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冯小刚让我写文工团的女兵

2017年8月17日下午两点，严歌苓带着她的新书《芳华》，和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上海展览中心进行了一场高质量的文学对话。严歌苓的《芳华》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开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某部队文工团成员命运的流转变迁，讲述男兵刘峰和女兵像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的谦卑、平凡及背后值得永远探究的意义。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这部作品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将于今年10月份上映。

严歌苓

冯小刚让我写文工团

严歌苓：我为什么要创作《芳华》，非常自然的，就是一个孩子怀胎十月该分娩了，很简单。当然最开始的这个起因是冯小刚导演在4年前跟我说，我们两个弄一个文工团题材的电影吧，后来我说那行，我回去想一想。

他给我讲了一些故事，他在坦克六师，就是宣传部北京军区坦克六师的一些故事，还有他认为这个电影故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后来我回去就想，我觉得好像我要写还得写我自个儿身边经历过的那些人物、生活和故事。

所以我回去就把基于我真实战友的那些事情，一开始给我一个所谓的纳博科夫式的灵感战栗的东西，应该说我来自于我的这些战友，我觉得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跳舞跳了8年，后来当创作员又当了5年，完全是朝夕相处的这些战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天天相处。所以这些细节简直太生动了，我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战友当时的那种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所以写这部小说应该说是最贴近我自己、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

当然了，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也可以在叙述人也是一个作家和我自己之间游离、变换，好像占取了似乎是真的、似乎是假的，这么一个写实之间的便宜，所以讲了大量的真话，讲了很多我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很多在青春里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还有我很长时间一直在想，人群集体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这种欲望是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由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我们整个4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当然了，这里面的男主人公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模范英雄式的人物，那个时候就是平凡即伟大，每个人帮我们每个人的忙，修个地板、帮我们钉过钉子、补过袜子的模范，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人就是英雄，他的英雄因为他平凡，他平凡到了最不起眼的，但是他是具有美德的人。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爱，可不可以爆发一个男性对女性的接触，这样的一个接触导致了我们所有人命运的走向，也许不会那样走的一个走向。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写这部小说的起因、过程。

写完以后跟小刚导演说，我说我把小说发给你，但是我想这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文工团的小说，应该是非常唯美、非常诗意的，我这个虽然是在军队里，但也写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小刚导演看完了以后他非常喜欢，所以我就帮他编剧，把这个电影做出来了，我已经很多年不怎么亲手编剧我自己的小说了，我就说到这儿。

严歌苓、陈思和和人文社宋强

三个女兵一台戏”，一台戏来讲古今

陈思和：在作家面前，评论家毫无权威性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坐着的最好是冯小刚，这样就能从电影和小说两个角度来讨论。

因为我看了外面的宣传，冯小刚把这个作品演绎成一个青春剧的，是非常青春的一个名字。所以我现在还难以想象冯小刚导演最后把这个方法演绎成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但是我想肯定会非常精彩。因为严歌苓的小说几乎都编成了电影，每个都不一样，但是都非常有名。

从我的角度来读，可能我读出来的都是最不适合拍成电影的。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来，不是寻找这个作品的细分点，不是寻找这个作品中最易于被大家了解和接受的事，我想阐述这个作品当中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事情，因为这个作品呈现在外面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因为严歌苓写小说有一个特点，她会寻找一个叙事者，这个人不是严歌苓本人，她会再找一个人来讲故事，就是当她的小说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来代理她叙述这个故事的。

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所以这个叙事者不是跟作者完全合一的，他是有独立的生命经历，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角度来讨论问题的人，所以严歌苓小说有一个非常容易混合的地方，会把这个叙事人当成作者，我一开始读这个小说我也觉得这个人就是严歌苓，但是这次她拉得非常开，3个女兵某种意义上都是叙述者，除了里面的主角，就是这个萧穗子，本来她写过一部小说叫做《穗子物语》，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里通过两个人的命运来讨论这样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弱点，这两个小说的叙事人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就是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主流意识，是普通社会当中人人都这么认为、理解的意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严歌苓写这三个角色的时候，就是说代表了主流意识，到了晚年她们也都老了，她们还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流意识来讨论非常特殊人的命运，这就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小说，是呈现出来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她的发言，是她通过三个女人的发言，我觉得这题目很好，“三个女兵一台戏”，一台戏来讲古今。

在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是两个被讲述的人，一个就是男主角刘峰，一个是女主角何小曼，其他的三个女兵实际上是讲述者，她们有自己的故事，但是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从她们的口中讲出来的人，不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也不代表什么，而是通过一般社会时尚的说法来看待这些人。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张力，我觉得冯小刚电影这样拍是非常可贵的。

我活着就是让每个人都特别高兴

严歌苓：我觉得我本人是一个比较怯懦的人，我是一个不敢得罪多数的人，我不大喜欢让人家不高兴，我这个人活着就是让方方面面每个人都特别高兴，但是萧穗子不是这样的，萧穗子敢说很多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她是一个层面上的我，因为我对这个人物的认识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我写一个江洋大盗可能这江洋大盗也有认同感，萧穗子和我的关系就是萧穗子这个人你们把她认为是我，我很得意。我写散文的时候就发现我是一个很难直面读者的，严歌苓发议论了我不敢发了，但是萧穗子发议论了没关系，我是一个非常得罪大众的人，但是萧穗子不怕的，她比我勇敢、深刻，我深刻的东西放在她身上。

像《扶桑》里的叙述人，他可以在主观和客观翻墙的，不是说到了这个人去思想什么的时候，扶桑有心理活动了，何小曼有心理活动了，对我来讲应该是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这个叙事者非常自由，告诉人家说那就是我的诠释，我并不知道，我只是说一年又一年的这个故事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好像把它依次诠释的越来越全面、立体，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占了这样的一个便宜，不是一个上帝全方位的，像雨果写小说，有一个上帝的眼光，全方位的关照，从对话到形体再到内心，然后再出来非常的自由。

萧穗子这个人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无关的萧穗子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去分析他们，描写他们的心理活动，但是后来会告诉你，这个是我对这个人物百得不思解，但是这三个女兵形成了各自观察的死角，这个死角只有第二个女兵能够发现，她正好就是看到了第一个女兵叙事和观察的一个死角，第三个女兵突然又有前面两个女兵叙事和观察的死角，所以就是把主观和客观摆成一片，所以没有什么主观和客观，是非常自由的。

我告诉你这样一段故事，对不起我已经把这个人物转出来了，这个人物还不想写，我先把她们两个人的故事给说完，待会儿我再让她出场，这是我过去写小说所没有的，就是我愿意什么时候给你扯到谁就扯到谁，实际上是经过了非常精心的设计，怎样来结构这个小说在我的小说经验里面是一次非常新的闯荡，就是我闯开了，闯开了一个我从来没有闯过的一个叙事架构，就是极其的主观又极其自由的。所以实际上是把我大量对我当年生活的反思通过萧穗子这样一个像我但又不是我的虚构人物，来把它叙述出来，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