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部落酋长的权力策略

【编者按】

人类社会最初的权力来源何处?早期的区域性组织是如何得以建立，并被潜在的精英所统治的?作者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以其长期工作的丹麦、夏威夷、安第斯三大区域的史前考古材料为基础，详细讨论了在早期社会权力起源过程中，酋长如何获得权力以及这些不同的权力来源对相应的社会进化策略产生的可能影响。

蒂莫西·厄尔是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新进化论”（Neo-Evolutionary）理论的继承者、“酋邦”考古的代表性人物，曾于1993-1997年任美国人类学会考古分会会长，2014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人类社会组织的早期演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与中央权力的诞生。

本文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版《酋长如何掌权：史前政治经济学》第五章“酋长的权力策略与复杂政治组织的诞生”。

为了建立成熟的政治组织，酋长通过经济、军事、意识形态这三种主要权力媒介形塑了其社会地位。在本书探讨的历史与考古案例中，酋长都同时使用了这三种媒介来策略性地建立起统治。对多种权力来源的综合使用在酋邦社会中是非常正常的，这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的一个通则。然而，不同社会所取得的成果却是高度差异化的。当一些国家社会已发展出复杂治理组织时，另一些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则仍是去中心、不稳定且原子化的。是什么决定了某些情景中权力的固化与制度化，以及另一些情况下本地势力对于中央化力量的成功反抗呢?

权力的固化与制度化依赖于系统性的权力策略。权力策略指统治社会阶级结合各种权力来源以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各类手段（DeMarrais，CastilloandEarle，1996；Mann，1986）。哪种权力来源更为关键，不同权力来源如何相互结合，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权力策略的基本特性。对于每种权力来源的策略性使用又依赖于一些历史机遇和直接的政治动因。对于策略的选择涉及对其效用与成本之间的权衡，以及对于策略可持续时长的考量。在我们所探讨的案例中，主要的决定因素应当是政治经济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换句话说，对运行某种权力策略的选择建基于其强化及控制政治经济体系，并调配剩余产品以发展中央化权力的能力。

权力策略的本质特征 （如何处理财政、控制的本质特征、制度化的潜力）对于社会的长时段进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Earle，1987，1994a；JohnsonandEarle，1987）。秘鲁、丹麦及夏威夷群岛各自显现了不同的权力策略。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在各个案例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不同的权力来源在促进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上也有着许多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些主要权力来源在创造权力策略时，也与其他权力来源有着不同的联结，这些联结的动态过程进而影响社会的长时段进化。如果不同的权力策略会带来不同的成果，那么导致新兴精英选择某种策略而不是其他的具体情况，便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需要辨别的。不同的权力策略以不同的路径导向 （或源于）社会复杂化，进而发展出扩展或阻碍权威中央化的各种不同手段。不同社会中的政治体规模增长率及等级化制度稳定性存在着明显差异，通过对比造成这种差异的动态体系，我们便能识别掌握这些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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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策略的本质与结构

通过发展权力策略，个体或社会群体便能策略性地利用不同的权力来源以统治他人。如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所总结的那样，三种权力来源各自有着不同的内在动态，这对其有效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建立一种权力策略最为重要的内容，便是发展出将这些权力来源联结到一起的有效手段 （图５.１）。

造成不同权力来源主要问题的原因大致可被简化为权力的两个多变特征：持续存在的对于控制的逃脱，以及权力扩展方式的不确定性。第一个关键多变特征也可以理解为，权力如何可能被限制在（被控制于）少许人的手中。

经济权力是最易被控制的。经济的本质就在于其物质特征：人类劳力从 “自然”资源中生产出可在不同人手中交换的商品。经济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涉及物质的转移及转变，物质的物理属性则意味着它可以被集中、保卫。由于生业与社会系统会对某些特定资源、技术及物品产生需求与渴望，对于生产与交换的控制才会拥有生成社会权力的潜力。

政治经济体系天生是追求增长的。通过选择性控制而获得的剩余产品，会被再投资进技术基础的扩展上，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经济的集约化与再组织创造了使控制更为可行的条件，即集中化 （或受局限）的资源、大型设施 （如灌溉系统）、复杂的制造过程以及依赖于船只等交通技术的交换。本地限定的生产资源、复杂的制造过程以及分配的有限途径都能使控制需求物品成为可能。尽管需求物品可能具有多元的意义，但它们毕竟仍是物。

物在经济系统中的流动就仿佛是一组灌溉系统在运作。水从自然的径流中被引入，通过修建的通道被分流，最终到达需要浇灌的田地。由于是酋长组织修建系统并控制水流，他能决定哪里繁茂，哪里凋零。酋长对于经济中物质流动关键节点的控制同样使其能够控制其他许多领域中的政治行动。

军事权力是强制力量所带来的。它在创造大规模政治体上是强有效的，但其问题是难以被控制。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有效的平衡器，既被用于统治，也被用于反抗。酋长利用战士来展开政治征服与巩固，但战士也能轻易地背叛旧主，剽窃酋长部分权力，甚至是将其谋杀。强制是具有极高风险的，因为总是会存在无情的反叛者，这几乎是无法被控制的。强制力量的竞争本质使其高度不稳定，它基于恐惧与怀疑，个人在其中的利益因此是极为易变的。

意识形态权力是社会法则所规定的。人们会以其认为正当或必要的方式开展行动。但又该是谁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呢? 是谁控制了文化的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规则本身是高度个人化且分裂的，它存在于每个个体的脑海之中，每个人都对世界和其在世界中的位置有自我的理解。只有通过物质化的过程，即意识形态能被社会群体公开参与展演与表现，文化才能被策略性地生产，并因此被中央领导者所控制与操纵。仪式的复杂性与规模可以限制谁才能借此展开表演，威望物品生产与交换的特质则可以限制谁才能获取物品象征中所蕴含的深奥知识。

权力的第二个关键多变特征则可被理解为，权力的某种媒介如何能够被用来整合并控制其他媒介。每种权力来源的使用都有一定的极限，否则便会出现边际效用的飞速递减。对于经济系统的持续集约化会使开支急剧增加。军队不断扩张造成的后勤压力反而会使其力量减弱。对于意识形态的大量投资也会使其变得冗余且低效。

然而，使用一种权力来源来获取其他的则是可能的，三种权力来源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

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剩余产品会被用来投资军事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的发展与控制。如夏威夷酋邦所示，基本财政系统可被用来支持专业人员，包括土地管理人、战士、祭司以及工匠。用剩余产品供养战士便能获得军事权力，他们的持续效忠最后也换来了相应的采邑与封地。为了准备对于考爱岛的入侵，卡米哈米哈便推动了在新近征服的瓦胡岛上修建灌溉设施，以作为对其战士的赏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限制战争武器的获取也能控制战士。在夏威夷群岛，只有酋长能负担得起大型战争木舟的建造。在丹麦，冶金技术的复杂性也使通过附属专家控制战剑的制造成为可能。一旦这些对于军事权力的控制不再可行，那么这些社会便会高度分裂为本地的小型社群，各自为战。

经济剩余产品也能被用来支持意识形态权力，即创造一种相应的政治文化。在夏威夷群岛，农田中产生的剩余产品资助了庙宇纪念碑的修建、宗教仪式的开展以及等级化祭司体系的维持。仪式的重要装饰物，如体现神的权力的服饰，同样是由酋长旗下的工匠制造而成的，并由玛卡希基仪式中所收取的社群贡赋提供原料。在丹麦的案例中，工匠也依附于酋长，并可能制造了用于仪式展示的特殊物品。这些物品标志着一个掌握跨区域资源阶级的存在，他们自身的认同凌驾于本地的区域性认同。基本财政与出口商品的生产同时资助着军事与统治意识形态的发展。

反过来看，军事权力也会被用来夺取或保卫经济及意识形态权力。这种手段被公开用于扩展政治经济生产基础、操纵威望物品流动、攻占统治意识形态组织等方面。在夏威夷群岛，征服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夺取生产力资源及人口。万卡酋长则会抵御攻击，以保卫社群所属的土地与资源，他的勇猛与价值则会以其夺取土地、动物及女人的能力所标识。涉及威望物品交换的酋邦的军事目标则是夺取财富和保卫贸易路线。曲半岛的战士大多数时候都在掠夺牲畜与财富，并为通过与外部群体贸易以获取高价值财富的机会而战。战争的另一目标是夺取意识形态的组织与设备。若能占领夏威夷的庙宇、曲半岛的墓葬土丘、万卡的围墙城镇，那么便直接获得了这些设施所支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战争的目标因此便是通过夺取不同的权力基础来增强统治的有效性。

意识形态权力也能被用以结构化、合法化社会中的其他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会构造出权威的准则，以确立结构化经济与军事秩序中所给予的权利 （与义务）。土地的拥有及使用权便最终要建立在某个意识形态的结构化准则之上，而并不是由农业技术本身便能说明的。夏威夷或曲半岛的文化景观便内化了社会的历史，并因此彰显出其人群所接受的等级化关系。社会群体及其在酋邦社会中的领地被融合为一体，又通过计量与分割使各个群体及其领地之间的界限被严格规定。某个社群对于资源的权利规则并不是截然分明、清晰可见的，而是在不同社会群体为其利益所展开的交互协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文化事实。

南非洞穴里的岩画

意识形态也常被用来强调领导者基于其军事力量与社群防卫所具有的合法性。万卡社会的纪念碑便不是庙宇，而是社群的防卫围墙，后者也是在酋长监管下建造完成的。社群正是通过其由辛切所领导的共同活动来定义自身的。在曲半岛的酋长之中，标识男性精英地位的威望物品正是用于战争的武器。尽管关于它们是否在冲突中能真正被有效使用仍存在许多争议，且其中装饰极为繁复的那些酋长佩剑也确实少有使用痕迹，但其所反映的地位毫无疑问是基于战士力量及勇武的。夏威夷的酋长羽毛斗篷和头盔会在战场上被穿戴，以作为战士状态与位置的象征。打败一个战士的标志之一便是剥夺他的斗篷，后者随即会被胜利的最高酋长重新分配，以奖赏他麾下的战士与酋长。

权力来源都是相互纠缠、相互依赖的。或许人类政治组织进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便是酋长策略性地综合使用不同权力来源的方式。通过控制基本财政和威望物品的生产与分配，酋长能够将剩余产品投资到对军事力量与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去。由于领导者控制了支持战士和祭司的基本财政生产，以及其所使用武器和象征物品的专业化制造，军事威胁的能力以及宗教的神圣性便也因此归为统治者所有。

政治经济的物质流动提供了将不同权力来源联结在一起的绳缆。军事是攻占与保卫经济生产力资源 （农田与动物）和意识形态物质化象征资源的物理手段。意识形态则反过来制度化了所有权与社会、政治等级体系中的经济秩序。

酋邦进化的多元路径

社会进化的一般政治过程有三种普世的权力来源，各自植根于人类存在的自然特质之中。它们被策略性地使用以引导 （或反抗）社会群体的行动。对于社会权力的有效政治利用依赖于对其的控制，而这一控制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政治经济体系的特质之上。

是什么影响了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因此也成为一个社会进化综合理论的重要基础。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衡量社会进化的标准是什么? “复杂性”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而我则想在此着重强调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内在元素，即中央性 （centrality）。在复杂社会之中，中央化系统是一条条导管，围绕着中央节点展开，并在其中流动着商品、物质、信息、决策以及权力 （Earle，1994a）。结构化的关系使个体或群体能够从他们中央化的位置上运用某种程度的权力。创造及控制中央系统的尝试涉及政治竞争以及制度关系持续的确立与打破。

我所试图表达的观点是，领导者会不断试图中央化并控制社会系统，导致其尝试成功 （或失败）的因素，能够作为建立社会进化一般化理论的研究起始点。领导者的成功表明他/她集中了权力，并拥有了一套用于社会行动的有效组织。这一成功又必然同时意味着其他个体抵抗以保持独立的失败。每个政治系统都代表着酋长策略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平衡，前者寻求中央化领导者对于人群的统治（无论是为了享乐还是发展），后者则渴望发展分裂的权力策略或仅仅只想逃离中央化 （对于本地群体和独立个人）的控制。判断复杂性的发展是否有利并不是本书的目的。个人而言，我在中央化的系统中看到了大量的损失，但我也认识到此类系统的进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现实 （Sanderson，1995）。

能够从本书分析的历史案例中学习到的主要知识便是导向复杂性，即中央化政治系统的发展途径有很多。这些案例中酋长各自采取的权力策略大相径庭，这些策略的特质又极大地决定了发展的动态、机会及规模。我们或许可以用这三个案例象征性地代表三种酋邦类型，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进化动态与路径。

山堡酋邦 如万卡酋邦，其农业集约化受到限制，社会权力主要依赖于军事力量。这便是山堡酋邦，它们都会经历长时间的政治发展停滞。个体社群拥有着自己的辛切科纳，躲在防御围墙之内，这样既从潜在的攻击中保护了他们，又限制了其社会群体的发展。人口都集中于大型聚落之中。此类酋邦的意识形态较为简单，只有少量的仪式性建筑和高级个人墓葬。

威望物品酋邦 如曲半岛酋邦，其相对贫瘠的土地支持了出口经济的发展，并将区域酋长联系至广阔的跨区域交换之中。这些社会依赖于威望物品交换，其中的财富物品物质化了统治意识形态，并成为支持领导权的一种政治货币。他们符合伦福儒 （Renfrew， 1974）的个体化酋邦模型，其中墓葬的个人等级会通过物品得以标识。此类酋邦强调个体以及他们发展并试图建立控制的社会网络。

物品是那些同等政治体互动下的远距离政治网络中的物理媒介。威望物品酋邦的发展是十分动态的，社会等级体系能够快速地被建立，快速地被破坏 （Kristiansen，1991）。对于跨区域威望物品交换的依赖使得本地社会将受制于本地行为影响范围之外的领域，酋邦因此快速地兴起、衰亡。

基本财政酋邦 在夏威夷，酋长创造出了一套集约化的生产系统，依赖于灌溉设施、旱地梯田以及鱼塘。这些设施被酋长所占有，是基本财政经济的基础，其中的剩余产品被用于调配和策略性投资，以维持农业的发展和对其他权力来源的掌控。在这一案例之中，基本财政酋邦展现了稳定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央化制度控制的不断强化，这最终使其无限接近于国家社会的门槛。文化景观的建造塑造出了伦福儒 （Renfrew，1974）所谓的群体导向的酋邦。酋长会组织建立起用以彰显群体合作的纪念碑，对个人特质的强调则明显少于对稳定、持久权力的制度化的强调。在这类情形下，个人正是基于制度化的背景获取权力。

小结

不同的环境、经济、社会有着根本上不同的进化途径。在一些案例中，强大的中央化权威得到发展，并得以有效控制多元的权力来源。在其他案例中，控制则是脆弱的，中央化也是不稳定或相对简单的。这代表了领导者寻求个人及群体权力所达到的不同程度的成功。反过来说，也就是他们在处理本地与个人独立反抗因素上的表现有所不同。

异质性的概念（Crumley，1987；Ehrenreich，Crumley and Levy，1995）表明，对于许多中等层次社会而言，权力是分散的，这不是因为领导者没有试图中央化政治组织，而是因为垄断并联结不同的权力来源本身便是十分困难的。不同的组织可以共存，并各自掌握着不同的权力来源，它们相互之间或有竞争。这一看法和迈克尔·曼 （Mann，1986）将权力视为本质上相互独立且多中心的观点是相近的。举例而言，在现代社会，教堂、国家、公司的权力便部分地相互对抗，并能在各自独立的权威及行动领域内发挥作用。“复杂的”社会系统因此可以从许多方向开始发展，以形成多样化的权力来源。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复杂性越高便是越去中央化的，只要在一定的限制内即可 （参见 Brumfiel，1995）。

相互竞争的各社会组成部分都试图获取并中央化权力。在一些情况下，如夏威夷这般的基本财政酋邦或其他水利社会中，权力来源能通过对剩余产品的运用来有效地整合，以集约化的农业基础资助军警、工匠及管理人，以及祭司与仪式。但如果政治经济体系无法被中央化控制，多样的权力来源也会难以被控制，多中心的社会由此得到发展。社会进化的多样性途径不应遮蔽权力政治发展的一般准则及过程。扩展与抵抗中央权力的尝试塑造了社会进化，社会生活中资助政治对手的手段则又会极大地影响长时段的进化路径。