是逐渐而来的，暴力并没有突然停止。极右翼团体的极端暴力受到警方的压制，其他政治团体自然不愿涉及其中。大众对民主理念的高举已不再是战前帝国主义那种民主，而是更为真实的、不伴随侵略性帝国主义的民主。于是保守派发现，金钱这种持久的政治动力通常比暴力更加有力，而且更加低调。
当地时间1960年7月14日，日本卸任首相岸信介参加自民党庆祝池田勇人当选的招待会上，在餐厅被右翼分子荒牧退助刺伤。刺杀未遂后，日本首相岸信介被送往医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不再是一个暴力的民主国家。即使进入20世纪60年代，暴力仍然是民众抗议和工人斗争的焦点之一，即使极道退出政治舞台。甚至到了70年代，那些感觉被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的人也转向使用恐怖主义的暴力和暗杀，以此来传播他们的观点、表达失望，并展示他们是政治环境的产物。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暴力是民主的障碍。虽然缺乏民主确实会导致暴力的蔓延，但在日本的情境下，这种观点存在着一些矛盾。例如，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博徒成为了推动民主改革的基层力量，而壮士则被整合到民主政治体系中。类似日本国粹会和日本正义团等组织试图确保日本在资本和工业方面的权益，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为当时的日本带来了短暂的好处，但实际上，他们的政治暴力与近代国家的建立、议会与宪政民主、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等方面紧密相连。因此，作者认为，民主并没有消除暴力，反而可能助长了暴力的存在。
迄今为止，对暴力的探讨从未停止，作者也表达了对国家暴力机构的研究兴趣。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多次强调，专门维护和平的专家能够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快速切换，实际上，维护和平的专家也具备暴力专家的能力。作者也认为，无论是非国家暴力机构还是国家暴力机构，所有民主国家都必须直面涉及国家权力机构（如军队和警察）的问题。这包括判断国家暴力何时是公正和合理的，讨论其使用的限度和超越情况，以及审慎地考虑国家企图通过法律手段来合法化武力扩张的问题。国家暴力专家和非国家暴力专家一样，最终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和规范。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透明度、法治和社会价值观的制约。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确保国家的武力权力不被滥用、不侵犯人权，是至关重要的。这需要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持续对话，以确保国家暴力的行使是在合法和道德的框架内进行的，以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
总之，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探索了日本近代政治史，通过对政治领域中的暴力专家和职业暴力者的深入研究，还原了纠缠不清的暴力与民主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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