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责任体系”：日本如何步步走入战争深渊？

无责任体系

在东京审判中，日本官员逃避责任、推脱责任的问题一再浮现。许多甲级战犯嫌疑人口口声声地说，他们怀抱着和平的意愿，但结果事与愿违。也有人声称，他们是反对战争的，但因是国家的决定，只能奉命行事。

这种说辞无疑是在逃避罪责，因为政治责任“论迹不论心”。也就是说，认定政治责任的关键，不在于动机或意愿，而在于结果。政治家内心的善良意愿、美好动机或伟大信念，在其外在的实际行为后果面前微不足道。无论这些官员怀有怎样美好的意愿（假使真有），也无法一毫一厘正当化侵略战争的罪责。但在另一方面，官员逃避责任的事实，也生动地反映出日本权力构造“无责任”的特点。而且，战前日本政坛山头并立、割据纷争的结构特征，也使得政治家更加倾向于推卸责任。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丸山真男举了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进行说明，那就是“抬神轿”。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宣布对25名被告的判决。

所谓“抬神轿”，是指人们在某些节日，把供奉在庙里的神像“请进”神轿，然后抬着神轿游街。丸山说，日本滑向战争深渊的过程类似于“抬神轿”。一开始，一群人抬起神轿，但走了一段路后，他们就累了，于是把神轿从肩上卸下来，换了另一群人继续抬。但是这群人走了一段路后，同样卸下神轿，由第三群人继续抬。接下来“抬神轿”的人不断更换，最后，神轿稀里糊涂就被抬到了悬崖边上。当它再次被抬起来的时候，便坠入了深渊。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由谁承担神轿坠入深渊的责任呢？

最初抬轿的人不愿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并没把神轿抬到悬崖上。”后来抬轿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抬的时候，神轿已在悬崖边上。”轿子里的“神像”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会说：“我坐在轿子里，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一来，最终无人肯承担责任。丸山真男的比喻非常形象。日本一步步走向战争的过程，正像“抬神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4年里，日本换了13个首相、19个陆相和15个海相。他们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属于不同的党派和政治势力，奉行着不同的政策，但就是这么一拨一拨的人，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将日本推进了战争的深渊。

为什么无人负责？

日本为何会形成无责任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到《明治宪法》那里去。

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明治宪法》有几个特征：首先，天皇掌握国家主权，是唯一的正统性来源；其次，天皇只有权力，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最后，国民对天皇和国家负有无限的责任，却无权判定权力体系的正当性。

在这样的规定下，日本人民无权质疑天皇制。日本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国土和国民，都属于天皇家族。而且就日本官方意识形态而言，天皇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天皇是真、善、美的化身和完美的道德典范。生为日本国民，已经是人之为人的最高荣幸。日本国民对于天皇，要像对待父亲或活神一样，感恩戴德，俯首称臣。任何对于天皇的怀疑，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还是文化，都必须为天皇服务。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天皇只有权力没有责任，而国民只有责任没有权利。权利和责任的极度不匹配，最后造成了责任归宿不明的问题。

而且，本书第一章还谈过，日本天皇有绝对君主的一面，又有立宪君主的一面。尽管天皇享有绝对的权力，并是统治的唯一正统性来源，但在国政运营层面，他却往往是“沉默”的，如同神轿里的神像一般（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在军事事务中，天皇作为大元帅并不“沉默”）。可如果天皇不说话，日本的政治要如何运营呢？

答案是：只有元老、重臣、首相和内阁成员把“神轿”抬起来，日本政府才能运作起来。这些政治家一边揣摩着天皇的“圣意”，一边通过向天皇进言来运营国政。但在此过程中，他们要努力将决断主体模糊化，不能让民众发现是谁在拍板、谁在做决定。比方说，一个决策明明是首相做出的，但它仍要被说成特别符合天皇的意愿，以避免架空和篡夺天皇大权的嫌疑。这样一来，日本的决策过程就变得非常暧昧和模糊，从而构成了“无责任体系”的一个主观因素。

卑微的“抬轿人”

造成无责任体系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那便是我们一开始谈过的日本政权构造“多头一身”的属性。

在战前的日本，元老、重臣、内阁、官僚、议会和军部，各自分享一定的权力。最开始，元老的权力最大，他们可以决定“神轿”的前进方向。元老们死后，原敬和加藤高明等强势政治家也可以决定“神轿”的行进方向。可再到后来，由于政党争斗、议会腐败和军部专横，权力又分散开来。“抬神轿”的过程，变成了各方势力不断的斗争，而所有的政治决定都成了各方角力的结果。由此，“抬轿人”的责任意识变得更加淡薄。

由此可见，日本的无责任体系，归根结底是天皇制造就的。那些“抬神轿”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如首相、大臣、高级外交官、陆海军将领，看起来权势熏天，但就天皇制国家的构造原理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天皇的奴仆而已。他们尽管掌握国家权力，但绝对不会产生像希特勒那种掌控国家命运的独裁者的感觉。因为他们享有的一切权力，既不来自宪法，也不来自人民的授权，而只来自天皇的授命。换言之，他们的荣耀，只不过是“抬神轿”的荣耀，他们的骄傲，只不过是“恃宠”的骄傲。例如，东条英机作为战前最有权势的首相之一就曾说过，他只是一介草莽之臣而已，像石头一样卑贱，天皇的光芒照耀在他身上，他才能发光闪亮。

可以说，在战争期间，日本没有真正的政治家，有的只是谨小慎微、奴颜婢膝的官僚。这些官僚掌控着行政机构，掌控着大工业和军队，掌控着亿万民众的身家性命，但他们却没有自己的理念，也没有为实现理念付出行动的勇气和责任。他们作为天皇的奴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深陷形式主义的泥沼，毫无抵抗时流的勇气。一个由一群缺乏主见的奴才所构成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一个由一群没有责任感的奴才所引领的国家，迟早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步入歧途。

《“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商兆琦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出版，516页，88.00元

（本文节选自商兆琦著，《“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